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山文化和龙文化

20世纪初，“中国文化西来说”非常盛行。有着强烈民族自尊心的广大中国民众，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总想以考古学的新成就正本清源，还中华民族历史以本来面目。

1928年4月4日，清华大学人类学专业二年级学生吴金鼎，出发去平陵古城考察。平陵在今山东济南市章丘区。平陵是春秋时期的重要都邑，汉时济南郡、济南国的治所。为了考察汉文化，吴金鼎必须到此一游。

到平陵后，吴金鼎登上了一座高台，忽然看到不远处有个台子，很像是古代的城堡，一问才知是城子崖。出于兴趣，他去了城子崖，在那里发现了大量古代的陶片、贝壳、兽骨，还发现了一把完整的石斧。最使他流连忘返的是那些漆黑油亮的陶片，那就是后来震惊世界的“龙山黑陶”。他马上把自己的发现告诉了老师——著名考古学家李济。于是，李济率领的考古大队在1930年就开进了城子崖。1931年，考古学家梁思永主持了这里的第二次挖掘工作。就这样，尘封近五千年的城子崖遗址的真面目展现在世人的面前，彻底粉碎了荒谬不经的中国文化“西来说”。因为城子崖在龙山镇，因此它代表的文化被称为“龙山文化”。

值得自豪的是，这是近代以来第一次由中国学者发现并由中国人独立发掘的考古活动，后来被称为“中国考古第一案”。

“龙山文化”所展示的农耕器具、青铜器、城堡、带文字色彩的刻画符号，用实物证明了文献描述的“五帝时代”的龙文化的真实性。

中华儿女是“龙的传人”，这一观念是十分久远的。据史书记载，上古的太皞氏就自命为龙师部落。这一部落据说有十一个龙氏族：飞龙族、潜龙族、居龙族、降龙族、土龙族、水龙族、青龙族、赤龙族、白龙族、黑龙族、黄龙族。这些龙族后来有合有分、有兴有衰，到五千年前的黄帝时代都归并为“轩辕”一族。黄帝号“有熊氏”，据一些专家考证，在古代“熊”“龙”同音且同义，“有熊氏”就是“有龙氏”。“龙的传人”传到距今五千年时，就是黄帝这一族。

对龙山文化的发掘，让人们看到了龙文化活灵活现的展示。

在河南濮阳市西水坡遗址，经考古发掘发现墓葬内有三组大幅蚌塑图形。第一组蚌塑安放在死者的东西两边，死者头南脚北，东为龙形，西为虎形。第二组蚌塑图形中有龙、虎、鹿、蜘蛛四物。龙头向南，背向西，虎背向东，头向北，龙虎联成一体。可能是代表龙、虎两个部落的联盟吧！第三组蚌塑图形中有人骑龙的图案。一人昂然骑于龙身上，双手一前一后，颇有动感。这是龙文化观念上的一大飞跃。人创造了“龙”这种被称为“九似”的复合图腾体，起先对它的态度主要是敬畏，而后则主要是征服了。在一些古书中，有黄帝乘龙踏云巡视天庭的说法，还有颛顼帝乘龙下海，游遍四海的传说。据《山海经》《淮南子》等书的描述，颛顼极其忠于职守，凡是太阳能照到的地方，他都要亲自巡视察看，天下神鬼百姓都乐于归顺于他。据说有一次他乘龙飞到神树建木西边时，因疲劳过度一时头晕而从龙背上掉了下来，摔到地上停止了呼吸。就在这时，北面大风一路吼叫着刮了过来，随着风势，泉水“咕咚、咕咚”往外涌，一眨眼工夫就变成了一片大泽，山上的蛇都变成了鱼在水中游动。鱼附在颛顼的身上，颛顼居然又逐渐醒了过来，死而复生。传说帝喾也把龙当作交通工具，每到春、夏两季时便乘龙出行。五帝时代的龙文化和龙山文化展示的龙图腾实体，在气韵上是非常相似的。

在山西临汾市襄汾县东北的陶寺村，考古学家发现了名震天下的陶寺古墓。陶寺村据说在四五千年前曾是“尧都平阳”，这里有规模浩大的由一千多座古墓组成的墓葬群，大多是中小型墓葬。最值得重视的是在六座大型墓葬中发现的六只彩绘龙盘。彩绘龙盘的内壁经过磨光处理，并以红彩或红白彩绘出了一条条蟠龙。蟠龙作盘曲状，头在外面，尾在盆底的中心。绘制者在龙头上下足了功夫：方头，圆豆目，巨口，牙为上下两排，长舌外伸，给人一种威武、威严、威猛的凛然之感。

从西水坡墓地的大片蚌塑龙形到陶寺村的彩绘龙盆，其间经历了一两千年的人世沧桑。它们以龙文化为标本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现实生活。西水坡墓地大约建于五帝时期的早期，甚至还要稍早一点儿，当时“龙”是一种图腾，在人们心目中它是民众的一种信物，一种守护神，因此人可以驾驭龙，甚至可以乘龙踏云出游。可是，到了五帝时代的中后期，情况就完全变了。在一千多座墓葬中，绝大多数墓主人是与龙无缘的，只有六座大墓的主人——至少是部落联盟的领导——才能在墓中绘上龙的图案。这说明，随着人与人之间贫富差距、地位差异的拉大，“龙”正在从氏族和部落的公共图腾演变为部落首领的专有物，为后来称帝王为“龙之子”埋下了伏笔。 kWb3R++8d2LyJsiUtI4nihpRT6antMH1RP9HSkK0D7l2dAlM5BvxGWCc8Dq5tHc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