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府修书

图书编纂作为明清两代文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着统治者鲜明的政治目的，但也承继了中国数千年保存典籍、传承文化的传统。特别是到了清代，中国传统文化进入一个总结性阶段，出现集大成特点，搜求典籍、编集图书就是其中的重要实践。

明朝建立前一年，朱元璋就“诏求遗书”，建“国子之学”。洪武元年（1368）八月，下令“除书籍田器税” 。把书籍和农具放在同样重要的地位，这是了不起的认识。明代内府刻书多由司礼监经厂承办，后人称其所刻之书为“内府本”或“经厂本”。所刻以皇帝御制书居多。据《大明会典》，洪武时内府有刊字、裱褙、印刷等匠人520名。嘉靖时司礼监专门从事刻书的工匠1275名。据刘若愚《酌中志》载，经厂明末存板书籍158种。明内府所刻之书，继承了元代官刻书的风格，多为大黑口，赵（孟頫）体字，且纸幅盈尺，版框宽大，字体黑大光圆，柔中有刚，异常精美。

我国编纂和雕印汉文大藏经始于北宋初年，在明代之前，较为完整的仅有《金藏》。明代官刻佛藏共三次，为《洪武南藏》《永乐南藏》和《永乐北藏》。朱棣下令翻刻了保存在西藏奈塘寺的全部《甘珠尔》，这便是永乐版“蕃本”（《大藏经》）。万历年间又翻刻了一次。

永乐初年敕修、正统十年（1445）刊刻告成的《正统道藏》与万历三十五年（1607）刊刻告成的《万历续道藏》，共收道书1476种、5485卷，是道教典籍之集大成者。我国宋、金、元三代所刻的道藏，至今已无全藏传世，只有明代所修的这两种是足本传世，具有重要的意义。

清内府更是重视编刊图书。反映清前期宫廷历史的《国朝宫史》专列“书籍”一门，十二卷，超过全书三十三卷的三分之一，编书成果辉煌。康熙十九年（1680）在西华门内武英殿设修书处。武英殿从此成为有清一代内务府管辖之下专门修书刻书的机构，其所刻之书被称为“内府刻本”，又由于其在武英殿进行，故又称为“殿本”或“殿版”。仿宋的方体硬字和馆阁体的楷书软字，是康熙以后清代刻书的主要风格。这一风格也影响到各地方的官刻与私家刻书。 在印刷技术上，武英殿修书处全面承继了明以前的成就，并有新的提高和发展，尤在铜、木活字，多色套印和版画插图方面表现突出。武英殿曾使用铜活字与木活字各25万个左右。清前期内府两次大规模使用活字印书，不仅在中国印刷史上，乃至在世界印刷史上都是一件大事。金简的《钦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是我国活字印刷史上的重要文献。

据统计，清内府汉文刻本及满、蒙、藏等少数民族文种刻本共1300多种。 内府刻书的内容广泛：校刻经史，如《十三经注疏》、“二十四史”等；定期编纂、续修有关本朝国史典则之类，如实录、圣训、本纪、起居注、则例、律例等；佛道经典，如《大藏经》；自然科技方面，如《皇舆全览图》《御制数理精蕴》；文学艺术方面，如《全唐诗》；音韵字书，如《康熙字典》《佩文韵府》；类书付刻的突出代表是万卷《古今图书集成》，其次是450卷的《渊鉴类函》；丛书付刻的有《古香斋袖珍十种》与以木活字摆印的《武英殿聚珍版书》138种，皆校刻精佳，久负盛名。此外，译刻少数民族文字图书的数量也颇多，康熙时甚至刻印过满文《金瓶梅》。清内府刻本以呈览本和陈设本为代表，多是纸墨刷印精良，校勘审慎的初印本，反映了清内府印刷技术的成就及特色。

清内府书版材质讲究、雕刻精美，具有重要的文献与文物价值。现故宫博物院尚保存清宫书版219743块，还有铜版5995块、石版4块，90%以上是康雍乾时所刻，最早的雕版是嘉靖四十二年（1563）刻的《佛说高王观世音经》。还有汉文、满文、蒙文、藏文书籍数十部，主要是满文《大藏经》、藏文《甘珠尔》。例如，故宫今存满文《大藏经》经版42237块、佛画版184块，紫禁城出版社21世纪初还用原经版刷印了20部。

明清时期我国出版事业蓬勃发展。在官刻、坊刻、私刻三个方面，官纂图书政策在社会导向与文化积累上有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在明清两代的前期，以官方的力量与名义整理并修纂了一批整合传统典籍文献的集大成之作，这些巨作卷帙浩繁，气势恢宏。

明代最重要的文化工程与文化贡献，当然是前文已介绍过的永乐皇帝下令编纂并亲自撰写序言的《永乐大典》。

《古今图书集成》是由康熙年间著名学者陈梦雷提议并主持编纂的。该书综合了先秦至康熙前所能集到的古籍，将其中有关材料按类编排，体例完善，条理清晰，图文并茂，是仅次于《永乐大典》的依资料汇集而成的大型类书。全书共1万余卷，总目40卷，约1.6亿字。武英殿修书处以铜活字印64部，每部5020册。光绪十六年（1890）清廷又石印100部。清政府曾以此书赠予美国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光绪三十四年（1908），为了答谢美国退还庚子赔款，清政府派唐绍仪为特使到美国华盛顿，赠予美国国会图书馆《古今图书集成》一部。

编纂于康乾盛世的《四库全书》无疑是中国古代最具文化意蕴和历史价值的总结性篇章，它是乾隆帝下令纂修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全书编纂历时13年，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故名。《四库全书》收书3503种，7.9万余卷，约8亿字，共缮写7部，分藏于北方四阁与江南三阁。《四库全书》，的编纂共动用了3800多名抄手，支付给抄手的费用就超过50万两白银。因此《四库全书》的编纂不仅是20世纪之前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图书辑佚和抄本出版工程，而且也是耗资最大的文化工程。

四库全书馆网罗各门学问的专家学者300多人。他们对所著录的古籍进行校勘、考证、辨伪，使许多篇简错乱、字画讹误之处得以改正，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古书的原貌，保证了全书的质量。《四库全书》囊括了乾隆以前中国历史上的主要典籍，起到了保存、整理和传播中国古代文献的作用。但在编书过程中，乾隆帝下令查禁、销毁了3000余种六七万卷以上“悖逆”“违碍”的书籍，数量几与四库现收书相等，并对不少所录书籍的内容做了删改，这是为人所诟病的。

《四库全书总目》是对收入四库各种图书所撰提要的总汇，在目录编撰体例、文献分类、提要撰写和文献考订等方面均有独特成就，是中国古典书目的集大成之作、四部分类法的典范之作，它为后人了解和查考中国古代典籍提供了方便，成为许多学者读书治学的门径。

典籍的整理、研究又与时代相结合，影响着学术文化的创造与发展，所谓“经籍既盛，学术斯昌，文治之隆，汉、唐以来所未逮也” 。 mAy5aZTMRNpZ3lhFJoQyKupk0ShoJ7Cab6HFIjBZfn0vGQ0BTSSCpWeZgt2zeN4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