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官员的仕宦

过去有很多学者研究了商代的官制，如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十五章《百官》，分“臣正”“武官”“史官”三类对商代的多种职官进行了探讨 。王贵民《商朝官制及其历史特点》分商王朝廷五个部门职官、地方政权长官、地方基层官吏“族尹”三个层面对商代职官进行了研究。 晁福林《夏商西周的社会变迁》分“侯”“甸”“男”“卫”“邦伯”对商代的外服职官，分“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百姓里君”对商代的内服职官，进行了讨论。 王宇信、杨升南主编《甲骨学一百年》第十一章第二节《殷正百辟和殷边侯甸》，专门关注了商代的内服和外服职官系统。 日本的岛邦男《殷墟卜辞研究》第二编第四章《殷官职》以“多某”为线索，对商代内服职官的名称和职责进行了揭示。 王宇信、徐义华《商代史·卷四：商代国家与社会》第七章《商王朝的职官制度》，专门关注了商代的官制， 等等。

他们考察了官职名称、种类、体系、职责范围等问题，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也存在看不到官员前后职务变化、忽视官职与官职之间关系的弊端。近几年，有一些论著开始了动态关注商朝官制，如《殷商时期的小臣》认为商朝的“小臣”是一批后备人员，他们在不同的时期担任不同的官职 ；韩江苏、江林昌《商代史·卷二：〈殷本纪〉订补与商史人物徵》考察了很多商代人物整个一生的事迹，从中可以看出有些人是有着职务流动经历的 。但总体来说，这些论著都是在论述其他问题时兼及官员，因而聚焦性并不强。另外，宋镇豪、刘源《甲骨学殷商史研究》第七章第一节的第二部分《内服与外服二重官僚体系》，对前人关于商朝官制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精到的回顾与点评，从中也可以看出过去学者们往往关注的是静态的问题 。

此时，我们考察官员的仕宦，一方面可以弥补前人研究的不足，另一方面可以为深化商代官制的研究提供一种新的路径。

一、商代官员的入仕、升迁、贬谪、罢黜和致仕

我们将从入仕、升迁、贬谪、罢黜、致仕和职务变动六个方面，来探寻商代仕宦情况。这里单列一条“职务变动”，用于专指官职平级流动或看不出升降的情况。

从人生的历程来看，商代有些人最初并没有担任官职，后来却变成了官员。《史记·殷本纪》记载了商王武丁求贤之事：

于是乃使百工营求之野，得（傅）说于傅险中。是时说为胥靡，筑于傅险。见于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与之语，果圣人，举以为相。（《史记·殷本纪》）

《史记集解》引孔安国曰：“傅氏之岩，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经，有涧水坏道，常使胥靡、刑人筑护此道。”傅说最初为“胥靡”，应当没有担任官职，他之后成为成汤的“相”，则是一个很重要的职务。在傅说身上，实现了从非官员到官员的转变。《史记·殷本纪》也记载了成汤时期女鸠、女房的故事，“伊尹去汤适夏，既丑有夏，复归于亳。入自北门，遇女鸠、女房。作《女鸠》《女房》”，可见二人曾被成汤知遇。《路史·后纪十四》对二人有更详细的记载：

桀俞自贤，矫诬上天，简贤附势，率遏众力，穷父兄，耻功臣，不任其遇。女鸠、女方（房），夏贤臣也，亦遂去之。贽既丑夏，三年复归于亳，遇诸北门，蝉连叹，知夏命之将坠也，乃遂相商。

这段材料似乎可信。“遂去之”是指“鸠、房二人或被夏桀放逐”。 女鸠、女房虽本为“夏贤臣”（即有一定级别的官员），但被夏桀放逐之后，职务应当随之被剥夺，只是一般的平民了。他们二人后来入商，被伊尹“遇诸北门”，再后来“相商”，从而成为商朝的重要官员。 如此，女鸠、女房二人也实现了从非官员到官员的转变。商末时期，有一些身为逃亡罪人的“四方之多罪逋逃” 之人，获得了商王纣的信任，“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 ，即成为大夫、卿士之类的官员，从某种程度上讲，也属于“入仕”的范畴。

商代有些已经任职的官员，在仕宦过程中，职务获得了升迁。《墨子·尚贤中》记载：

伊挚，有莘氏女之私臣，亲为庖人。汤得之，举以为己相，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

以上的“庖人”“不是一项具体的劳作，而应是一个官职” 。“相”也是官职，级别要高于“庖人”很多。伊尹从“庖人”到“相”，职务显然升迁了。在武丁时期的甘盘身上，可能也发生了类似的升迁情况。《竹书纪年》谓“（小乙）六年，命世子武丁居于河，学于甘盘”；《汉书·古今人表》中也有“甘盘”，颜师古注曰：“武丁师也。”甘盘在小乙的时候，似乎只是一名普通的官员，可能因为贤能，小乙安排他来教育武丁。到了武丁时期，甘盘的职务明显提升。《竹书纪年》记载“武丁……即位，居殷，命卿士甘盘”；《尚书·君奭》也谓“在武丁，时则有若甘盘”，孔传：“高宗即位，甘盘佐之。”可以看出此时甘盘已经成为一名非常重要的官员。商末的季历也有类似的升迁经历，《后汉书·西羌传》记载：

季历遂伐西落鬼戎。太丁之时，季历复伐燕京之戎，戎人大败周师。后二年，周人克余无之戎，于是太丁命季历为牧师。

季历作为商代周族的领袖，本来只是一般的诸侯，后来因为伐戎有功，被商王太丁任命为“牧师”，职务更加重要，应是一种升迁。商末的费仲、恶来，可能本为级别普通的官员，但因为“善谀”“善毁谗”，很得商王纣的信任，纣于是“用费仲为政”“又用恶来”（《史记·殷本纪》），此时他们担任的职务一定比之前的重要，也就是说费仲、恶来获得了职务上的升迁。

有的商代官员遭到了贬谪、罢黜。商末的九侯、鄂侯、西伯、箕子，本是诸侯或王子，担任的都是重要的职务，后来却被商纣或“醢”或“脯”或“囚……羑里”或“又囚之”（《史记·殷本纪》），他们的职务应当随着惩罚被罢黜或贬谪。商容也曾被罢黜，《史记·殷本纪》记载“商容贤者，百姓爱之，纣废之”；《韩诗外传》卷二有略详细的记载：

商容尝执羽籥，冯于马徒。欲以化（伐）纣而不能，遂去，伏于太行。

以此来看，商容本是商朝的一位重要官员，因为反对商王纣被“废”（又云“去”），这实质上是一种罢黜。《史记·殷本纪》中有一段史料，可以旁证当时确实存在对官员的贬罢机制：

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宫。三年，伊尹摄行政当国，以朝诸侯。帝太甲居桐宫三年，悔过自责，反善，于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

太甲作为商王，因为“暴虐”“不遵汤法”“乱德”，都会被“放之于桐宫”。那么，一般的官员，如果政绩不好、表现不佳或者对王不忠，完全有可能被贬谪或罢黜。

商代官员在年老的时候，还会致仕。所谓“致仕”，即交还官职，也就是退休。《尚书大传·略说》记载：

大夫、士七十而致仕，老于乡里。

郑玄注：“所谓里、庶，尹也。古者仕焉而已者，归教于闾里。”可见古代的官员到了一定的年龄就会致仕。殷墟甲骨文中有这样一条卜辞“王后我母娩”（《合集》21068），是武丁贞问其母的分娩之事，这说明“武丁为王的时候其父小乙尚在世。……小乙年老的时候将王位让给武丁” 。小乙在世的时候，就将王位传给儿子武丁，那么对于小乙来说就是一种退休。商王如此，官员亦然。《尚书·咸有一德》记载：

伊尹作《咸有一德》。……伊尹既复政厥辟，将告归，乃陈戒于德。

伪孔传：“告老归邑，陈德以戒。”伊尹“告老”，就是致仕的表现。《礼记·王制》记载：

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

孔颖达疏引熊安生云：“国老，谓卿大夫致仕者；庶老，谓士也。”从这则材料来看，商代的某些卿大夫、士会致仕，他们退休之后，政府分别将其奉养于“右学”和“左学”。

二、商代官员的职务变动

商代官员的平级流动属于“职务变动”的范畴。另外，还有一些官员的职务变化，实在看不出是升迁还是贬谪。为了准确起见，笔者也将其归为“职务变动”。

从传世文献、甲骨文、金文的记载来看，很多商代官员的职务都发生了变动。在戍嗣子鼎铭文（《集成》2708，商代晚期）中，戍嗣子的职务，从“戍”官变为“宰”官，就是一种职务变动。臣辰职务的变化是另一则典型案例。请看以下几篇彝器铭文：

臣辰。佚。父乙。（臣辰父乙尊，《近出》 628，商代晚期）

小臣辰。佚。父辛。（小臣辰父辛尊，《集成》5835，西周早期）

唯王大禴于宗周，出 京年，在五月既望辛酉。王令士上眔史寅殷于成周，百姓豚，眔赏卣鬯、贝。用作父癸宝尊彝。臣辰。 。佚。（士上史寅卣，《集成》5421、5422，西周早期）

“臣辰”是商周时期一个史官世家的名号，源自这个家族一个名叫“臣辰”的祖先。 从第一篇铭文可以看出，这个家族在商代晚期就已经存在了，那么“臣辰”本人应当生活在较早的时期。在第二篇铭文中，“小臣辰”就是“臣辰”，可见“臣辰”曾经担任过“小臣”职官，他应是在商朝的时候担任该职官的。第三篇铭文中的“”，就是“作册” ；这篇铭文的作器者是士上、史寅，担任的都不是“作册”职官，担任此职者只能是“臣辰”。臣辰担任“作册”的时期也只能在商代。臣辰担任“作册”和“小臣”职务的先后顺序不好判断，但无论谁前谁后，他的职务都发生了变动。口是职务发生了变动的第三例商代人物。殷墟甲骨文中有如下几条卜辞：

癸未卜，口，贞：旬亡 。（《合集》31442，何一）

癸巳卜，口，贞：旬亡 。（《合集》31446，何一）

其比犬口擒有狐，允擒。兹用。（《合集》28316，无名） 犬口比屯日 。兹用。（《合集》27751，无名）

丁巳卜，惟小臣口以匄于中室。兹用。（《合集》27884，无名）

惟小臣口。（《合集》27889，无名）

以上一、二条卜辞中的口担任的是“贞人”职官；这两条卜辞是何一类卜辞，时代大致在祖甲晚期至武乙之初 。三、四条卜辞中的“犬”是职官名；这两条卜辞为无名类卜辞，在时代上有很多和何一类卜辞处于同期。所以，“犬口”和贞人“口”可能是一个人。五、六条卜辞均为无名类卜辞；有学者指出“小臣口”和贞人“口”是一人 。以上六条卜辞可以分为三组，一、二为一组，三、四为一组，五、六又为一组。这三组卜辞的先后顺序不好判断，即说不清口担任贞人、犬、小臣的先后顺序，但无论如何，口身上都有着较为复杂的职务变动。

商周鼎革之际，还有一些商代官员的职务以特殊的方式发生了变动。商纣之时，“殷之大师﹑少师乃持其祭、乐器奔周”（《史记·殷本纪》），大师、少师是商朝管理祭祀、音乐的官员，他们来到周王朝之后，应当被任命了官职。微史曾在商王朝任史官，他后来“来见武王，武王则令周公舍寓于周俾处”（史墙盘，《铭文选》 225，西周中期），他在周王朝应当也被任命了一定的官职。宅曾在商朝担任“作册”（作册宅方彝，《西清古鉴》13·6，商代晚期），他后来进入了周王朝，被称为“作册度”（《尚书·顾命》） ，继续担任之前的职官。灭商后，周武王“乃命南宫百达、史佚迁……三巫”（《逸周书·克殷解》），即将商朝的多个巫官带到了周王朝继续任用。大师、少师、微史、宅、三巫这些人，本是商王朝官员，后来都到了周王朝任职。不管他们担任的是不是之前的职务，他们的职务都实质性地变动了。在商周更替之际，他们的职务变动，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发生的。

说到商代官员的职务变动，以下两类现象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注意：

（一）商代有些官员，职务虽然没有变化，但是却从事本职以外的职事。作册般就是这样的情况。请看以下卜辞：

作册般 （ ）耤 。大吉。

上辞中的“ ”意为芟除草木，“耤”意为耕种 。以上第一条卜辞就作册般芟除草木、开展耕种的活动进行占卜。一般认为“作册”是史官类的官员，但在这里却从事耕作的事务，明显是从事了本职以外的职事。

（二）商代还有一些官员在不同的场合，所从事的职事不同。就是如此。请看下列卜辞：

癸酉， 示十屯。耳。（《合集》4070臼，宾三）

甲寅，犬见。 示七屯。允。（《合集》6768臼，宾三）

甲寅，犬见。 示七屯。（《合集》6769臼，宾三）

乙亥卜， ，［贞：］ 入 。（《合集》4081，宾三）

入五。（《合集》9226反，宾一）

前三条卜辞的大意是外族人和犬族进贡， 负责检视进献的物品，耳、允记录，那么， 应在商王朝担任“贞人”职官。在后两条卜辞中， 要向商王朝入纳物品，他已经是外服首领。前三条卜辞应是一组，后两条卜辞是另一组。这两组卜辞的先后顺序不好确定，即 先在外服还是内服不好确定，但他身上的职事一定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背后应当是他职务的变动。并，是另一位这样的人物，殷墟甲骨文记载：

并示五十。（《合集》12522反，甲桥刻辞，宾一）

丙子，并示□。（《合集》4393反，宾三）

并示。（《合集》16750反，宾三）

并入十。（《合集》17085反，典宾）

贞：并弗其以，有取。（《合集》9105反，典宾）

并□犬二十。（《合集》2827反，宾三）

并入□。（《合集》9248，甲桥刻辞，宾间A）

贞：并来。（《合集》4395，小字）

并令省廪。（《合集》33237，历二）

典宾类卜辞的时代主要是武丁时期，部分可下延至祖庚之世；宾一类卜辞的时代是武丁中期； 宾间A类卜辞时代是武丁中期； 小字类卜辞时代是武丁晚期；历二类卜辞的时代是武丁晚期到祖庚时期。 这些卜辞在时代上重合或前后相接，因而并当是一人。在第一、二、三条卜辞中，并要检视甲骨。在第四、五、六、七、八条卜辞中，他则要进贡物品。在第九条卜辞中，他要巡视仓廪。可见并所从事的事务有了较大的变化。

出现这两类现象的原因是复杂的。有的是因为官员们的职务确实发生了变化，从而导致了职事的变迁。有的则是职务没有变化，只不过兼理其他的事务；在这种情况下，管理多种事务的经历，无疑可以锻炼这些官员的能力。还有的则是因为商代的职官分工不明确，某个职官也会管理本该其他职官做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日渐复杂的职务交叉，会导致官制的混乱和管理的不便，最终反而会促使官职的职务逐渐明确化和分工的渐趋细致化。这应该是商代官僚制度在整个中国古代官制史上的阶段性特征。

总之，过去虽然关注商代官制的学者很多，但他们关注的往往是官职名称、种类、体系、职责范围等静态的问题，缺乏动态的视角。在这种背景下，讨论仕宦问题，无疑能弥补前人的不足，并能为深化商代官制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从具体的人物实例来看，商代官员在仕宦生涯中，存在着较为灵活的入仕、升迁、贬降、罢黜、职务变动和致仕现象。

商代官员仕宦的有些方面，如致仕，是自然原因导致的，但是更多的则是现实政治的需要推动的。商代的各级政府需要优秀的、合适的、忠心的官员在恰当的位置上，需要把不优秀的、不合适的、不忠心的官员从特定的位置上赶走。这些会直接导致非官员的入仕和官员的升迁、贬降、职务变动和罢黜。

从现象看本质，商代仕宦情况说明，现实的变化和需要推动了商代官制的发展，使其在较早的时期就呈现出较大的灵活性。这种灵活性在某种程度上也启发了以后历史时期里官僚制度的发展。 uvjvivHYk6NP3zN0LNz89Rz1NNxyQtTiNbfDi108PMFnlBU/evMATQtt4CONQH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