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商王实际上是商朝权力最大的官员。即使这样，商王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也会受到监督。这种监督大致来自四个方面：
第一方面是来自自己。各代的商王都以夏朝灭亡为教训，如商汤所意识到的夏朝灭亡原因是“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弗协”（《尚书·汤誓》），即夏桀耗尽民力，危害夏朝都城，民众大多疲怠不愿拥护他。夏朝灭亡的教训可以说是每位商王心里的警醒牌，“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相亦惟终；其后嗣王罔克有终，相亦罔终。嗣王戒哉！祗尔厥辟，辟不辟，忝厥祖”（《尚书·太甲上》），西方的夏王，自始至终坚守忠信而得善终，辅佐他的人也得善终；夏朝的后继君王夏桀没有善终，辅佐之人也没有善终；我们后继之王要以此为警戒，要恭敬自己的君位，如果君王没有君王的样子，就会辱没自己的祖先。所以各代商王知道，如果希望守住社稷，传承万世，就得体恤民众。这种自我监督是促使他们正确行使权力的一种无形力量。
第二方面来自神灵。商人特别信奉神灵，孔子曾经对商人极度尊奉神灵的现象进行了概括，“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礼记·表记》）。这种对神灵的信奉在商王行使权力的过程中也有所体现。商王武丁在位的时候，有一次祭祀成汤，第二天“有飞雉登鼎耳而呴”（《史记·殷本纪》），即有一只雉鸡飞到祭祀成汤的青铜鼎的耳朵上鸣叫。武丁非常紧张，认为这是成汤在责怪自己。这时祖己告诉武丁不需要紧张，只要“先修政事”，这种凶相自然会化解。武丁照着做，果然使得“殷道复兴”。从这件事情上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神灵祭祀也能对商王行使权力起到一定的约束作用。
第三方面来自大臣。商朝前期，商王太甲继位之后，“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史记·殷本纪》），结果被当时的商王朝重臣伊尹流放到了桐宫。在太甲流放期间，商王朝由伊尹“摄行政当国”。可见当时的商王也要受到一定的监督，如果行使权力没有法度则会被流放。太甲在桐宫流放了三年，在这个过程中，他逐渐悔过自新，“返善，于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从甲骨卜辞来看，伊尹并没有因为这三年的摄行政当国，而受到后来商王的贬斥，反而受到级别很高的祭祀。可见后来的商王也认同伊尹的这种做法。“伊尹放太甲”的史事发生在商朝早期，这对后来的商王都是一种警示。在商朝末年，商纣曾经淫乱不止，微子数次劝谏，比干也强行劝谏。虽然微子后来离开了商国，比干被商纣处以极刑，但是从他们劝谏的事迹上可以看出，大臣可以对商王进行监督。
第四个方面来自民众。商王盘庚将都城迁到殷之前，曾召集民众议事，将迁都的理由和决定分别告诉民众。这种向民众汇报的背后是民众对商王有一定的监督权。
商朝的各级官员也会受到各种监督。
早在尧舜时代，尧就对舜提到了为政之道，其中有一项是对官员的考核，内容是：“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尚书·舜典》）孔安国解释这句话为“三年有成，故以考功九岁，则能否幽明有别。黜退其幽者，升进其明者”。根据这个原则，在当时就应该有官员因为政绩庸劣而遭到黜退，有官员因为政绩优异而得到升迁。这种对官员的考核和升迁机制，应该被后来的王朝——包括殷商王朝——所沿袭。这种考评的机制是监督各级官员最直接的制度。
商王会对官员进行监督。商王武丁继位之后，曾经“三年不言，……以观国风”（《史记·殷本纪》），武丁这三年实际上在观察各级官员的情况，从而可以在开口执政后，能更好地任用和罢黜官员。果然，武丁开口执政后，行政的效果得到极大改善，“言乃雍”（《尚书·无逸》）。武丁“以观国风”的行为，实际上就是对官员进行监督的一种方式。
商代还会制定一定的法律来监督官员。战国时期的文献《墨子·非乐》中有这样一句：“先王之书，汤之官刑有之。”此处的官刑应当就是专门用于监督官员的法律。从这则材料中可以看出，商汤的时候已经制定了这样的法律。商王太甲在位时，伊尹“制官刑，儆于有位”（《尚书·伊训》），就是制定了监督官员的法律，来惩戒违法的官员。商代中后期的君王盘庚曾经明言“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罚”，盘庚所受惩罚的凭借应就是针对官员的法律。
针对官员违法情况实施惩戒，前已述及，见第二章《商代的制度》中《商代的法律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