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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月4日，毛泽东发表了题为《评战犯求和》的文章。1月5日，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以林彪、罗荣桓的名义发表了《告华北国民党将领书》，号召华北国民党将领向郑洞国学习，举行起义。
1949年1月9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开始与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的代表周北峰、张东荪正式谈判。周北峰转达了傅作义的四点要求：
1平、津、塘、绥一起解决；2.平津以后能否有其他报纸；3.政府中要有进步人士；4军队不要用投降的方式，而是用调出城外整编的办法来解决。
谈判的主要内容，经过整理，形成书面文件即《谈判纪要》。谈判中，还特别说明了1月14日午夜24时为傅作义答复的最后时限，这一点也写入了谈判纪要。
10日，周北峰返回北平。看过《谈判纪要》后，傅作义一言不发，只是不住叹气。周北峰特别提醒傅作义，婴在1月14日午夜前答复解放军。傅作义还是一言不发，只是不断在房间里踱步，稍事平静后对周北峰说：“你，可电告解放军已回到北平，这个文件，过两天再说。”
随后，傅作义立即找来华北“剿总”副总司令兼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商议，邓宝珊不仅是华北“剿总”副总司令，更是傅作义的结义兄弟，而且历来与中共关系密切，所以与中共开始谈判后傅作义就派飞机把邓宝珊从包头接来。
傅作义对邓宝珊说，几十万人离城改编，这么大的事情，还有城市交接和人员安排的很多问题，周北峰弄的谈判纪要，都太笼统，太不具体，太不明确，可解放军却要在两三天里答复。
邓宝珊知道这是傅作义对中共还不放心，但现在情况却是不管放心不放心，必须要先给个答复，不然就会引起误解，对进一步谈判不利。于是建议具体问题再讨论，解放军那里必须尽快给个答复。傳作义认为有理，就在13日让周北峰通知解放军，14日午夜答复，时间太仓促，不日将派邓宝珊和周北峰作为全权代表再行出城会谈。解放军回电，来电已悉，可请谈判代表再来。
解放军非常清楚，只有干净利落地拿下天津，才有可能通过以战迫和来达到促使傳作义最后走上和平道路的目的。
1月15日下午，天津解放。
在16日的谈判中，邓宝珊问道：“天津打得如何了？我建议你们还是把部队撤回来，免得遭到重大伤亡。”林彪冷冷地回答：“天津已于昨天下午3时被我军攻克，13万守军被全歼，陈长捷被俘。”邓宝珊大惊失色，林彪接着说：“现在整个形势都对我们有利，死守北平是不可能的。但为了保障北平居民及城市不受损害，我们仍希望和平解决，但不可再拖时间。”
随后，林彪提出了三个条件：“第一，限傅部1个军于1月21日先开至北平城外15到30公里的地区，其他部队再陆续开出；第二，在德胜]设立开出城外的傅方部队的联合指挥所；第三，这一行动实现后，我方可派军政负责人入城。”邓宝珊对此都表示同意。双方还商定，将派解放军东北野战军（以下简称“东野”）参谋处长苏静随邓宝珊一同进城，具体拟定协议条款，而周北峰则留在五里桥，以便双方联系。会谈达成了基本协议，初步形成了《北平和平解决十四条》。
在邓宝珊、苏静回到北平的第二天，即18日，博作义就在王克俊、崔载之、阎又文的陪同下与苏静会面。傅作义对苏静来到北平表示感谢，然后对在场的人说：“你们可以再商定一个切实可行的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具体方案，只要有利于北平的和平解决，怎么都可以。”当天，苏静和王克俊、崔载之、阎又文便在《北平和平解决十四条》的基础上，草拟了《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书》，协议书分正文和附件两部分，苏静代表解放军东野前线司令部，王克俊、崔载之代表华北“剿总”总部在协议上签字。
1月21日上午，傅作义在中南海怀仁堂召集高级军政人员会议，宣布了和平协议。随后，和平协议书和《关于全部守城部队开出城外听候整编的通告》下达部队。
1月22日，傅作义在《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书》上签字，并发表广播讲话。当天发行的《平明日报》刊登了协议书，北平和平解放被正式公之于众。
1月31日12时30分，解放军先头部队东野4纵10师率先由自石桥经西直门进入北平城，正式接管北平城防，北平和平解放一这天也成为历史上平津战役的结束之日。
按理说，和平协议签署，部队出城接受改编，就应该发出通电昭告天下，但傅作义退迟没发通电，说明他心里还是有疙瘩。
2月12日，傅作义通过周北峰向中共提出希望能到石家庄去拜见毛泽东，第二天叶剑英便对周北峰说，中共中央欢迎傅先生前来会见。
2月22日上午10时30分，傅作义邓宝珊、阎又文和上海民众和平代表团成员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江庸等一起乘飞机前往石家庄，随后于19时到达西柏坡，首先受到了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欢迎，随即被安排下榻在后沟招待所。
毛泽东知道傅作义到西柏坡后，就对周恩来说：“人家老远来，不能怠慢了，我得亲自去见。”所以晚饭后毛泽东就来到后沟看望傅作义，傅作义早早在门前迎候，神情很是紧张，说话很不自然，见到毛泽东第一句话就是：“我有罪！我有罪！毛主席，我半生戎马，除了抗战外，罪恶不小。毛泽东答道：“你有功！谢谢你！和平解放北平，宜生（傳作义字）功劳很大。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你。如果说你过去是有过错的话，那么现在功过相衡，功大于过，是有功人员。”
这短短几句话，使博作义多日来积聚的疑虑顿消。这次谈话，一直持续到深夜。
24日，傅作义、邓宝珊飞回北平。这次会谈使傅作义的精神席话，傅作义前后判若两人。”
3月25日，毛泽东入住香山双清别墅。不久傅作义就来到双清别墅，再次拜访毛泽东。毛泽东亲自在门外迎接，对向来对党内同志来访不迎不送的毛泽东而言，这种礼遇已经相当之高这次会谈和后沟那次会谈大不一样，气氛已经非常亲切和诚挚。两次会谈之后，傅作义彻底打消了顾虑，很快就确定了通电文稿。这个通电由周北峰转交给中共，经中共中央批准，于4月1日全文发表了《傅作义将军通电》。随着通电的发布说明傅作义的心结终于解开了。这一通电，也对当时国共两党的和平谈判产生了积极影响。
（责编/林佳来源/《70年前，傅作义为何对毛泽东说“我有罪”》，周明/文，《国家人文历史》2018年第10期）
我的中学时代，是在太原开始的，初二没上几天，日军就从北平到了河北与山西交界的娘子关一带，太原很快就会发生战争。于是，我和弟弟、妹妹跟着母亲辗转来到西安，进入铭贤中学继续读书。这里也不安全，日军飞机常来轰炸，我们又迁到重庆，进入南开中学读高中。当时每逢星期天、节假日，我经常和一些同学一起到新华日报社去玩。周恩来见到我们，总要抽出一些时间与我们聊天，问我们读了些什么书，学生们有些什么活动，对抗战有些什么想法，家长们有些什么情况等等；也常常教育我们，要好好读书，多读些书，还要我们多关心社会，不要光读“书本”的书，也要读好“社会”这本大书。所以，我从那时起，就特别热爱周叔叔，觉得他和蔼可亲。我第一次叫他“周伯伯”，他立即纠正说：“不能这么叫，要叫周叔叔，你父亲比我大三岁。”
那时，我思想有些激进，总怕落在同学后面、落在时代后面，所以只要有抗日救亡的组织，就想很快加入进去。听说地下学生联合会成立了一个“号角社”，我就积极申请，加入了这个组织。
中学毕业后，我考入了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这个学校是原来的北平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天津的南开大学南迁后联合组建的。在联大我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王汉斌是我的介绍人，一直由他领导我。
加入民联之后，和一些秘密的共产党员接触得更多了，这个时期，我的思想进步很快，把抗日救亡、建设新中国的理想作为自己的责任，所以拒绝了父亲让我出国深造的建议，坚持在西南联大读到了毕业。
父亲对我们读书是非常支持的，但是对于我们花钱抠得很紧，从来不给多余的钱。有时因战时邮政的耽搁，钱不能按时汇到，我连伙食费都接不上了，不得不给人家当“家教”，辅导国文和英语，赚点伙食费。我们兄弟姐妹上学，父亲除了按数寄学费和伙食费外，衣服、鞋子费用很少寄，总是让我们穿旧的，穿缝补的，我们想要点零花钱那就更没有希望了。抗战胜利后，我妹妹在上海读书，冬天想买一双棉靴，寄信给父亲要钱，父亲回信让她先报靴价，等妹妹寄信报了靴价，父亲把钱寄去，棉靴涨价了，连买一只的钱也不够了。那一年冬天妹妹就没穿上棉靴。
抗战胜利后，母亲带着弟弟妹妹回到了西安，联大毕业后，我也回到西安。一天，母亲接到了一个帖子，是“西安绥靖公署”胡宗南送来的，让我们全家去赴宴。弟弟妹妹不愿意去，怕应付不了这种场面，我说没什么了不起，他请我们，又不是我们找上门去巴结他，去！我们就去参加了这次宴会。我所以坚持要去，当时有个想法：如果我在西安久住下来，做些爱国反蒋的工作，特务们知道我们与胡宗南的这层关系，他们就不敢轻易对我怎样，也算找个“保护伞”吧！
我到西安不久，给天津大公报社投稿，附上了一封求职信，没过多长时间，他们回信同意接纳我，我就到那里当了一名编辑。
就在我离开西安，去天津《大公报》工作的时候，父亲所部连续与八路军发生了冲突。开始，是因为受降问题，父亲遵从蒋介石的命令，从绥远省的归绥东进到绥东、察哈尔、热河去接受日军的投降，可这些地方大部分是八路军的游击区，八路军在这里与日军打了几年的仗，按理说应由八路军去受降。并且朱德总司令也已下了命令，让当地的八路军受降。父亲与他们发生冲突后，一下子由抗日时期的合作的友军关系变成了敌我关系。这时，他还以个人的名义公开致电毛主席，说共产党打了第一枪。接着1946年秋，眼看解放军快要攻下山西大同了，他却为阎锡山的部下解危大同，并先后从解放军手里打下了集宁、丰镇，他连得数城后，又公开致电毛主席，要毛主席放下武器，到国民党政府里去做官。
我对父亲的作为很不满，于是就利用星期天，还请了两天假，乘火车来到了张家口，与父亲争辩了一个通宵。当时，我就抓住了两件事对他实施“猛烈进攻”。一件是轰动全国的五原战役：1940年3月至4月，父亲率部在五原战役中取得了击毙日军水川中将、歼敌3700多人的胜利，得到全国人民包括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海外华侨的慰劳。4月6日，蒋介石发来贺电，并宣布授予父亲“青天白日”勋章。对此，父亲于5月22日发表辞勋呈文，公开予以辞绝。辞呈表面看是推诿功微，不能拜领，实则是对蒋介石对日妥协投降政策的不满。
另一件是我抓住了父亲说的一句话：“抗战胜利后，我要‘解甲归田’。”批评他言行不一致，嘴里说“解甲归田”，行动上充当蒋介石打内战的急先锋，解危大同，攻占张家口，被国民党捧为“中兴大臣”、“塞上英雄”、“天之骄子”！
我那天所以用这两件事来“进攻”他，就是想说明父亲抗日是真心的，对不抗日、以“攘外必先安内”的华丽辞藻作掩护、欺骗全国人民、行“剿共灭共”之实的蒋介石的勋章，不是笑脸相迎，而是冷眼相观。可是到了解放战争，父亲的态度变了，变成了“戡乱政策”的积极执行者，并且不分青红皂白，把打内战的责任推到共产党一方，为反动的国民党蒋介石开脱。那天我把所知道的父亲帮着国民党打内战的情况都说了出来。还就刚发生的国民党特务枪杀要求“停止内战”的李公朴、闻一多等知名民主人士的罪行，说明国民党政府必然灭亡的道理，希望他好好考虑考虑未来的道路怎么走！
由于我的话有时说得太尖刻，把父亲激怒了，他有时也反驳几句。他说：“你刚刚走出校门，年轻，对社会了解多少？你知道吗？爸爸为了实现抗日救国的抱负，费尽了多少心血才经营了这样一支军队？那时，要打鬼子使人民免受鬼子的奸淫烧杀，就需要枪炮子弹、军饷军粮，这些东西靠谁供应，只能靠我心里非常不满意的国民党政府。当时，八路军抗日，不也需要国民党政府供给吗！我打了胜仗，蒋介石要给我授勋，我坚决辞勋，不给蒋介石好脸看，不就是表示：对他的不抗日、假抗日、真剿共灭共的政策不满吗！抗日胜利后，我又连续提出辞呈，也是对蒋的对察绥军奉行的‘排斥、渗透、控制、互解、吞并’等一系列政策的抗议！我不会忘记，时时警惕着蒋想利用中统、军统两条绳索捆住我的手脚，让我充当他们的鹰犬，去咬那些吃不饱穿不暖的穷苦百姓。所以，我所带的这支部队，是在控制与反控制、互解与反互解、吞并与反吞并的斗争中逐渐壮大的，也是在夹缝中生存下来的。你小小年纪，哪里懂得爸爸的苦衷……”那天夜里，父亲也向我诉说了不少在别人面前无法启口的隐情。
这一夜，我与父亲的争辩对父亲触动很大。事后，我从他身边的一些人的只言片语中得知，他经过认真思考，对这些人说：“这样再打下去，我们即便战死在疆场，也不会有人来为我们收尸！”
1946年秋，我到了天津大公报社工作，时间不长，我就向中共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因为那里有许多是西南联大的老同学，对我比较了解。一天，原西南联大老同学李定同志对我说：“经过我们对你多年的了解与考查，党支部根据你的申请，决定发展你，你写个自传，明天下午在宿舍里等着，有一个人拿一张报纸来找你，你把自传交给他，以后你就在他那个小组过组织生活。”
当天夜里，我加了个班，写到凌晨3点半，才把自传写完。晚上激动得睡不着。
第二天下午，我小心翼翼地关上房门，静静地坐在床上，等着取自传人的到来。那时的内心，别提有多高兴了。突然，敲门声响了，我的心突突地跳个不停。当我说“请进”之后，进来的人使我大失所望，原来是我正在谈恋爱的男朋友。他手拿一卷报纸，看我茫然的样子，还把报纸在我面前摇来晃去，我怎么也没想到，来取自传的就是他，因为我不知道他是党员。当他说明来意之后，我高兴得跳了起来。
从1946年底到1948年秋，平津地下党的同志们不断到天津大公报社找我，多数是开个“路条”到沧县泊镇去，因为当时华北局城市工作部刘仁同志在那里。所以，我每次回平都要想法多“抄点”华北“剿总”的便信笺。有这么一张信纸，陈塘庄附近的国民党岗卡见了就放行。有时这些同志缺少路费，我就给他们凑足。那时，觉得为党、为同志做一点事，心里特别痛快。
1948年9月，我又到北平来组稿，任务完成后，我就要返回天津了。就在火车即将开动的时刻，李炳泉同志上车来找我，一把把我从火车上拉了下来，对我说：“天津那边来电话了，叫你留下来，以照顾你父亲生活的名义，多向党提供一些你父亲的思想动向等方面的情报。还让我转告你，北平党的学委书记佘涤清近日可能与你接头，由他领导你的工作。”没过几天，我爱人周毅之也来北平了。从此之后，我就留在了父亲身边，并与佘涤清书记接上了头，差不多每天都要到东皇城根李中同志家里，和佘见面，有时佘有事来不了，就由崔月犁秘书长替他来。我将能观察到父亲情绪上的细微变化，都毫无保留地告诉了党组织。
我和佘涤清接头不久，由于我的组织关系没有从天津转过来，佘还以为我是“民青”盟员，没有加入党组织，于是便对我说：“你写个自传，党组织决定发展你入党。”我当时一是年轻，二是新党员，与佘又不像与李定等同志那样熟，也没敢问，就照佘说的办了。这就是我第二次入党。
1948年11月2日，辽沈战役结束。3日，蒋介石来电，要我父亲到南京去开会，说是最高级的军事会议。那天，李世杰参谋长、张濯清总参议等等，都来劝他不要亲自去，让李参谋长代替去。怕蒋把父亲扣在南京，不让回来了。这天夜里，我就在父亲的屋子里等他回来，想从父亲的言谈中探出点情况。
父亲回来后，嘱咐我说：“我明天去南京开会，我不在北平，你少出门，免得特务们盯你的梢。”
我问父亲，开几天会？什么时间回来？
父亲很不高兴地说：“这些事，你不该问。”
这时，我想，父亲去南京开会，肯定与平津的战局有关，我怕他像过去一样，蒋介石给他升个什么官，他再跟着蒋继续去打内战，于是我说：“爸爸，今天我见到了一位老同学，他非常关心我，也十分关心你。他说：战争的形势发展这样快，你父亲是抗日英雄，和共产党、八路军合作抗日，并肩作战，所以有接受和谈的可能，共产党希望你父亲再次合作，和平解决平津问题，避免文化古都北平和工业城市天津再遭战火摧残！”
我父亲一听，马上反问：“你说的老同学是真共产党还是军统特务？你可别上当，要碰上假共产党就麻烦了。”
我说：“是真共产党，不是假的，更不是特务！”
他又问：“是毛泽东派来的？还是聂荣臻派来的？”
我说：“是毛泽东派来的！”
他沉思了一会儿说：“这是件大事，我要好好思考思考才能告诉你。不过你的行动，一定要小心，没事不要到处乱跑，正因为你是我的女儿，特务们会加倍地注意你的。”
1948年11月7日，父亲从南京开会回来了。开始，我看他的情绪还算正常。没过两三天，他又在屋子里踱起步来，或者一个人单独坐在那里考虑问题，饭也吃得少了，我知道他又遇到了难题。于是，我就用话套他的警卫秘书段清文。从段那里知道了9日中午，他请杜聿明吃了一顿饭，不知二人谈了些什么。10日，他到孙连仲官邸去看了卫立煌，并把蒋介石给他发来地让他扣留卫立煌的电报，给了卫立煌。由此我想到，父亲肯定是在考虑前途问题。
连续几天，我在向佘涤清或崔月犁汇报上述情况时，他们对我说：“11月8日、9日，山东《大众公报》连续发表了在济南战役中被我军俘虏的王耀武的《告国民党官兵书》和《告国民党党政军机关书》，11月15日王耀武又亲自在山东新华广播电台发表广播演讲，你父亲要是知道了王耀武讲话的内容，肯定会有反应，会有新的决策，我们希望他向有利于和平解决平津战事方面决策，你这几天注意观察他的一举一动。”
11月17日早上，我来到父亲的房间，父亲说：“近日你与那位同学又见面没有？他到底是真共产党还是假共产党？接触中有没有让你生疑的地方？”
我回答得很肯定：“是真共产党！是毛泽东派来的！没有让我生疑的地方！”
父亲说：“那好，我有一件十分机密的事，能不能请他帮我办一下？”
“能！当然能！”我回答。
于是，爸爸说：“请他替我给毛泽东发个电报。”
我说，好，就要去拿笔、纸。
父亲有些生气地说：“一个字也不能用笔记，只能记在脑子里，对你的同学，也只能口授，决不能字传，一点痕迹不能留下。”于是，父亲口授了两遍，又让我复背了两遍，没有错误，这才罢休。
电报的原文大意是这样的：
我已认识到过去以蒋介石为中心来统一国家、复兴民族和随蒋戡乱是完全错误的，决计将所属的约六十万军队、二百架飞机交毛泽东指挥，以达救国救民之目的，请求派南汉宸来平商谈和平事宜。
这个电报发出后，一直没有得到回音。父亲问过我，我也问过佘涤清和王汉斌，谁也没有正面回答过我。
1948年12月14日，解放军包围北平后，第二天，父亲就派了崔载之为代表，在李炳泉的引导下，到平津前线指挥部谈判去了。正在谈判期间，解放军连续攻克了新保安和张家口，消灭了三十五军和一〇五军，25日凌晨，中共又宣布了头号战犯，我父亲的名字也在里面，一下子激怒了他，他把办公桌上的电话、茶杯、笔筒以及文件等等，统统用臂横扫于地，跌跌撞撞走向卧室的时候，撞在门框上，摔倒在地。当我闻讯赶到时，他已躺在床上，嘴里念叨着：“完了，一切都完了，政治生命也完了！”我刚要说什么，刘厚同老先生来了，他说：“宜生，不要悲观，旧的生命完了，新的生命正好开始！现在要紧的是，你要认清形势，下决心，把和谈道路走下去，我不相信共产党非要用武力解决平津问题。”
父亲说：“人家要价太高，我无法满足。”
“高！不就是让你把中央军的军师长抓起来，宣布起义吗，你办不到，说明情况再谈吗！”
“人家要的条件，是让我对不起朋友，也对不起死去的郭秀山（郭景云的字），是让我当叛逆，落千古骂名！”
“宜生，此念差矣。前些日子，我不是对你讲了，什么叫忠，忠要忠于什么人。”
关于“忠”的问题，刘老对父亲是这样说的：商汤、周武是桀、纣的臣，后来讨伐桀、纣，后人不但不骂他们是叛逆，倒赞美他们是圣贤。忠，要忠于人民，并非忠于一人。目前国事败坏到这个样子，人民流离失所，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人民希望和平，政府必须改造。如果你能按照历史发展，顺应人心，起来倡导和平，天下人会箪食壶浆欢迎你，谁还会骂你叛逆呢？
接着刘老还针对父亲企图依靠空投、固守平津，与城共存亡的想法说，文化古都不能毁在你傅宜生的手里，解放军四面而来，城是守不住的。蒋介石自顾不暇，哪有力量支援你。现在与中共和谈的资本虽然不如过去了，但议和一成，平津免遭战火破坏，城内军民生命财产得以保全，人民会感谢你的。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政策也是很明确的，高树勋起义就是一个见证，你只要接受了和平起义，共产党是不会亏待你的，你和你的部属都会有个光明前途的。
我把父亲大闹居仁堂的情况向佘、崔汇报后，1949年1月1日，毛主席为父亲不理解为什么宣布的战犯中也有他的名字，写了一个电报给父亲，电报发到平津前线指挥部，林彪派李炳泉回来传达的。这封电报，后来人们把它称为“元旦六条”，一下子解除了父亲的思想疑虑，把父亲又拉到了谈判桌上，这才有了派周北峰出城进行的第二次谈判。
1948年12月底，父亲把邓宝珊将军接到了北平。当天晚上，他们一起到马占山将军家吃饭。他们三人早在抗日战争年代就拜了把子，成了异姓兄弟。邓伯伯来平不久，就与崔月犁同志接上了头，二人商量着如何做父亲的工作。
1949年1月12日，邓伯伯把我叫去，说他与父亲一起吃了一顿饭，这顿饭好像是邓伯伯张罗的，弄了五六个菜。这对我父亲来说，是第一次，因为平时，父亲吃饭只有两个菜，有客人时，才加一个。这次这么多菜，我就感到可能有好事。
后来，我去向崔月犁汇报情况时，我还没开口，崔问我：“前一两天，你与父亲和邓宝珊将军一起吃了一顿饭吧？”我很惊奇地说：“你怎么知道？”他答：“邓将军对我说的。他说你父亲的问题解决了，下决心与我们党合作了。”我当时听了这话，高兴极了！
1949年1月25日、26日的晚上，邓宝珊将军和解放军最早入城的苏静处长，来到中南海居仁堂看望父亲，父亲就让值班的勤务兵端茶倒水，与苏静处长热情地聊了起来。我就退到了里边房间。紧接着，邓伯伯也随我进了里屋，并把一封没有封口的信交给了我，他说：“冬菊，你先看看，尔后抽个适当机会交给你爸爸。”
我看后，感到措辞很严厉，好像一份通牒。信一开始就指责父亲率部大肆进攻解放区，先后占领了70多个县镇，并且一一列举了县镇的名称。接着就指责父亲所部所到之处，奸淫烧杀，无所不用其极。最后给父亲指了两条路，一是自动放下武器，一是出城改编，并限1月20日中午12时前作出抉择。
我看到信时，国民党军正在向城外开，父亲看到信后，一旦生了气，把协议推翻了怎么办？我决定，等国民党军队都开出城之后再说。
谁知2月1日，《人民日报》以“北平解放经过”为题，全文发表了这封信，我父亲看后大发雷霆，说什么登报前不给他看，这是打他的闷棍，有意把他在全国人民面前搞臭。
后来我听段清文说，父亲把邓伯伯找了去，问这是怎么回事？邓伯伯说：这封信是林彪在通县谈判完后交给的，他看后认为已经签了协议，没有必要再交给父亲看了，所以回城后就把信交给我，让我收起来存档就行了。邓伯伯就这样把事情搪塞了过去。
可是这件事并没有到此结束，1953年“三反”“五反”时，我所在的支部有人把这事提了出来，说我扣压中央给我父亲的信。我不仅写了文字检查，还在支部委员会上作了检讨，这才算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