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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李学勤先生在讨论历史学的通俗普及问题的时候，很自然地回忆起吴晗先生。20世纪50年代末，吴晗以史学界权威和北京市副市长的身份，向学界提出：“要求各方面的学者、专家也来写一点通俗文章、通俗读物，把知识普及给民众。”吴晗不仅撰文提倡，向史学界游说，还亲自主编影响很大的《中国历史小丛书》。这段回忆让我们萌发了组织编纂《细讲中国历史丛书》的打算。
当我向李先生提交了编纂方案后，他认为，编纂这样一套书对以史鉴今、以史资政、以史励人是极有意义的事，很值得做。随后，我们又把多年酝酿的编纂构想做了大致的概括：突破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残酷战争”描写的局限，注重阶层、民族以及国家之间的友好交融和交流的记述；突破“唯帝王将相”和“否帝王将相”两个极端的局限，注重客观反映领袖人物的历史作用以及“厚生”“民本”思想的弘扬；突破长期分裂历史的局限，注重阐述统一始终是主流，分裂无论有多严重，最终都会重新走向统一；突破中原文化中心论的局限，注重全面介绍中华文化形成的多元性和影响力；突破历朝官方（修史）文献的局限，注重正、野史兼用，神话传说等口述历史与文物文献并行；突破单一文字表述的局限，注重图文并茂，以考古文物图表为相关历史表述提供佐证。
《细讲中国历史丛书》的编纂重在创新、面向大众和通俗化。李先生认为这一美好的愿望和构想要付诸实施并非容易的事。他特别强调要组织专业队伍来撰写，并提出“让历史走向民众是史家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令我欣喜的是，精心撰写这套书的作者团队本身就是教师。他们中有的是学殖精深、卓有建树的史学名家，有的是以“滔滔以言”享誉学界的优秀教育工作者，其中多为年轻的历史学博士。由这样一个团队来担当编写中国历史读物的重任，当得起，也信得过。
我们把编纂的原则性方案统一后，在同作者商议时产生了某些疑虑：一是认为这类图书没有多大的市场；二是认为通俗作品是小儿科，进不了学术专著之殿堂。经过一番调查分析后，我们取得了共识，一致认为：昨天的历史是创造明天的向导，读者从中可以汲取最好的营养，好的历史通俗读物是很有市场的，因为青年读者中普遍存在历史饥饿感。本套丛书的作者深感，编写中国历史通俗读物，历史工作者最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和义不容辞的责任。旅外学者得悉我们在编纂这套丛书，认为这是很有价值的，也很及时。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历史学博士张德文参加撰写并专门来信期待我们早日推出这套丛书。她在信中说：“在知识大众化、数字化的年代，历史学者不应游离在这个历史进程之外。个人电脑以及智能手机的普及，大大促进了人们对微知识的渴求。在此背景下，历史学者的通俗表述为微知识的传播提供了必要的积淀和范本。”行文虽然不长，但一语中的，说清了普及历史知识的重要性。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邹逸麟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王家范教授等读了丛书的文稿后还专门撰文评说，认为这既是一套通俗的、面向大众的历史读物，又是一套严谨而富于科学精神的史著，对于广大读者学习和发扬中华民族的爱国传统、学习和发扬中华民族的奋斗精神，推动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早日实现很有作用。
这一切，让我们得到莫大的鼓舞。作者在通俗方面做了极大的努力，他们中的不少人在写作中进行了刻苦的再学习。从史实的查证到篇章的构架，再到文字的通俗化以及图片的遴选，都花费了他们大量的时间和心血。丛书采用章节结构的叙史形式，目的在于令读者通过目录就能够对书中的大概内容一目了然。中国历史悠久，史料浩如烟海，读史者历来有“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读起”之叹，讲史时以“时间为纲”，即可以从纷繁中理出头绪来，再辅之以“专题为目”，这样在史料取舍上就更加突出主题。本丛书注重以故事取胜，以真实的历史故事吸引人，感动人，启迪人。图文并茂也是本丛书通俗化的一途。中国历来重视“右文左图”，以文注图，以图佐文。
通俗而雅，也是这套丛书的一大特色。雅者，正也。通俗不是低俗，亦不是庸俗，它是在科学和学术的基础上展开的。把应该让读者知道的历史现象和历史观念用最浅显明白的方式告诉读者，这就是我们所需要并强调的通俗。本套丛书的学者们在撰写时一是力求语言上的通俗，二是着力于情节中的通俗，继承和发展了太史公司马迁那种“以训诂代经文”的传统，把佶屈聱牙的古文经典用活了。所以说，深入浅出的通俗化工作更是一种学术活动。
为了增加生动性、可读性，作者尽量对某些有意义的人和事加以细讲，如对某些重要的出土文物予以介绍评说，对悬而未解的疑问加以释惑，对后人误传误解的问题予以纠正，对某些典故加以分析，对某些神话传说进行诠释。在图表上尽量做到随文提供佐证。在每册图书之后增加附录，旨在增强学术性和通俗性：附录大事记，旨在让读者对本段时期重大历史事件有个大致了解；附录帝王世系表，意在让读者对本朝创业、守业和虚位之君的传承有所知晓。另外，所列主要参考书目，目的在于为读者提供进一步学习本段历史的相关资料索引。
意愿和努力是如此，最终的结果如何，诚望读者鉴定。
郭志坤
2014年8月19日
中国考古学会前副理事长苏秉琦老先生，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有这样一段经典的表述：“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华一统实体，这是我们的基本国情。”我们认为，这一表述是明确的，也是准确的，它以粗线条勾勒出了文化中国的基本框架和大致走向。
被誉为“中国史学之父”的司马迁，矢志于“通古今之变”，开创了具有“实录精神”的中华史学传统。嗣后的两千余年间，史著汗牛充栋，记述着数千年来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然而历史研究并不容易，有文字记载的殷商三千多年以来的文明发展史还较易梳理，而更前面的夏代以及先夏期的历史，则长期浮游在是真实的信史还是缥缈的传说之间，让人难以定夺。就拿夏代来说吧，大圣人孔夫子一面说“夏礼吾能言之”，一面又慨叹于“文献不足”。说白了，单凭现存的那些被太史公称为“不雅驯”的文献资料，要想叩开早已掩闭的上古文明的大门，简直是不可能的。
然而，希望还是有的。一种文明一旦产生，即使再久远，它也会在后人的记忆库中留下某种若隐若现的印记，这就是神话、传说故事的由来。正如李学勤先生指出的，“研究古代社会和古代人的思想，不能离开神话传说”。更为重要的是，“昨天”和“前天”的文明，虽说会由于某种难以解读的缘由而在地平线上消逝，但往往会在大地的深层留下丰富的遗迹和遗物，一旦人们用现代化的手段去除掉厚厚的历史尘埃，就能撩开它的神秘面纱。近百年来的地下考古发现，包括近年来熔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于一炉的“夏商周断代工程”，让沉睡在地底下数千年的先人“起死回生”，重新站到历史的前台来诉说当年的史事。豫西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发现，让原先迷惘混沌的夏代文明史，陡然清晰起来。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1号宫殿复原图
偃师二里头一带，是文献记载和神话传说故事中多次提到的夏民居住和繁衍的地方。当这里出土的属于公元前21世纪到公元前16世纪的耒（lěi）、耜（sì）、凿、锛（bēn）、锥、钻等当时的先进农业工具放在人们面前的时候，人们越来越相信一个初步进入农耕社会期的夏代的存在。当这里出土的铜片、铜鼎、铜爵、铜觚、铜斝（jiǎ）、铜盉（hé）、铜铃、铜泡和其他铜饰品，以及使用了合范法
浇铸的器物放在人们面前时，人们发现“禹铸九鼎”具有了历史的可能性。当总面积有一万余平方米的被世人誉为“华夏第一都”的大型宫殿基址被发掘出来后，夏代文明的领跑地位得到更多人的承认。二里头遗址的发现，使人们对夏王朝之前的先夏文明以及更古远的六千年、七千年，甚至一万年前的文明起步期的历史产生了极大兴趣。考古发掘极大地推进了对夏代文明的研究，使人们对夏王朝的认识不再停留在所谓“精神时代”的层面，在地下文物的发掘中，我们将渐渐看到这个王朝活生生的实体。
本书作者要告诉大家的是：在四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建立了夏王朝，实现了一定意义上的“天下一统”。这个王朝绵延了四百多年，影响了中国，也影响了世界。这个王朝虽说早已成为历史，可直到当今，世界各国还是称中国为“华夏”。
孔颖达在为《左传·定公十年》作疏时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这是孔子第三十二代孙对“夏”与“华”的最为经典的解读。“夏”的文化品格是什么呢？就是孔颖达说的“礼仪之大”。中国是礼仪之邦，而这个“礼仪之邦”的“大”起于何时呢？很明确，就起于夏代。无怪乎二里头遗址发掘出那么多的礼器了。以鼎和爵为代表的精美礼器，实际上在向我们说明：夏代是开创了礼仪之邦先河的了不起的时代！
实际上，孔圣人早已点明了中华礼仪之邦是发轫于夏代的。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这里说的“因”，就是继承。孔子是在说：殷朝的礼仪是从夏朝那里继承来的，周朝的礼仪是从殷朝那里继承来的，有这样一种继承关系，“百世”
以后的中华礼仪也是可想而知的。从孔子到当今，快“百世”了，可我们不少的华夏后人还不知“礼仪之邦”的“根”在哪里呢！
二里头“华夏第一王都”碑
“礼”之发轫于夏代，以宏阔的视野观之，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从万“邦”（原始氏族公社）林立到整合万邦并建立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王朝，夏“国”亟需一套制度、手段、象征来凝聚邦国，如此，结合当时风俗习惯而对人的行为做出规范的“礼”便呼之欲出了。
研究夏史有许多事要做，但追寻夏礼的来龙去脉，剖析夏礼的实质内涵，指出夏礼在整个礼仪之邦建设中的杰出贡献，应该是一个中心议题。夏礼不是简单的条条框框，而是深刻具体地作用于国家的建设，作用于人的品格养成的具体行为。因此，它渗透于农耕农事，渗透于民居和宫廷建筑，渗透于慎终追远的祭祀，渗透于新兴的传子制度，也渗透于人际关系的一切领域。这些都是要求我们花大力气去加以研究的。我们这部《中华王朝的开端：夏》要表达的新意也在于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