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朝贡体系为中心的天下秩序

新朝鼎建，明太祖即着手重建帝国与外邦的联系，展开了新王朝的对外攻势。他像中国历代皇帝一样，把做天下共主当作自己的最高理想，期盼着“四夷宾服，万国来朝”的盛况。他恢复了儒家处理对外关系的传统，实行外邦进贡制度。这是古代中国基于地缘关系和传统思想中的“天下观”理念而形成的一套对外关系的体系，即通过礼仪将外邦“番王”纳入中华帝国尊卑有序的体制之中。费正清称之为“朝贡体系”或“中国的世界秩序” ，也有人称之为“天朝礼制体系” 。

明朝的对外政策确立于洪武、永乐两朝，这两朝也被视为朝贡体系的全盛时期。清代沿袭了这种制度。明清朝贡体系作为古代东亚地区的一种国际秩序，对中国及其周边相关国家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鸦片战争之后，随着西方列强不断入侵，东亚地区这种传统的国际秩序被打破，朝贡体系也渐被西方的“条约体系”取代。甲午战争使中国失去了最后一个朝贡国——朝鲜，这个延续了500余年的体系遂告彻底结束。

明朝自建立伊始，就力图恢复元末以来消失殆尽的“上国”地位及“天子”的尊严，重建以华夏为中心的天下秩序。朱元璋初登大宝，即向周边的朝鲜、安南、日本、真腊等国都派去了使节，通告中国皇帝的登基。这些国家很快也遣使进贡，另外100多年以前曾被蒙古征伐过的一些国家也从海上商道遣使来朝。朱元璋认为：“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 他将朝鲜、日本、安南、真腊、暹罗、占城、苏门答剌、爪哇、湓亨、白花、三佛齐、渤泥等国列为“不征之国”，即世代不与之交战的国家，并写入《皇明祖训·祖训首章》，确定为明朝子孙必须遵行的基本国策之一。王朝对外交往的和平基调于此确立下来。

朝贡又与朝贡贸易紧密联系。周边国家的贡使向中国皇帝“朝贡”，中国皇帝对他们“回赐”，另外还有一些附带私物在中国交易，这种物品交易形式在历史上被称作“朝贡贸易”。“朝贡”亦即一种变相的贸易关系，“朝贡”一词既包括政治外交，又寓有贸易往来之意。

明初朱元璋就颁布了海禁令。所谓“海禁”，就是禁止海外贸易，主要是禁止民间海外贸易，官方贸易也受到严格限制。海禁最直接最主要的原因是“海疆不靖”。因方国珍、张士诚的残余势力亡命东南海上，日本倭寇又严重骚扰中国沿海，海禁就是为了阻止海内外多种敌对势力联合起来反对新兴的明王朝，所谓“片板不许下海”。明朝海外贸易唯一的合法方式是“朝贡贸易”，也就是外国与明廷进行有时间、地点规定的官方贸易。外国商船载贡品、土特产来华，明廷收取贡品等物后，以赏赐的方式回酬外商所需的中国货物。各国贡期有三年、五年、十年不等，如规定高丽一年一贡，爪哇、暹罗、安南、占城三年一贡，日本十年一贡，满剌加和古里不定期。西域诸国须走西域贡道，西洋诸国则走南海贡道。贡舶须持明廷颁发的“勘合”（执照签证）。明朝把朝贡和贸易，或者说外交和通商完全合二为一，形成了海外贸易政策的鲜明特征。海外国家必须首先与明朝建立朝贡关系，才能获得在特定条件下进行通商的权利。

朱棣在对外交往上更加“锐意通四夷”，表现出了非凡的气魄和胆略。他即位刚三个月，即谕礼部“今四海一家，正当广示无外，诸国有输诚来贡者听” 。他放松对海禁的控制，遣使四出，对周边诸国广加招徕，并优待来使。在明朝派出的使节中，除最著名的郑和外，另一著名人物是陈诚，他以“行人”（官名，后升为都转运使）身份奉命五次出使中亚，奔走在西北陆路。其所著《西域番国志》，成为研究中亚历史地理、社会文化的宝贵资料。此外，出使西南诸国的主要是侯显，他数次出使尼八剌（今尼泊尔）、榜葛剌（今孟加拉国）和沼纳朴儿（今印度中部）；出使蒙古诸部的主要是宦官海童。他们对促进中外交往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有明一代，对日关系一直居于十分重要地位。洪武初年，中日交往曾得以恢复，但这种友好的关系没能维持多久。朱棣即位后，即遣使赴日，使两国断绝了20余年的官方关系得以恢复。在此后三年多的时间里，中日两国之间的使臣往来频繁。因日本国王遵照成祖的告谕歼灭了劫掠中国滨海居民的贼寇，把其20多个首领进献朝廷，并遣使进贡，朱棣更加嘉许，于永乐四年（1406）正月“遣侍郎俞士吉赍玺书褒嘉，赐赍优渥，封其国之山（阿苏山）为‘寿安镇国之山’，御制碑文，立其上” 。永乐五年（1407），朱棣再次敕日本国王，赏赐了两百来件红雕漆器，其中一部分还标有尺寸大小，这件诏书至今保存在日本。在此后一个多世纪中，中日两国维持着正常的交往。

日本和东南亚加入朝贡体系，有着重要的意义。在此100多年前，元世祖忽必烈在灭亡南宋以后，曾对越南、柬埔寨、缅甸发起了多次征服之战，结果总难以如愿。在1274年和1281年，忽必烈两次从海上入侵日本，但都被台风挫败。他于1286年试图第三次征讨日本，但因同时在南方发动的对越南陈朝的进攻受挫造成国力匮乏而作罢。

日本接受明朝的册封成为外臣，象征着东亚在政治上的一体化，东亚开始了融为一个整体的历史过程。从区域合作的角度来看，意义更大。此前，唐代有着广阔的贸易交往空间，没有构建东亚体系的要求；宋代民间贸易兴盛，不可能形成一种区域整合作用；以武威著称的元代，在外交上却是失败的。直到明朝初年，随着多方面条件的具备，一个建立在朝贡体系之上，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区域合作秩序才得到确立。整合后的东亚贸易结构以国家间官方贸易为中心，这一变化可以视为东亚区域合作的开端。明初朝贡体系的盛况不仅寄托着明成祖的理想与自信，更是他苦心经营的结果。

朱元璋所制定的朝贡体系的基本准则，是不攻击海外的国家，不利用朝贡关系获利，而且努力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争端。朱元璋称帝后，临海国家最早来朝贡的依序是占城、朝鲜和安南。 当时占城与安南纷争不断，因此都积极遣使向中国朝贡，争取支持。朱元璋没有采取武力干涉的方式，而是发诏书、遣使者，宣谕两国讲信修睦，并晓之以利害，“二国之君，宜听朕言，各遵其道，以安其分，庶几尔及子孙，皆享福于永久，岂不美欤”！史载，“诏至，二国皆听命罢兵”。 在朱元璋的文集和《明太祖实录》中，留下若干针对两国的敕谕，而《明太祖御笔》中的《谕书安南事》《谕安南国王》，更充分反映了他反对“强凌弱”“众暴寡”，“惟愿民安”的思想。

明清帝王当然有着藩属国对于天子尊崇的敏感性，同时对任何的轻忽和不足都十分警觉。

洪武二十五年（1392），李成桂废黜高丽最后的国王并取而代之后，即派人向明朝奏明，自己登位乃受前国王的“禅让”和举国臣民的推戴，并且提出改变国号，请求朱元璋在“朝鲜”和“和宁”之间钦定。朱元璋钦定使用“朝鲜”的国号。这样，有着将近500年历史的高丽王国最终落下了帷幕。次年朝鲜在为变更国号谢恩的表上使用了被明朝认为是轻侮的言辞，结果被朱元璋断定为非礼行为。明朝认为外交文书中的言辞问题是关系到礼制的大问题。朱元璋的态度十分强硬。朝鲜国王为此向明朝派去使者进行解释，同时按照明朝的要求将该表笺的作者解送至南京。这一外交文书非礼事件——表笺问题一直延续到朱元璋去世。

在清代，也有过中国对朝鲜外交文书非礼事件问罪的记载。康熙十七年（1678），朝鲜国王在向清朝皇帝奏上的冬至表文中没有“避讳”，清朝礼部认为朝鲜国王“殊欠敬慎”，决定罚银五千两，康熙皇帝对此表示“从宽免罚”，赦免了朝鲜国王。朝鲜国王表示“合被重罪”而得到恩赦，特意派遣宗室成员李偘前往北京谢恩。清朝方面没有接受李偘呈上的贡品，借此表示对朝鲜国王的惩罚。研究者认为，明清统治者对此类事件的处理似乎是小题大做，其实背后有着当时涉及国家安全的重大原因。

明政府在朝贡中厚往薄来，目的是让这些国家看到天朝大国的富有，体察到天子的博大胸怀，以图“四夷怀服”。永乐六年（1408），李朝国王遣世子李禔入华朝贺，以马具作为礼品，明成祖隆重礼迎并“赐国王（芳远）朝服，白金千两，绒锦、绮罗百三十匹” 。明廷重视履行宗主国的责任，有时也会发兵帮助外邦抵御外敌。万历时，明政府就两次派军队支援朝鲜反抗日本侵略，对朝鲜取得胜利起了重大作用。

有论者认为，明代朝贡制度是逆经济规律的病态贸易，严重影响了明朝社会经济的发展。这话固然有道理，但也不无偏颇。朝贡体系起到了整合区域国际秩序的作用。15世纪初期，一个建立在朝贡体制之上，适应区域内各国的需要，以中国为中心整合的东亚区域合作秩序得到确立，形成了一种区域国际贸易的良好环境。我们还应看到，明朝作为世界东方最大的国家，对维护这一区域的和平稳定是负有国际责任的，是秩序规则的制定者和维护者。明朝政府所奉行的安抚周边国家、“厚往薄来”，以协和万邦为核心宗旨的朝贡体系，正是体现了明朝作为东亚广阔区域核心大国的一种责任担当。历史地看，中国朝贡体系作为东亚国际关系体系，在维护地区和平、促进区域发展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hIz2FhW2HpqooP2XIG11HR+5szPGAya/lJzjxrdq6g98wP4btSxjgxMFY1Y1XE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