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花瓷文化

中国瓷器在宋元时期就大量输出并在东南亚、中西亚地区产生了广泛影响，但是真正形成世界性的中国瓷器市场以及大规模的东西陶瓷文化交流，则是在明初三宝太监郑和七下西洋之后。其中尤以青花瓷的影响最大。

青花瓷是指一种在瓷胎上用钴料着色，然后施透明釉，以1300℃左右高温一次烧成的釉下彩瓷器。釉下钴料在高温烧制后，呈现出蓝色，习惯上称为“青花”。中国青花瓷的制作始于唐代，成熟的青花瓷出现在元代的景德镇。元青花瓷一改传统瓷器含蓄内敛的风格，以鲜明的视觉效果，给人以简明的快感，其中体现的豪迈气概和艺术原创精神，将青花绘画艺术推向顶峰，确立了后世青花瓷的繁荣与长久不衰。

明代永乐、宣德两朝官窑瓷器胎质细腻洁白、釉层晶莹肥厚、青花色泽浓艳，因此永乐、宣德两朝成为历史上青花瓷烧造的黄金时代。当时名为苏麻离青的钴料来自伊朗的卡善地区，主要是通过海洋贸易到达中国。 明代景德镇的青花瓷是釉下彩发展的最高阶段，景德镇也成为中国的瓷都。青花瓷作为中国瓷器生产主流在明清两代长盛不衰将近600年。瓷器成为中国骄傲，享誉世界的历史，正是从青花瓷的出现开始的。

明初，朝廷与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等海外国家建构的海、陆朝贡贸易，共同构成了中国青花瓷在广大伊斯兰国家和地区完整的贸易圈。郑和船队开辟了一条“海上丝绸——陶瓷之路”，所到30多个国家和地区，均有关于中国陶瓷的记载。白地蓝花的青花瓷器素雅高洁，大放异彩，备受海外欢迎。据郑和的随员马欢《瀛涯胜览》一书记载，因为甚爱中国青瓷盘碗等品，占城国“则将淡金换买”，爪哇国“则用铜钱买卖”，锡兰国“则将宝石、珍珠换易”等。郑和下西洋期间，景德镇官营瓷业需要不断地向船队提供大量的贸易用瓷，仅郑和第七次下西洋的宣德八年（1433），明廷就向景德镇派造瓷器443500件。 景德镇官窑由原来的20座增至58座。

陆路瓷器运输，京师北京是起点，瓷器则由内河航运过来。北京设有接待各国贡使的会同馆，分为南、北二馆，弘治五年（1492）南、北馆发展到房屋387间、376间。成化十五年（1479），由于各国来京的使臣、商人购买瓷器的数量不断增加，妨碍市场的正常销售，为此明政府规定每人限买“青花瓷器五十副” 。到万历时期，前朝的各种限制早已不复存在，北京市场上外销瓷数量又与日俱增。明人沈德符曾于京师“北馆”目睹“天方诸国”的“贡夷”归程时所载各种物品中，仅瓷器一项“多至数十车”，每辆车的高度竟达三丈多（约10米）。进行长途运输的有女真、鞑靼及天方诸国。 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是西亚的终点，而今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帕皇宫博物馆还保存着一万多件元、明、清时期的青瓷、青花瓷和彩瓷。 伊朗阿德比尔清真寺也藏有明代各类青花瓷器500多件，其中有一件1米高的青花大花瓶。

在广大的中亚、西亚地区，特别是波斯地区，青花瓷更是受到当地人普遍青睐的物品。波斯当时大量的细密画，即反映了其社会对蓝彩白胎瓷器的偏爱。

由于奥斯曼帝国对西欧及亚洲间贸易的垄断，14—15世纪时，中欧之间并无直接贸易或朝贡关系。那时出现在欧洲的少量瓷器多数是来自那些与欧洲权贵有着相同社会地位的近东统治者和贵族。中国明代青花瓷器于15世纪初传入欧洲时，被作为东方文化代表的神奇之物而视若拱璧。根据史料，1461年埃及苏丹把少许明代青花瓷器作为礼品送给威尼斯的多吉·帕斯奎尔·马尔皮罗之后，欧洲的首领们也开始热衷于收集中国瓷器。洛伦佐·德·美第奇在1487年获得了他的第一件瓷器。1498年瓦斯科·达·伽马从葡萄牙启程到印度时，从曼努埃尔（Manuel）一世（1469—1521）那里接受了寻找香料、基督教徒和“瓷器”的特殊使命，他于1499年就带了一些瓷器返回里斯本。在此后的20年间葡萄牙人进一步向东方推进，他们找到的中国货物是如此之多，以至于曼努埃尔国王开始把向欧洲王室赠送明朝青花瓷器作为一项惯例。 在欧洲，现藏德国卡塞尔（Keisel）朗德博物馆的青瓷碗，附加的金属饰具上有克宋·冶令伯克伯爵（1435—1455）的纹章图案，可确认为现存欧洲最早的具有可靠年代的明代瓷器。现存里斯本的属于葡萄牙曼努埃尔一世的纹章瓷、青花执壶，可视为迄今已发现的中国为西欧特殊订货所制的最早外销瓷。

这些异国情调的青花瓷器还引起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的注意，并出现在15世纪的重要宗教绘画中，它们被视为向基督教和古典诸神献祭饮食的合适用具。譬如，弗朗西斯科·贝纳利奥（Francesco Benaglio，1432—约1492）的一幅1460—1467年间的画作中就展示了一只盛满献给圣母和耶稣的新鲜无花果的中国青花瓷碗。一只青花瓷杯则作为三博士之一给新生的基督的礼物出现在安德里亚·蒙塔纳（Andrea Mantegna）的《三博士来拜》中。设置在基督教语境中的青花瓷，可理解为画家想象东方的符号化表达。而在乔凡尼·贝里尼（Giovanni Bellini）1514年绘制的《诸神之宴》中，大型青花盘被用于奉上食物。

中欧之间直接的商业联系直到16世纪早期葡萄牙人抵达中国时才得以建立。景德镇弘治年间的青花瓷器被葡萄牙船队运到欧洲之后，立即成为欧洲君主和贵族珍藏的对象。

可以说，中国瓷器特别是青花瓷自传入欧洲起，便成为中国艺术和东方文化的象征，它在不断地浓缩欧洲人所认为的中国情调的同时，又凝聚了他们对古老东方的持续想象，因而得到欧洲各阶层民众的普遍欣赏和广泛接受，并作为一种珍贵文物被西方很多国家收藏。

陶瓷艺术的传播过程也是思想观念和文化信息的传播过程。青花瓷在远销世界的同时，也把陶瓷艺术和中华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

在这一过程中，青花瓷深受海外诸国的喜爱和崇尚，并对当地民众的生活习俗、文化艺术等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中国陶瓷文化的影响，也使陶瓷烧造技术广为传播，以至于不少国家和地区在明代同时期也烧造出既有中国器型和绘画元素，又有自己本土特色的瓷器来。暹罗、占城多次派工匠到中国学习瓷器烧造技术，仿烧中国瓷。朝鲜15世纪中期之前烧造的瓷器就已逐渐融入了中国青花瓷的风格。伊斯兰地区的制瓷业也获得了许多青花瓷制造的宝贵经验和技术。在土耳其陶器生产的黄金时期，其产品还作为贡物流入了中国。据《明史》记载，嘉靖二十七年（1548）和嘉靖三十三年（1554）土耳其入贡明朝的贡品中就有“花瓷器”。《大明会典》中记载的阿拉伯国家使臣向明政府进贡的物品中也有“花瓷汤壶”。 “汤壶”亦称“汤瓶壶”或“汤瓶”，是穆斯林专门用于净手及沐浴的器具，具有显著的文化标识性。青花瓷的输入同样也影响欧洲，促使意大利佛罗伦萨、荷兰代尔夫特等地区大量生产出仿青花软质瓷和蓝彩瓷砖，并刺激德国迈森陶瓷厂于1710年成功研制出欧洲第一件硬质白瓷。当然，由于陶瓷原料和制作工艺水平的差异，欧洲瓷器终难媲美中国瓷器。因此，历史上中国瓷器在国际陶瓷市场一直处于绝对的领先地位。

青花瓷的输入改变着亚洲、欧洲、非洲以及美洲等地富裕阶层室内装饰的风格，也对其用餐方式带来革命性的改变。例如在坦桑尼亚基尔瓦岛，主持发掘的学者奇蒂克指出，对于穷人来说，地方陶器的生产已经能够满足要求。在15世纪时，大量的地方小陶碗的增加，表明人们已用自己的饭碗来吃饭了，不像中国瓷器大量进口以前，用公用的陶盆一起吃饭。

文化交流总是双向的。青花瓷虽为中国制品，其中的青料却产自阿拉伯地区和中亚，主要成分是“钴蓝”。这类进口青料自然形成的黑铁斑和浓艳的青蓝色相映成趣，被视为无法模仿的永乐、宣德青花瓷器的显著特征。

明初朝贡贸易对中国青花瓷制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适应海外诸国的生活习惯、宗教习俗、文化审美等要求，在青花瓷的器物造型、装饰风格、纹饰图案等方面都有所变化。如受西亚地区金属、陶器的影响，永乐时烧制具有域外风格的器形，如双系扁平大壶、如意耳扁瓶、水注、花浇、盘座、烛台等。在纹饰上，有的域外风格比较明显，如锦纹、卷枝纹、阿拉伯文字，有些则与中国传统纹饰融为一体或完全采用中国传统纹饰。这种瓷器造型、装饰等艺术特色的相互融合与创新的艺术发展方式，反映了瓷业生产市场化和陶瓷艺术多元化的方向，是青花瓷文化交流的成果。

15世纪的明帝国在欧亚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在明代中期以后，中国的生产和出口在世界经济中仍具有重要甚至领先地位。16世纪早期中欧之间展开了直接的商业联系。16世纪中期隆庆年间海禁的部分解除使私人海外贸易获得迅速发展。以生丝、丝织品和瓷器为主的中国商品广泛地进入世界市场。中国长期的出口顺差主要通过外国人用白银偿付来保持。据估算，从16世纪中期到17世纪中期，美洲与日本生产的总计约38000吨的白银，最终流入中国的约7000吨到10000吨。保守估算，当时中国占有了世界白银产量的1/4到1/3。 从有关资料综合估算，在隆庆开放后的七八十年间，通过各种渠道流入中国的白银大约1亿两，这可能还是一个保守的估计。 白银的大量流入对中国社会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有力地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与资本主义萌芽的滋生和成长。 o3hR4vYr3QDED2a+qMK1ysrOl5Kn+YQ47wEJj5VlB2jW/EorUbzhsk2Cc7w1APP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