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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2月，原国民党政府察绥两省军政要员齐集塞外名城张家口，召开察绥两省军政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员有：两省省主席、各厅厅长、省府委员及省政府秘书长，干部训练团教育长及各处长，各县县长、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军队少将旅长以上干部，军统、中统等有关部门负责人，以及新闻记者，总计500余人。会议主持者是傅作义将军。我当时任康保县长兼察盟专员，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这次会议是在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猖狂进攻的形势下召开的。当时，傅作义率部进攻晋察冀边区，解放军为保存有生力量，主动放弃华北重镇张家口。傅部侵占张垣（即张家口）后，首先遇到的政治方面的问题就是：经过初步土改的原解放区内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矛盾。这也是这次两省军政干部会议的主要议题。
会上，多数人主张对分得土地的农民进行倒算；对农民欠地主的债务进行追还；对斗争过地主的农民进行制裁。他们怀着对翻身农民的刻骨仇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这引起了我的忧虑。在我任县长的康保县有大地主王福堂者，私立公堂，扣押农民30余人，进行酷刑拷打。我感到，这种做法如不予制止，任其发展，势必把农民“逼上梁山”，而与会者的提议比王之做法更有甚之，是根本行不通的。有鉴于此，我在会上提出了如下主张：“地主保持土地所有权，佃农保持佣耕权，以农产品正产物的1/3实行二五减租为地租，废除高利贷剥削，废除包耕制，禁止反攻倒算，逐步达到耕者有其田。”我这主张在会议讲出后，遭到大多数与会者的反对。有的说“这是为共产党做宣传”，有的说我是“赤色分子的代言人”，有的说我“为虎作伥”，有的说我是“身披国民党外衣，为共产党做工作的人”……听了这些议论，我十分恐惧，大家这样仇视我，恐怕不仅我的“七品知县”的乌纱保不住，而且生命也要发生危险。但我还有一线希望，就是看傅作义将军做何结论。如果他肯定我的主张，我就活了；否则，那我就会轻者入囹圄，重者遭杀头。就在我忐忑不安焦急等待时，傅作义主席下了结论：“刘芸圃同志土地改革方案，我完全同意。察绥两省照办。”我的心情由恐惧转为喜悦，心中想：傅先生真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军事家、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