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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汉奸事件”确实给中共在道德、法律、民主、人权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上都造成极大的被动，一些别有用心的国民党反动派借题发挥，指桑骂槐，攻击中共中央，给中共的形象、威信和声望带来负面影响，也不利于党去团结更多的民主人士进行抗日战争。
为了挽救不利局面，周恩来亲自出面对各方人士做了许多工作，并多次托人去看望陈独秀，劝说他“不要活动，不要发表文章”。此事慢慢平息下来。但这一切对陈独秀来说，并没有平息。因为周恩来和徐特立的劝解，都是私下进行的，对王明、康生的诬蔑之词，中共中央亦没有作出任何公开的澄清或批驳。对蒙受的不白之冤，陈独秀始终耿耿于怀。
一山不容二虎。王明在武汉颐指气使，借共产国际狐假虎威，本想借康生之手炮制陈独秀“汉奸事件”，以与“托派汉奸”陈独秀合作为把柄，再堂而皇之地冠以违背斯大林“肃托精神”，从而达到一箭双雕既打倒陈独秀又打压毛泽东的目的。
后来，王明在他的《中共五十年》一书中承认，就是想利用此事作为打击毛泽东的一张牌。他得意洋洋地说：“1937年底，在我回到延安之后，便得知毛泽东已和陈独秀的代表罗汉达成协议，因此毛泽东允许托陈集团的成员全部恢复党籍（由于我已回到延安，‘恢复党籍’的计划才未实现）。这一事实证明，毛泽东当时已准备同帝国主义反对派的积极帮凶——托派分子勾结起来。”
但最终，王明在长江局处处违背毛泽东在国共合作中独立自主、保存实力和以游击战争为主的正确方针，一味推行自己提出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路线，结果还是像毛泽东所形容的那样——“梳妆打扮，送上门去”，被蒋介石“一个耳光，赶出大门”。
在1938年9月召开的被毛泽东誉为“决定中国命运之未来”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王明的错误受到批判，长江局被撤销，设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南方局和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原局。王明倒台了，王明、康生炮制的“汉奸”事件似乎也不了了之了。
斗转星移，随着武汉失陷，贫病交加之中的陈独秀流亡入川，再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法庭上打官司了，而现实也没有再给他“算总账”的机会。这桩莫须有的冤案，如同一把锋利的剪刀，一下子剪断了陈独秀与中国政治和中国革命的脐带，一个轰轰烈烈的政治家从此告别了政坛。而事实上也确实如他所言，“恐怕永无解决之日”了，直至他离开这个世界也没有人站出来为他平反昭雪，可谓抱憾终身。
直到1984年3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在一份涉及宣传陈独秀的文件中公开说明：“陈独秀在建党时期有不可否认的功绩，30年代王明、康生诬其为日寇汉奸亦非事实。”一场莫须有的冤案在悬案47年、陈独秀去世42年之后尘埃落定，在中共中央的文件中终于有了一个明确的说法。
（责编/闻立来源/《陈独秀“汉奸”事件始末》，丁晓平/文，《中华读书报》2014年10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