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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圣贤们的智慧思想如一颗颗璀璨的明星，在历史的天空中熠熠生辉。真正了解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国的先人们创造了无数的奇迹。在如今这个崇尚科学的时代，文化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也是我们必须要搞清楚的。
在当今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优势当中，若是让中国人选择一项最为自豪的优势，人们十有八九会选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许有人会说：“我国在科技等方面也有很多优势，为什么大家都选择传统文化呢？”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我需要从三个方面来陈述。
首先要说传统。说起“传统”一词，很多人将其理解为久远的历史性的时间概念。难道“传统”与“历史”可以画等号吗？若这两个词完全是同义的，那为何还要用两个词语呢？实际上，“传统”是一个民族在连续不断的实践中，循着探索真理的方向与路线，发现并不断充实着的一种真理的心流。正是这样的一种力量，代代传承，成为一个民族不断前行的基石。这就是“传统”一词的真义。明白了这一点，也就能更好地理解当今的中国为何倡导中华文化、为何能够重新崛起于世界。
接着说说文化。从狭义上来说，文化是指人类在实践中不断积累并提炼出的真理性的认知。这样的认知，会反过来成为指导人类实践活动的准则。从人类文明进化的角度来说，有没有接近真理的准则来指导实践，其结果是大相径庭的，行动的效率也会出现天壤之别。从广义上来说，文化就是人的心智模式、行动方向与效率以及所有实践成果的总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科技方面的成就在本质上也属于文化的成就。这不仅仅是一种归类的问题，简单地将科技归为文化，而是一种从文化本质到科技现象的逻辑路线问题。中华古圣先贤的智慧达到了一个历史的高峰，因为他们站在哲学的巅峰上，发现了世间万象的本质与规律。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几乎每一次中华文明的巅峰和低谷都与对这种哲学成果的践行质量有着直接的关系。
再来说说人类心智。毫无疑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就是为中国人的心智找到了一种顶级的智慧模式。粗略说来，这种模式包括相互影响、相辅相成的三个方面：一是“修己”，二是“格物”，三是“玄德”。用现代的语言来说，就是认识主体的自我优化与实践质量的不断深化，是指向真理大道的。“修己”，是对科学认识的主体进行自我优化与提升、指向真理大道和悟道得道的持续行动。“格物”，是依据一切物质的存在都是大道的显化这一基本认知的，所以就成了认识主体对外部事物进行验证的一个重要过程。有趣的是，针对“格物”所发展出来的法则，又会促进“修己”的进一步提升，二者联系之紧密，几乎到了随时相互映照的地步，以至于“格物”本身就要求“修己”到“心性空灵”而能够与万物合一，也就是与要认识的对象及其规律做到最大程度的契合。当“修己”与“格物”不断结出硕果时，若依然能够让自己超然事外，不会因为“修己”与“格物”的互动过程与阶段性的结果出现心灵的波动和扭曲，这就是“玄德”智慧了。到了这样的地步，人的心智也就具备了“玄之又玄”和“螺旋式上升”的智能化状态。
《了凡四训》成书距今有400多年，它距离老子和孔子所处的文明巅峰年代，则有2000多年。《了凡四训》为何能够在众多中华文化经典中脱颖而出并赢得“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善书”的美誉？搞不清楚这个问题，就很难认识《了凡四训》的真正价值。
在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当中，有数不清的古圣先贤为探索世间真理倾其一生。在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的思想使得天道与人道的文明达到一个巅峰。在距今400多年的明朝，出现了两位具有标志性的人物，一位是将心学推向巅峰的王阳明先生，另一位是将圣贤智慧运用于改变自身命运的袁了凡先生。其中，了凡先生更偏重于对古圣先贤智慧的运用与现实生活和实践相结合，并精炼出了一套简明可行的方法论与实施办法，最终用改变自身命运的结果实证了古圣先贤的智慧。如果说2000多年前的古圣先贤们如满天繁星，王阳明先生的心学智慧则犹如400多年前在历史黑夜中的一轮明月，而了凡先生的智慧则如夜行者手中的手电筒。了凡先生的《了凡四训》将一个生命的觉醒阶段化、形象化、图景化、技术化、日常化，生动地体现了一个人将中华文化植入生命以后的鲜活状态和蓬勃的生命力！
了凡先生早年所经历的困顿，就如同我们每个人的遭遇。而了凡先生觉醒后的起修以及不断取得的人生成果，也增强了许多人改变自己命运的信心。《了凡四训》把许多深奥的道理显化成日常生活中的俗理，更容易让普通人理解，也更加容易操作和践行。它让很多人从认为中华文化深奥的困顿中走出来，把生活变成人生修行的道场。
《了凡四训》是了凡先生从困顿走向觉醒的实践过程记录。也许，这就是“第一善书”的魅力吧！
我是个学习科学出身的学者，但我所掌握的科学知识并不能帮我解决自己面临的所有关于生命、人生、生活和社会的困惑。好在我有几个现代社会的身份标签——中共党员、大学教师、企业实践者、社会服务者、真理探索者、中华文化的修习者。恰恰是这样一个标志性的身份组合，让我有了一份偏得。我是何等地幸运，在过去几十年的积累中，将科学、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发现了这个符合时代发展的结合型模式。坦率地说，我个人没有什么先知先觉的能力，但一直在响应时代的召唤，最终在客观上形成了这种结合型的人生道路。
我在学习和践行《了凡四训》的过程中，有这样一些感触。
一是用“立命之学”破除“宿命论”这种在命运面前“躺平”或者成为待宰羔羊的消极人生观。若是能够真正领悟这一点，就能迎来生命的觉醒。
二是用“改过之法”替换“自辩论”，摆脱问题与错误反复复制的人生困境。若能做到这一点，就能感受自我清洁、心灵日益清净的轻松与美好，并遏制住命运滑向深渊的趋势。
三是用“积善之方”来积累自己心中的光明能量，在照亮自己的同时，也将人生的光明分享给别人。正所谓“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将“立命之学”的光明方向、“改过之法”换来的心灵清净与“积善之方”种下的光明种子三个方面结合起来，人生的前方就会出现曙光，循着曙光继续前进，就会走进光明的世界。
四是用“谦德之效”作为上述三个核心程序的“闭环收口”程序，避免了因点滴进步或者短期成效而产生骄傲自满，形成一个能够“螺旋式上升”的闭环和持续上升的动力。
人生中的一切美好事物，都是在自我进化中获得的。人生中的一切不如意，都是在心智的停滞与退化中造就的。不仅仅是明朝需要王阳明和袁了凡两位先哲，当今时代更加需要传承古圣先贤的大道使者，来为新时代助力。希望每一个中华文化的传人都能够肩负起这个光荣而伟大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