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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3月4日，日军轻取承德，热河失陷，全国舆论哗然，纷纷谴责张学良和国民党政府。
蒋介石档案记载：“国人闻承德沦陷，群情骚然。”3月6日，《大公报》创始人、时任国民政府国防设计委员会委员的吴鼎昌（字达诠）等来见蒋介石，要求从速下令撤销张学良职务，以平天下之愤。
由于张学良对舆论指责没有回应，蒋介石对撤张学良一事犹豫不决，遂决定先行北上，与张学良会晤，看情况再定。蒋介石在日记中称，仍希望张学良能反攻热河，以为最后之努力。
3月6日下午3时，在宋子文陪同下，蒋介石从南昌乘飞机出发，5时抵达汉口，午夜乘专列沿北汉路（即平汉线）继续北行。
7日上午7时，蒋介石专列经过河南新店以北。后经信阳稍住即行，晚10时到郑州，蒋介石对记者发表谈话，其中说：“热河失守，东北沦陷，愿负全责，失地一日不复，抗日之责任一日不敢放弃，誓为国人前驱，图报党国，以慰军心之望。”当晚，蒋介石继续前行。
3月7日，国民党监察委员要求监察院弹劾汤玉麟（时任热河省主席）、张学良。监察院即呈文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要求“将违反命令失陷地方之汤玉麟、张学良等，尽快惩治，以肃国纪”。当天，行政院决议将汤玉麟免职查办。
同日，张学良致电国民党中央请求辞职。电文大意是：“热河失陷，是因为我诚信未孚、指挥不当，以致上负国家，下无以对国民，即使粉身碎骨，也对大局无益，所以请求免职，以示惩儆。”
张学良此电一方面为应付当时国内舆论，另一方面也在试探国民党中央对他的态度。第二天，电文在天津《大公报》公开发表。
3月8日下午3时，蒋介石专列到达河北高邑，军政部长何应钦、参谋次长杨杰、内政部长黄绍竑等来迎接。5时到石家庄。
当晚，蒋介石与何应钦等商议处理北方军情办法，决定：一、准张学良辞职；二、取消北平军分会，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指挥各部；三、设平津察戒严司令。同日，国民政府明令缉拿汤玉麟。
9日上午，蒋介石与宋子文商议张学良辞职办法，决定先由宋子文到保定与张学良见面，转告蒋介石同意其辞职的意见，根据张学良的态度，再决定蒋介石与他见面谈话内容。下午，蒋介石致电张群，说明他到石家庄后，何应钦等都同意张学良辞职，他决定到保定，劝张学良辞职。因为张群时任外交部部长，正与日本在上海谈判，所以蒋介石还在电报中询问有无日本关于热河的消息。
张学良在接到蒋介石电召后，即乘专列从北平赶往保定。他对同行的王卓然说：“我与蒋先生约在保定见面，我要与他商讨反攻热河。”看来，张学良似乎根本没有辞职的打算，也没有料到蒋介石会劝其辞职。
宋子文与张学良会面，转告蒋介石劝其辞职后，张学良感到很意外。下午3时，蒋介石由石家庄出发。下午7时到保定，与张学良相见，劝其辞职。
蒋介石档案记载，张学良要求考虑后再作决定，并以处置后事相问，意思是不想辞职。晚10时后，蒋介石由保定回石家庄。他在日记中写道：“今日商谈，子文以汉卿军队之安置为难，汉卿亦不愿去职。余坚劝其辞职离平，乃汉卿考虑二小时，犹未决定，故余之心亦甚觉为难。汉卿又以处置后事问余，余亦不能直说，心更觉难！”
最终，张学良迫不得已，答应辞职离开北平。蒋介石、宋子文离开后，张学良回到自己的专列上，大哭了一场。
三年后，张学良在西安对刘鼎（著名军工与机械工业专家，中国军事工业的创始人和杰出领导人。曾长期从事地下情报工作，在西安事变中立下汗马功劳）说，当时全国人民要求抗日，中央军也北上参战，他很兴奋。“哪知保定见蒋委员长，不谈抗战，反而逼我下台，所以以前的热情支持，不过是诱我上圈套，好逼我下台。”这些话再次说明张学良当时是被迫辞职的。
1933年3月10日，蒋介石致电张学良予以劝慰，说与张学良分别后，自己“公私交感，凄伧难言”，表示张学良辞职后，由何应钦暂代其原来的北平军分会委员长职权，其他“一如旧状，毫不变更”，戒严司令一职也不设立了，各机关照常办公，不做更张。蒋介石在日记中称：“公私之间，令人为难，又恐汉卿之不能谅解，故不忍速其行也。”
同一天，张学良返回北平，随即召集东北军各将领，说明与蒋介石会见情形并决定辞职出洋。11日，张学良公开通电辞职，其中说：“此次蒋公北来，会商之下，益觉余今日之引咎辞职，即所以效忠党国，巩固中央之最善办法，故毅然下野，以谢国人。”这则通电亦可隐约看出张学良被迫下野的情形。12日，张学良携夫人于凤至等乘飞机离开北平，下午抵达上海，准备出国游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