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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父亲傅作义
——有关北平和平解放的往事

傅 冬/口述 董世贵/执笔整理

青少年时代

我的中学时代,是在太原开始的,初二没上几天,日军就从北平到了河北与山西交界的娘子关一带,太原很快就会发生战争。于是,我和弟弟、妹妹跟着母亲辗转来到西安,进入铭贤中学继续读书。这里也不安全,日军飞机常来轰炸,我们又迁到重庆,进入南开中学读高中。当时每逢星期天、节假日,我经常和一些同学一起到新华日报社去玩。周恩来见到我们,总要抽出一些时间与我们聊天,问我们读了些什么书,学生们有些什么活动,对抗战有些什么想法,家长们有些什么情况等等;也常常教育我们,要好好读书,多读些书,还要我们多关心社会,不要光读“书本”的书,也要读好“社会”这本大书。所以,我从那时起,就特别热爱周叔叔,觉得他和蔼可亲。我第一次叫他“周伯伯”,他立即纠正说:“不能这么叫,要叫周叔叔,你父亲比我大三岁。”

那时,我思想有些激进,总怕落在同学后面、落在时代后面,所以只要有抗日救亡的组织,就想很快加入进去。听说地下学生联合会成立了一个“号角社”,我就积极申请,加入了这个组织。

中学毕业后,我考入了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这个学校是原来的北平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天津的南开大学南迁后联合组建的。在联大我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王汉斌是我的介绍人,一直由他领导我。

加入民联之后,和一些秘密的共产党员接触得更多了,这个时期,我的思想进步很快,把抗日救亡、建设新中国的理想作为自己的责任,所以拒绝了父亲让我出国深造的建议,坚持在西南联大读到了毕业。

父亲对我们读书是非常支持的,但是对于我们花钱抠得很紧,从来不给多余的钱。有时因战时邮政的耽搁,钱不能按时汇到,我连伙食费都接不上了,不得不给人家当“家教”,辅导国文和英语,赚点伙食费。我们兄弟姐妹上学,父亲除了按数寄学费和伙食费外,衣服、鞋子费用很少寄,总是让我们穿旧的,穿缝补的,我们想要点零花钱那就更没有希望了。抗战胜利后,我妹妹在上海读书,冬天想买一双棉靴,寄信给父亲要钱,父亲回信让她先报靴价,等妹妹寄信报了靴价,父亲把钱寄去,棉靴涨价了,连买一只的钱也不够了。那一年冬天妹妹就没穿上棉靴。

抗战胜利后,母亲带着弟弟妹妹回到了西安,联大毕业后,我也回到西安。一天,母亲接到了一个帖子,是“西安绥靖公署”胡宗南送来的,让我们全家去赴宴。弟弟妹妹不愿意去,怕应付不了这种场面,我说没什么了不起,他请我们,又不是我们找上门去巴结他,去!我们就去参加了这次宴会。我所以坚持要去,当时有个想法:如果我在西安久住下来,做些爱国反蒋的工作,特务们知道我们与胡宗南的这层关系,他们就不敢轻易对我怎样,也算找个“保护伞”吧!

我到西安不久,给天津大公报社投稿,附上了一封求职信,没过多长时间,他们回信同意接纳我,我就到那里当了一名编辑。

难忘的张家口之夜

就在我离开西安,去天津《大公报》工作的时候,父亲所部连续与八路军发生了冲突。开始,是因为受降问题,父亲遵从蒋介石的命令,从绥远省的归绥东进到绥东、察哈尔、热河去接受日军的投降,可这些地方大部分是八路军的游击区,八路军在这里与日军打了几年的仗,按理说应由八路军去受降。并且朱德总司令也已下了命令,让当地的八路军受降。父亲与他们发生冲突后,一下子由抗日时期的合作的友军关系变成了敌我关系。这时,他还以个人的名义公开致电毛主席,说共产党打了第一枪。接着1946年秋,眼看解放军快要攻下山西大同了,他却为阎锡山的部下解危大同,并先后从解放军手里打下了集宁、丰镇,他连得数城后,又公开致电毛主席,要毛主席放下武器,到国民党政府里去做官。

我对父亲的作为很不满,于是就利用星期天,还请了两天假,乘火车来到了张家口,与父亲争辩了一个通宵。当时,我就抓住了两件事对他实施“猛烈进攻”。一件是轰动全国的五原战役:1940年3月至4月,父亲率部在五原战役中取得了击毙日军水川中将、歼敌3700多人的胜利,得到全国人民包括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海外华侨的慰劳。4月6日,蒋介石发来贺电,并宣布授予父亲“青天白日”勋章。对此,父亲于5月22日发表辞勋呈文,公开予以辞绝。辞呈表面看是推诿功微,不能拜领,实则是对蒋介石对日妥协投降政策的不满。

另一件是我抓住了父亲说的一句话:“抗战胜利后,我要‘解甲归田’。”批评他言行不一致,嘴里说“解甲归田”,行动上充当蒋介石打内战的急先锋,解危大同,攻占张家口,被国民党捧为“中兴大臣”、“塞上英雄”、“天之骄子”!

我那天所以用这两件事来“进攻”他,就是想说明父亲抗日是真心的,对不抗日、以“攘外必先安内”的华丽辞藻作掩护、欺骗全国人民、行“剿共灭共”之实的蒋介石的勋章,不是笑脸相迎,而是冷眼相观。可是到了解放战争,父亲的态度变了,变成了“戡乱政策”的积极执行者,并且不分青红皂白,把打内战的责任推到共产党一方,为反动的国民党蒋介石开脱。那天我把所知道的父亲帮着国民党打内战的情况都说了出来。还就刚发生的国民党特务枪杀要求“停止内战”的李公朴、闻一多等知名民主人士的罪行,说明国民党政府必然灭亡的道理,希望他好好考虑考虑未来的道路怎么走!

由于我的话有时说得太尖刻,把父亲激怒了,他有时也反驳几句。他说:“你刚刚走出校门,年轻,对社会了解多少?你知道吗?爸爸为了实现抗日救国的抱负,费尽了多少心血才经营了这样一支军队?那时,要打鬼子使人民免受鬼子的奸淫烧杀,就需要枪炮子弹、军饷军粮,这些东西靠谁供应,只能靠我心里非常不满意的国民党政府。当时,八路军抗日,不也需要国民党政府供给吗!我打了胜仗,蒋介石要给我授勋,我坚决辞勋,不给蒋介石好脸看,不就是表示:对他的不抗日、假抗日、真剿共灭共的政策不满吗!抗日胜利后,我又连续提出辞呈,也是对蒋的对察绥军奉行的‘排斥、渗透、控制、互解、吞并’等一系列政策的抗议!我不会忘记,时时警惕着蒋想利用中统、军统两条绳索捆住我的手脚,让我充当他们的鹰犬,去咬那些吃不饱穿不暖的穷苦百姓。所以,我所带的这支部队,是在控制与反控制、互解与反互解、吞并与反吞并的斗争中逐渐壮大的,也是在夹缝中生存下来的。你小小年纪,哪里懂得爸爸的苦衷……”那天夜里,父亲也向我诉说了不少在别人面前无法启口的隐情。

这一夜,我与父亲的争辩对父亲触动很大。事后,我从他身边的一些人的只言片语中得知,他经过认真思考,对这些人说:“这样再打下去,我们即便战死在疆场,也不会有人来为我们收尸!”

第一次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6年秋,我到了天津大公报社工作,时间不长,我就向中共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因为那里有许多是西南联大的老同学,对我比较了解。一天,原西南联大老同学李定同志对我说:“经过我们对你多年的了解与考查,党支部根据你的申请,决定发展你,你写个自传,明天下午在宿舍里等着,有一个人拿一张报纸来找你,你把自传交给他,以后你就在他那个小组过组织生活。”

当天夜里,我加了个班,写到凌晨3点半,才把自传写完。晚上激动得睡不着。

第二天下午,我小心翼翼地关上房门,静静地坐在床上,等着取自传人的到来。那时的内心,别提有多高兴了。突然,敲门声响了,我的心突突地跳个不停。当我说“请进”之后,进来的人使我大失所望,原来是我正在谈恋爱的男朋友。他手拿一卷报纸,看我茫然的样子,还把报纸在我面前摇来晃去,我怎么也没想到,来取自传的就是他,因为我不知道他是党员。当他说明来意之后,我高兴得跳了起来。

从1946年底到1948年秋,平津地下党的同志们不断到天津大公报社找我,多数是开个“路条”到沧县泊镇去,因为当时华北局城市工作部刘仁同志在那里。所以,我每次回平都要想法多“抄点”华北“剿总”的便信笺。有这么一张信纸,陈塘庄附近的国民党岗卡见了就放行。有时这些同志缺少路费,我就给他们凑足。那时,觉得为党、为同志做一点事,心里特别痛快。

在父亲身边“卧底”与第二次入党

1948年9月,我又到北平来组稿,任务完成后,我就要返回天津了。就在火车即将开动的时刻,李炳泉同志上车来找我,一把把我从火车上拉了下来,对我说:“天津那边来电话了,叫你留下来,以照顾你父亲生活的名义,多向党提供一些你父亲的思想动向等方面的情报。还让我转告你,北平党的学委书记佘涤清近日可能与你接头,由他领导你的工作。”没过几天,我爱人周毅之也来北平了。从此之后,我就留在了父亲身边,并与佘涤清书记接上了头,差不多每天都要到东皇城根李中同志家里,和佘见面,有时佘有事来不了,就由崔月犁秘书长替他来。我将能观察到父亲情绪上的细微变化,都毫无保留地告诉了党组织。

我和佘涤清接头不久,由于我的组织关系没有从天津转过来,佘还以为我是“民青”盟员,没有加入党组织,于是便对我说:“你写个自传,党组织决定发展你入党。”我当时一是年轻,二是新党员,与佘又不像与李定等同志那样熟,也没敢问,就照佘说的办了。这就是我第二次入党。

初次试探父亲

1948年11月2日,辽沈战役结束。3日,蒋介石来电,要我父亲到南京去开会,说是最高级的军事会议。那天,李世杰参谋长、张濯清总参议等等,都来劝他不要亲自去,让李参谋长代替去。怕蒋把父亲扣在南京,不让回来了。这天夜里,我就在父亲的屋子里等他回来,想从父亲的言谈中探出点情况。

父亲回来后,嘱咐我说:“我明天去南京开会,我不在北平,你少出门,免得特务们盯你的梢。”

我问父亲,开几天会?什么时间回来?

父亲很不高兴地说:“这些事,你不该问。”

这时,我想,父亲去南京开会,肯定与平津的战局有关,我怕他像过去一样,蒋介石给他升个什么官,他再跟着蒋继续去打内战,于是我说:“爸爸,今天我见到了一位老同学,他非常关心我,也十分关心你。他说:战争的形势发展这样快,你父亲是抗日英雄,和共产党、八路军合作抗日,并肩作战,所以有接受和谈的可能,共产党希望你父亲再次合作,和平解决平津问题,避免文化古都北平和工业城市天津再遭战火摧残!”

我父亲一听,马上反问:“你说的老同学是真共产党还是军统特务?你可别上当,要碰上假共产党就麻烦了。”

我说:“是真共产党,不是假的,更不是特务!”

他又问:“是毛泽东派来的?还是聂荣臻派来的?”

我说:“是毛泽东派来的!”

他沉思了一会儿说:“这是件大事,我要好好思考思考才能告诉你。不过你的行动,一定要小心,没事不要到处乱跑,正因为你是我的女儿,特务们会加倍地注意你的。”

致毛主席求和电

1948年11月7日,父亲从南京开会回来了。开始,我看他的情绪还算正常。没过两三天,他又在屋子里踱起步来,或者一个人单独坐在那里考虑问题,饭也吃得少了,我知道他又遇到了难题。于是,我就用话套他的警卫秘书段清文。从段那里知道了9日中午,他请杜聿明吃了一顿饭,不知二人谈了些什么。10日,他到孙连仲官邸去看了卫立煌,并把蒋介石给他发来地让他扣留卫立煌的电报,给了卫立煌。由此我想到,父亲肯定是在考虑前途问题。

连续几天,我在向佘涤清或崔月犁汇报上述情况时,他们对我说:“11月8日、9日,山东《大众公报》连续发表了在济南战役中被我军俘虏的王耀武的《告国民党官兵书》和《告国民党党政军机关书》,11月15日王耀武又亲自在山东新华广播电台发表广播演讲,你父亲要是知道了王耀武讲话的内容,肯定会有反应,会有新的决策,我们希望他向有利于和平解决平津战事方面决策,你这几天注意观察他的一举一动。”

11月17日早上,我来到父亲的房间,父亲说:“近日你与那位同学又见面没有?他到底是真共产党还是假共产党?接触中有没有让你生疑的地方?”

我回答得很肯定:“是真共产党!是毛泽东派来的!没有让我生疑的地方!”

父亲说:“那好,我有一件十分机密的事,能不能请他帮我办一下?”

“能!当然能!”我回答。

于是,爸爸说:“请他替我给毛泽东发个电报。”

我说,好,就要去拿笔、纸。

父亲有些生气地说:“一个字也不能用笔记,只能记在脑子里,对你的同学,也只能口授,决不能字传,一点痕迹不能留下。”于是,父亲口授了两遍,又让我复背了两遍,没有错误,这才罢休。

电报的原文大意是这样的:

我已认识到过去以蒋介石为中心来统一国家、复兴民族和随蒋戡乱是完全错误的,决计将所属的约六十万军队、二百架飞机交毛泽东指挥,以达救国救民之目的,请求派南汉宸来平商谈和平事宜。

这个电报发出后,一直没有得到回音。父亲问过我,我也问过佘涤清和王汉斌,谁也没有正面回答过我。

毛主席“元旦六条”的由来

1948年12月14日,解放军包围北平后,第二天,父亲就派了崔载之为代表,在李炳泉的引导下,到平津前线指挥部谈判去了。正在谈判期间,解放军连续攻克了新保安和张家口,消灭了三十五军和一〇五军,25日凌晨,中共又宣布了头号战犯,我父亲的名字也在里面,一下子激怒了他,他把办公桌上的电话、茶杯、笔筒以及文件等等,统统用臂横扫于地,跌跌撞撞走向卧室的时候,撞在门框上,摔倒在地。当我闻讯赶到时,他已躺在床上,嘴里念叨着:“完了,一切都完了,政治生命也完了!”我刚要说什么,刘厚同老先生来了,他说:“宜生,不要悲观,旧的生命完了,新的生命正好开始!现在要紧的是,你要认清形势,下决心,把和谈道路走下去,我不相信共产党非要用武力解决平津问题。”

父亲说:“人家要价太高,我无法满足。”

“高!不就是让你把中央军的军师长抓起来,宣布起义吗,你办不到,说明情况再谈吗!”

“人家要的条件,是让我对不起朋友,也对不起死去的郭秀山(郭景云的字),是让我当叛逆,落千古骂名!”

“宜生,此念差矣。前些日子,我不是对你讲了,什么叫忠,忠要忠于什么人。”

关于“忠”的问题,刘老对父亲是这样说的:商汤、周武是桀、纣的臣,后来讨伐桀、纣,后人不但不骂他们是叛逆,倒赞美他们是圣贤。忠,要忠于人民,并非忠于一人。目前国事败坏到这个样子,人民流离失所,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人民希望和平,政府必须改造。如果你能按照历史发展,顺应人心,起来倡导和平,天下人会箪食壶浆欢迎你,谁还会骂你叛逆呢?

接着刘老还针对父亲企图依靠空投、固守平津,与城共存亡的想法说,文化古都不能毁在你傅宜生的手里,解放军四面而来,城是守不住的。蒋介石自顾不暇,哪有力量支援你。现在与中共和谈的资本虽然不如过去了,但议和一成,平津免遭战火破坏,城内军民生命财产得以保全,人民会感谢你的。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政策也是很明确的,高树勋起义就是一个见证,你只要接受了和平起义,共产党是不会亏待你的,你和你的部属都会有个光明前途的。

我把父亲大闹居仁堂的情况向佘、崔汇报后,1949年1月1日,毛主席为父亲不理解为什么宣布的战犯中也有他的名字,写了一个电报给父亲,电报发到平津前线指挥部,林彪派李炳泉回来传达的。这封电报,后来人们把它称为“元旦六条”,一下子解除了父亲的思想疑虑,把父亲又拉到了谈判桌上,这才有了派周北峰出城进行的第二次谈判。

不寻常的一顿饭

1948年12月底,父亲把邓宝珊将军接到了北平。当天晚上,他们一起到马占山将军家吃饭。他们三人早在抗日战争年代就拜了把子,成了异姓兄弟。邓伯伯来平不久,就与崔月犁同志接上了头,二人商量着如何做父亲的工作。

1949年1月12日,邓伯伯把我叫去,说他与父亲一起吃了一顿饭,这顿饭好像是邓伯伯张罗的,弄了五六个菜。这对我父亲来说,是第一次,因为平时,父亲吃饭只有两个菜,有客人时,才加一个。这次这么多菜,我就感到可能有好事。

后来,我去向崔月犁汇报情况时,我还没开口,崔问我:“前一两天,你与父亲和邓宝珊将军一起吃了一顿饭吧?”我很惊奇地说:“你怎么知道?”他答:“邓将军对我说的。他说你父亲的问题解决了,下决心与我们党合作了。”我当时听了这话,高兴极了!

没有封口的信引起的波澜

1949年1月25日、26日的晚上,邓宝珊将军和解放军最早入城的苏静处长,来到中南海居仁堂看望父亲,父亲就让值班的勤务兵端茶倒水,与苏静处长热情地聊了起来。我就退到了里边房间。紧接着,邓伯伯也随我进了里屋,并把一封没有封口的信交给了我,他说:“冬菊,你先看看,尔后抽个适当机会交给你爸爸。”

我看后,感到措辞很严厉,好像一份通牒。信一开始就指责父亲率部大肆进攻解放区,先后占领了70多个县镇,并且一一列举了县镇的名称。接着就指责父亲所部所到之处,奸淫烧杀,无所不用其极。最后给父亲指了两条路,一是自动放下武器,一是出城改编,并限1月20日中午12时前作出抉择。

我看到信时,国民党军正在向城外开,父亲看到信后,一旦生了气,把协议推翻了怎么办?我决定,等国民党军队都开出城之后再说。

谁知2月1日,《人民日报》以“北平解放经过”为题,全文发表了这封信,我父亲看后大发雷霆,说什么登报前不给他看,这是打他的闷棍,有意把他在全国人民面前搞臭。

后来我听段清文说,父亲把邓伯伯找了去,问这是怎么回事?邓伯伯说:这封信是林彪在通县谈判完后交给的,他看后认为已经签了协议,没有必要再交给父亲看了,所以回城后就把信交给我,让我收起来存档就行了。邓伯伯就这样把事情搪塞了过去。

可是这件事并没有到此结束,1953年“三反”“五反”时,我所在的支部有人把这事提了出来,说我扣压中央给我父亲的信。我不仅写了文字检查,还在支部委员会上作了检讨,这才算完事。 Lguz99OHwxYTSON2OxI0X2asVbe31ndxjorPwnoKYkThRBxTM5jj9FubGxqfFs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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