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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末至1938年初，王明、康生在武汉的《解放》、《新华日报》等党的机关报刊上，诬陷陈独秀是每月从日本侦探机关领取300元津贴的汉奸，当时就引起舆论大哗，纷纷要求拿出证据来。陈独秀也发表声明予以批驳，并准备付诸法庭。
后来由于周恩来做了许多工作，并由与陈独秀私交甚好的徐特立出面调解，再加上战事吃紧，武汉很快失守，此事被搁置下来。但是陈独秀头上“汉奸”这顶帽子，一直到死也没有摘掉。
直到冤案发生47年、陈独秀去世42年之后，在中共中央的文件中才终于有了一个明确的说法。
王明、康生制造“莫须有”罪名1937年11月14日，在苏联生活了6年的王明回国了。这个坐镇莫斯科通过共产国际遥控中共中央的“太上皇”，被毛泽东称之为“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来到了延安。
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即“十二月会议”）召开，王明在报告中声色俱厉地指责中央“过去忽视托派危险”，“对托派实质认识不够”。他竭力反对张闻天、毛泽东签发的《关于对付托派分子的原则》，指出：“在国际上我们可以和资产阶级的政客军阀甚至反共刽子手合作，但不能与托洛茨基的信徒们合作，不能与陈独秀合作。”
王明用“汉奸”、“托匪”、“杀人犯”等词来攻击托派，并诬指陈独秀是“每月拿日本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会上，有人当场指出：“说陈独秀是日本间谍，究非事实。”王明说：“反对托派，不能有仁慈观念，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说成是日本间谍。”王明生搬硬套斯大林自1936年8月开始审判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耶夫联合暗杀总部案”的政治恐怖手段，一回国就高举斯大林的“反托”旗帜，犹如抽出一把尚方宝剑，企图驾驭中共中央获得最高领导权力。1937年12月18日，王明来到武汉。在武汉，他高举“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企图一边打压毛泽东，一边打击已经夕阳西下的中共元老级人物陈独秀，与康生沆瀣一气，将莫须有的“汉奸”帽子戴到了陈独秀的头上。毛泽东后来说：“十二月会议后，中央已经名存实亡。”
作为王明在苏联时的马前卒，康生对王明的意图心领神会，迫不及待地炮制了长达1.6万字的《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一文，杀气腾腾地指向陈独秀。
其中，涉及诬蔑陈独秀为“汉奸”的主要文字如下：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我们的东三省。同时，上海的日本侦探机关，经过亲日派唐有壬的介绍，与陈独秀、彭述之、罗汉等所组织的托匪“中央”进行了共同合作的谈判。当时唐有壬代表日本侦探机关，陈独秀、罗汉代表托匪组织。谈判的结果是：托洛茨基匪徒“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而日本给陈独秀的“托匪中央”每月300元的津贴，待有成效后再增加之。这一卖国的谈判确定，日本津贴由陈独秀托匪中央的组织部长罗汉领取了。于是，中国的托匪和托洛茨基匪首，在日寇的指示下在各方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就大唱其帮助日本侵略中国的双簧戏。
康生在诬陷中安排唐有壬这个亲日派的“幽灵”来扮演“日本侦探机关代表”的角色，意在“死无对证”，达到“铁证如山”的目的，用心可谓奸诈。
据与陈独秀一起坐牢的濮清泉回忆：“关于唐有壬与陈独秀的关系，是彭述之编造出来的。此事我完全清楚。唐有壬和陈公博都是陈独秀的学生，他俩都非常钦佩和尊重陈独秀。陈独秀被捕后，他们都到看守所看过陈独秀。因私人关系——师生关系，他们对陈独秀有过帮助，少则50元，多则200元……彭述之认为陈独秀的学生送来的衣物和钱，他是应该分享一半的。陈独秀对他本来不分彼此，让他享受的。但是一定要分一半，这就不像话了。因之，陈、彭意见分歧日甚一日，后来弄得不讲一句话。1937年出狱后，彭述之就大肆宣传，陈独秀与改组派有联系，把私人关系扯到政治上来，想借此把陈独秀搞臭。我是这个问题唯一活着的人证，外面报刊捕风捉影所谈的一切都是根据彭述之的编造写出来的。我觉得歪曲历史、编造历史是非常可耻的行为。”
1938年1月28日，康生的《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发表后，如同引爆了一颗定时炸弹，舆论一片哗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