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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武（1899—1989），解放军高级将领。1919年从军，参加北伐战争。1928年起，在国民党傅作义部历任参谋、团长、旅长。1933年，参加著名的长城抗战，抗击日本侵略者。1936年，参与组织指挥绥远抗战，获百灵庙大捷。1949年9月19日，率绥远军政人员起义。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三兵团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和一级解放勋章。1989年3月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我早年因仰慕傅作义先生，毅然脱离原部队，从上海奔赴天津，投效于他的门下。我先后任傅作义天津警备司令部参谋处上尉参谋、少校参谋，政治训练所少校队长、中校副团长、上校团长、少将旅长、中将师长、军长，第八战区副长官部政治部中将主任兼晋陕绥边区副总司令，绥远省政府主席兼“华北总部”驻绥部队归绥指挥所主任和绥远省保安司令，西北军政副长官。到1949年9月19日绥远起义止，我在傅将军领导下做事21年。
绥远起义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傅作义将军除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和水利部部长外，还被任命为绥远军政委员会主席、军区司令员，而当时我任绥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军区副司令员及绥远省人民政府主席，我们又一道工作了一年多。此后，我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二十三兵团司令员。抗美援朝回国后，我长期担任某军军长，虽然我们不在一起工作了，但时常往来，互相劝勉，交谊愈厚。如此算来，我和傅作义将军先后共事和交往近半个世纪。
傅作义将军生于1895年，当时刚刚发生过中日甲午战争，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加之慈禧太后等人卖国求荣，国家民族处于任洋人宰割欺凌的局面。傅作义就在这样的年代里度过了童年。
1910年，已经15岁的傅作义看到劳苦大众受人鱼肉，中华民族濒临灭亡，决心弃文经武。当时，革命先驱孙中山领导的推翻清朝、振兴中华的革命浪潮，鼓舞着热血青年。小小年纪的傅作义，远离家乡荣河县（现山西省临猗县），毅然投考了山西陆军小学。入学后第二年，辛亥革命爆发，他以满腔热情投身革命。他剪掉辫子，参加山西起义，任学生军排长，到娘子关一带作战。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后，全国上下一片义愤，血气方刚的傅作义曾经谋划刺杀袁世凯的计划，但未遂。傅作义在陆军小学毕业后，升入北京清河陆军中学，肄业二年，升入保定军官学校第五期，1918年毕业，时年23岁。
结束了八年的军校生活后，年轻的傅作义被分配到阎锡山部第十团当见习军官，三年后任上尉营副、营长，过了一年又升为少校团副，四年后由团长升为第四师师长。当时，国内大大小小的军阀互相钩心斗角，你争我夺，贪污腐化，完全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傅作义原想弃文经武，救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没想到时局混乱，又身处军阀部队之中，壮志难酬，十分苦恼。
1927年，奉系军阀张作霖割据东北、华北大部地区，国共两党合作北伐。傅作义率部积极投入到讨伐奉系军阀的斗争中，他的部队从晋北直插奉系军阀的要害——北京外围涿州。涿州是京汉铁路通向北京的咽喉，是北京的屏障，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当时，奉系军阀王之佑部驻守涿州，受张学良直接指挥。傅作义部快速运动到涿州城下，以奇袭的战术占领涿州。涿州的被占，引起奉系军阀极度恐慌。“安国军大元帅”张作霖和奉军军团长张学良，立即调动重兵四万余人，组成反攻涿州总指挥部，由张学良任总指挥，全力进行争夺。奉军先后发起了九次总攻，动用了步、炮、坦克及化学武器，飞机昼夜轮番轰炸，就算这样，奉军也未能得逞，涿州城屹然不动。万般无奈，奉军只好由围攻变为诱降。
张作霖亲派高级参谋、原保定军校战术教官、傅作义将军的老师于国翰，进城递送劝降书。傅作义在大军围城、形势困厄之时，毫无屈服之意。在复信中他风趣地说：老师教授我们的战术中，可惜没有投降这一门，因此不敢从命。傅作义将军率领全体将士和涿州城内百姓，苦守三个月。城内粮食断绝，部队和百姓只好吃酒糟、树皮。部队进城时穿的是单衣，进入隆冬，部队只好穿老百姓捐送的男女杂服。后来，涿州部分百姓实在困苦难堪，派代表呼吁停止战斗。傅将军出于对父老百姓的爱护之情，不忍让百姓再受痛苦，便决定只身出城谈判，寻求挽救全城百姓的良策。当时的一份文件上有这样的记载，傅作义师长说：“吾一身赴敌军为质，要其解围。幸而得允，吾军余众，或可由旅长率部退却，吾死而不虚矣。……吾死而城开食入，亦吾所以谢涿人也！”他在一封家书中写道：“作义束发从军，以救民为职志。……涿人由我而死，作义宁不痛心！”涿州百姓听到傅作义的肺腑之言，万分感动，纷纷表示：傅师长绝不能出城，如傅师长只身出城，我们全城百姓愿与全体将士殉城。后来，傅作义只好遵从涿州百姓的意见，派旅参谋长朱锡章出城谈判，并授意朱锡章：同奉军谈判，不是投降，他们如答应以下三点，就可签字：一、战斗结束后，我部改编为国防军，不参与军阀混战；二、涿州百姓因奉军攻城而死伤及财产受到损失的，应抚恤和赔偿；三、我本人退出军界，不接受任何职务。
张作霖、张学良表面上接受了傅作义提出的全部条件，涿州战事遂告平息。涿州战役，表现了傅作义将军的爱民思想，受到国内外的高度赞扬。从此，傅作义将军一举成名，声震中外。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侵略中国之野心日渐暴露。傅作义先生作为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在抗日问题上，始终旗帜鲜明。1933年，他率部参加长城抗战。1936年，他参加绥远抗战。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率部转战于察北、平绥线、晋北、忻口、太原、晋中、绥南、绥西等地，给敌人以重创。在国共合作抗日的过程中，他对共产党的了解日益加深，这为以后他毅然率部走向人民阵营奠定了基础。
1949年1月，在解放战争的关键时刻，傅作义将军通过和平谈判，实现了北平的和平解放，之后又促成了绥远起义，这为促进全国解放、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1955年9月，毛主席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在怀仁堂举行的隆重授勋典礼上，亲自授予傅作义一级解放勋章。1974年，傅作义先生病危时，周恩来总理到医院探望他，并拉着傅作义的手说：“宜生，毛主席让我看你来了。毛主席说你是对人民立了大功的人。”
我当年在傅作义将军的领导下，任绥远省主席兼“华北总部”归绥指挥所主任，我了解北平和平解放的经过，也了解绥远起义的全过程。傅将军的举动，是他高度的爱国思想的表现，促使他采取这一举动的思想，也是由来已久。
早在1946年秋，傅将军就有了走人民道路的思想萌芽。这年11月间，我接任绥远省主席，在从张家口去绥远前，傅在他的办公室同我谈话。当时他问我：“其武，咱们为谁打仗？”这突然的问话，使我一时摸不着头脑，半晌答不上来。于是，他又催问：“其武，咱们究竟是为谁打仗？！”我说：“你说为谁哩？咱们的口号不是替人民服务，为国家负责，要求政治上民主、经济上平等吗？”傅说：“是的，我们的口号是对的，可是，咱们究竟为哪种人服务哩？为什么样的国家负责呢？政治上是不是民主，经济上是不是平等呢？”停了片刻又问：“我有多少好朋友，有学识、有地位，都向共产党那里跑，这是什么道理呢？”我说：“人家看见南京政府党派分歧，腐化无能。”傅又问：“有多少年轻学生向共产党那里跑，这是什么道理？”我答：“青年学生是求进步的！”傅停了片刻，又问：“蒋先生有意让咱们到北平去，你看怎么样呢？”我说：“干脆不去。”傅问：“为什么哩？”我说：“让我们到北平去，是想让我们担当华北的责任。我看，咱们不去给他担当这个责任。”我当时还存在一些小封建思想，认为把察绥两省搞好，三年就可以水落石出。傅和我的那次谈话，说明了他内心明显地产生了矛盾，开始向往人民政权。
在这之前，傅作义将军还经常跟我说这样的话：“我们的奋斗目标是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复兴，除此别无他求。自己没有能力使国家统一、民族复兴，谁能使国家统一、民族复兴，我们就跟着谁干！”又一次，傅将军去看望攻打张家口时俘虏的解放军伤病员，回来的路上，他心情非常沉重，曾自言自语连着说：“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这简直是造孽！”这也表明他心里打内战的痛苦。
到了1948年春天，傅将军的思想又有了进一步的变化。一次，我在北平开完会，去西郊傅将军办公室辞行，我们谈了很多话。他最后试探我说：“其武，今年就是咱们的生死关！”我说：“已经走上这条路了，走到哪里算哪里吧。”他沉默了一会儿，兴奋地告诉我：“不要紧，走人民的道路就是生路！”这句话当时我还不太理解，事后我才知道，他说的这句话，是在充分分析了国内的政治、军事形势后，经过一番思想斗争而得出的结论。
“北平和平”是傅作义将军在十分困难而又复杂的情况下，克服重重阻力，扫除大量障碍，冒着生命危险实现的。
最大的阻力来自蒋介石。早在1948年11月初，辽沈战役刚结束，在南京政府召开的军事会议上，蒋介石就用封官许愿的伎俩，拉傅将军南撤。蒋先让他儿子蒋经国到飞机场接傅，住下后又让何应钦出面做傅的工作，后蒋又邀傅到他官邸举行小型高级秘密会议。会上，蒋一方面大骂陈诚、熊式辉丢掉东北，另一方面却对傅作义将军表示慰勉有加。他向傅作义将军再次谈了他的安排：调傅任东南军政长官，华北部队完全南撤，此后所有军队都归傅指挥，他只做补给。对于蒋介石作这种安排的全部含义，傅将军心中自然是清清楚楚的。但他不能断然拒绝，只能装出满有信心的样子对蒋说：“我对华北局势还不像别人所说的那么悲观，我自信还有扭转华北危局的办法。南撤方案，非万不得已时不宜实行，因为坚守华北是全局，退守东南是偏安，历史的教训值得深思。”蒋介石同意了傅的说法，傅返回北平。回平后的一两天，傅将军却通过中共地下党员、他的女儿傅冬同志，转电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请派南汉宸同志来北平商谈和平合作事宜。
12月13日，人民解放军包围北平城。此时，蒋介石还不知道傅将军与共产党暗中有联系。为了保住平津军事实力，蒋先派国防部长徐永昌飞到北平，要求傅将军把部队分两路撤到塘沽和青岛，待机南撤。傅将军以种种理由，回绝了徐永昌。这时，北平城内的市民、工人、学生要求和平的呼声很高，蒋介石对傅将军的所谓“扭转华北局势的办法”开始产生疑虑，揣测傅可能与中共和谈。于是，在徐永昌返回南京一两天后，蒋又派国防部第二厅厅长郑介民来北平拉傅。郑介民来时，带着蒋介石给师以上军官的信（每人一封），郑表面上要大家都听从傅作义将军的指挥，暗地里却与蒋系部队师以上军官举行秘密紧张的会晤。郑介民对傅说：“部队南撤以后，我听你的命令和听委员长的命令一样。”对郑介民，傅作义将军仍像对付徐永昌那样，将郑打发走了。蒋介石不久又派次子蒋纬国到平，再次劝傅南撤。蒋纬国见傅时，转达蒋介石的亲笔信，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伪装对傅信赖、倚重，盼傅率部突围。傅将军婉言谢绝。此时美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飞抵北平，对傅大耍政治手腕，说今后美国要把美援直接支持傅，他的太平洋舰队将全力援助傅作义。此时，傅作义将军同共产党之间的和谈，正多方秘密进行中。对于白吉尔的拉拢和许愿，傅巧妙而坚决地回答说：“我是个地方负责人，此等事应向我中央政府去说。”还说：“中国人的事，中国人自己办得了……”
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兵力大于傅部十倍，遍布北平城内各要害防地，这是傅作义将军进行“北平和谈”的又一重大障碍。北平围城中，原来的布防大体是：天安门以东为蒋介石嫡系石觉的第九兵团；天安门以西为蒋介石嫡系李文的第四兵团；傅将军所属的一个师驻防德胜门、西直门一带，两个师为总预备队。这种态势对傅作义将军走和平的道路极为不利。具有高度政治谋略和军事眼光的傅将军为防止意外，顺利实现北平和平解放，果断地将蒋系部队的建制打乱，使其互相制约；同时，调整要害防地的部署，用自己的部队替换蒋系部队。如北平城内的制高点景山，原由蒋系十三军一个师扼守，后来傅让三十五军十七师接防。
事后证明，傅将军所采取的这些重要措施，为胜利实现北平和平解放扫除了障碍。1月21日，当傅将军向他所指挥的师以上高级将领宣布与共产党达成协议、北平实现和平解放时，蒋系部队的将领虽然内心反对，但也无法动作。兵团司令李文、石觉和军长袁朴，只好要求傅作义放他们回南京。北平城内各部队得到北平和平解放的命令后，秩序稳定。在当时那样复杂的情况下，能取得这样好的结局，不仅为各界所称道，连傅将军本人也很欣慰。
1月22日，我来到北平见傅作义将军时，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北平和平解放，我是拼着三个死：一个是和共产党打了几年仗，不了解的人可能要打死我；二是蒋介石的特务和他的嫡系，随时都会杀害我；三是咱们内部不了解情况的人，也可能要打死我。我拼着三个死，决心走人民的道路，现在终于成功了！”这充分显示了傅将军的大智大勇和为国为民当仁不让的爱国主义思想。
1949年9月19日绥远起义前后，傅将军走人民道路的正确思想和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得到了进一步升华。
北平和平解放后，我于1月22日来北平会晤傅将军，向他请示绥远下一步怎么办。傅将军很明确地告诉我：“现在局势的转变，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历史的发展，是人民的要求，是任何力量也扭转不了的。我们要跟上历史的潮流，走人民的道路。”“走人民的道路”这句话，傅将军是用特别郑重的语气重复地讲的。此刻，我才更进一步地理解了半年多以前傅将军对我说的“走人民的道路”的意思。傅还对我说：“你回去后，告诉咱们的干部，抗日战争我把大家的家属送到兰州、宁夏可以，日本人到不了，别看现在解放的地方小，很快全国都要解放，除非你有钱把你家眷送到国外去，否则没有立足之地。”
从北平回到绥远后，我决心在傅先生的引导下，做好绥远和平起义的准备工作。我当即召集部队军、师、旅长级以上干部，地方厅、局以上干部，省议会议长，高等法院院长，各界各族代表人物谈了话，传达了与傅先生晤谈的情况，使大家对绥远走和平道路有一个思想准备。
与此同时，傅先生在北平也积极开展了一系列促进绥远起义的工作。他指定周北峰、王克俊、阎又文三人为绥远方面与共产党谈判的代表。《绥远和平协议》（草案）与双方军队驻地临时分界图制定后，他又派随从参谋刘庸笙和原一〇四军军长安春山，到绥远征求我的意见，并传达毛主席“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就不用兵了。告诉董其武主席，先做好内部工作，在他认为适宜的时候举行起义”的指示。后来，当他听说刘万春、鄂友三、乔汉魁等人在归绥瞒着我秘密开会反对起义时，他觉得需要立即派老一点的高级干部帮助我控制局面，便让他的司令部老参谋长张濯清、原“华北总部”副秘书长王克俊等人来到绥远。国民党特务为破坏绥远起义，公然袭杀了华北人民政府驻归绥联络处工作人员王士鑫同志。事件发生后，傅作义先生接到我的报告，立即转报薄一波同志，使党及时了解了我的态度立场。使我特别感动的是，当绥远起义的条件基本成熟、尚有个别问题亟待解决时，傅作义先生受毛主席委托，和邓宝珊先生一起亲临绥远，及时而坚决地给我以支持。他携带大批慰问现金，慰劳驻绥部队，并在我的陪同下，三次召集旅、师、军级高级将领及各界各族代表分别谈话，着重说明了全国形势的发展，人民的要求以及走和平道路是正确的道路，对国家好，对人民好，对绥远地方好，对个人也好，前途是光明的，并讲述了毛主席的宽大照顾和既往不咎的政策，进一步消除了一些人头脑中残存的对共产党的顾虑，纷纷表示愿意跟着共产党走，奔向光明，走向人民。
傅先生在绥远的这一系列革命行动，使蒋介石反动政府十分惊恐。傅先生到达绥远后，蒋介石采取两面手法作垂死挣扎。他一面派毛人凤密电潜伏在绥远某部中的军统特务头子赵思武说：“傅作义认贼作父，拱手出让华北。近闻该逆潜赴绥远，企图鼓动部队降匪，着速就地刺杀，本局当有重赏。”一面派国防部长徐永昌携带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的亲笔信，于9月15日飞来包头，企图说服傅作义到广州为反动派效劳。另外，蒋介石还给傅作义先生发过一个电报，在电报中蒋说，傅这次回到绥远，正像当年西安事变后蒋回到南京一样，由于一念之差，铸成今日危亡之大错，要傅接受这个教训，不要自误、误国、误部下。对于这份电报，傅作义先生态度非常坚决、明朗。他告诉徐永昌：国民党丧尽军心、民心，大势已去，任何人、任何力量都无能为力！义正词严地拒绝了徐的要求。
回忆傅作义先生在北平和平解放和绥远起义过程中的所作所为，更使我感到，傅将军将国民党的几十万军队完整地交出，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把北平古都完整地交给人民，用北平的和平解放推动了全国的解放，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所以，胡耀邦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高度评价傅是“对中国人民革命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的著名爱国人士”，是极为允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