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玺宝是皇帝权力的凭证。凡皇帝下行的正式文书，在制度上必须加盖印章，才能发生效力。这种由皇帝专用的印章，自秦以来专称为“玺”，明清时期也名之曰“宝”或“御宝”。玺宝是皇帝身份的证明物，也是他们行使皇权的工具。
乾隆皇帝传位嘉庆，授受大典最重要的程序就是太上皇帝亲授“皇帝之宝”予嗣皇帝。但乾隆实在不愿意失去临政治民的实权，也害怕自己几十年的心血由于嗣皇帝的秉承不力而付诸东流，便决定继续训政，直到四年后在养心殿去世。这一时期也就留下了诸如“归政仍训政”“敕几训政”之类的印章。
图2—48
永乐皇帝的敕谕，钤“敕命之宝”
明清两代皆自制玉玺。明代共有24方宝玺，为“皇帝奉天之宝”“皇帝之宝”“皇帝行宝”“皇帝信宝”“天子之宝”“天子行宝”“天子信宝”“皇帝尊亲之宝”“皇帝亲亲之宝”“制诰之宝”“敕命之宝”“广运之宝”“敬天勤民之宝”“御前之宝”“表章经史之宝”“钦文之玺”“丹符出验四方”“奉天承运大明天子宝”“大明受命之宝”“巡狩天下之宝”“垂训之宝”“命德之宝”“讨罪安民之宝”“敕正万民之宝”。“二十四宝”其文不同，各有所用。“天子三宝”主要是对外和在祭祀时使用，“皇帝三宝”则是对内和在君臣间使用。用得最多的是“制诰之宝”“敕命之宝”和“广运之宝”。
明代政府设有专门管理宝玺的正五品衙门——尚宝司。在皇宫内的宦官组织中还设有作为监视机构的尚宝监。在内宫还设有司宝女官，负责收贮宝玺印信。明代对国宝的使用程序规定得十分严格。国宝的使用频率很高，每年年终都要洗宝。据记载，明代每年用宝达3万余颗，用去宝色银达60余两。
明代宝玺曾在正德九年（1514）乾清宫大火、嘉靖四十年（1561）西苑大火这两次灾变中毁损惨重，因此“二十四宝”至明晚期已非完璧。御宝被多次翻刻、改刻，出现有的文字相同、大小并不一样的情况。
故宫博物院现藏有明宫留存的“皇帝之宝”“制诰之宝”“皇帝尊亲之宝”“广运之宝”“钦文之玺”“御前之宝”等宝玺，虽印文与明二十四宝中的相关宝玺相同，但在大小、材质等方面则存疑，有待进一步研究。
图2—49
交泰殿内景
交泰殿是皇后在节日受朝拜的地方。两旁黄缎罩内是宝盠，贮存着皇帝的二十五宝
清乾隆以前，御宝一般没有规定确切的数目。乾隆初年，可称为国家御宝之印玺已达29种39方之多，且因有关文献的记载失实，用途不明，造成混乱状况。乾隆十一年（1746），乾隆帝对前代皇帝的御宝重新考证排次，将其总数定为25方。
“二十五宝”确立了有清一代的皇帝宝玺制度。乾隆帝确定了各玺的名称、尺寸、纽式和用途。宝玺被统一篆刻，除第四方“皇帝之宝”为满文外，其余均用满汉两种文字篆刻，左为清篆，右为汉篆。“二十五宝”被固定收藏于交泰殿。重新排定后的“二十五宝”，每一方御宝的用途都有明确规定：“大清受命之宝”，以章皇序；“皇帝奉天之宝”，以章奉若；“大清嗣天子宝”，以章继绳；“皇帝之宝”（满文），以布诏赦；“皇帝之宝”（檀香木），以肃法驾；“天子之宝”，以祀百神；“皇帝尊亲之宝”，以荐徽号，“皇帝亲亲之宝”，以展宗盟；“皇帝行宝”，以颁锡赍；“皇帝信宝”，以征戎伍；“天子行宝”，以册外蛮；“天子信宝”，以命殊方；“敬天勤民之宝”，以饬觐吏；“制诰之宝”，以谕臣僚；“敕命之宝”，以钤诰敕；“垂训之宝”，以扬国宪；“命德之宝”，以奖忠良；“钦文之玺”，以重文教；“表章经史之宝”，以崇古训；“巡狩天下之宝”，以从省方；“讨罪安民之宝”，以张征伐；“制驭六师之宝”，以整戎行；“敕正万邦之宝”，以诰外国；“敕正万民之宝”，以诰四方；“广运之宝”，以谨封识。
图2—50
皇帝之宝
图2—51
大清帝国皇帝之宝
“二十五宝”各有所用，集合起来，便代表和囊括了皇帝行使国家最高权力的各个方面。清代皇帝依靠这些御宝，得以发布各种文告，指令王朝的各个机构有效地运转，维系封建国家的统治。
根据现有文献统计，清代“二十五宝”印文只有檀香木“皇帝之宝”、青玉“制诰之宝”、碧玉“敕命之宝”、白玉“皇帝尊亲之宝”经常钤用。“皇帝之宝”钤用最多，皇帝登基、皇后册命、皇帝大婚、发布重要诏书等均用此宝。敕封五品以上官员要钤“制诰之宝”，六品以下官员则用“敕命之宝”，皇帝、皇后上徽号时钤“皇帝尊亲之宝”。
光绪末年至宣统年间，新政与立宪成为国家政局的大事。清政府围绕君主立宪体制进行了一系列制度的改革，其中也包括国宝制度的改革。故宫博物院有8方檀香木交龙纽宝玺，宝文分别为“大清帝国之宝”“大清皇帝之宝”“大清帝国皇帝之宝”“大清国宝”“大清国玺”“大清皇帝之玺”“大清帝国皇帝之玺”（两方）。此“八宝”均用汉文篆刻，其制作当在光绪末年至宣统初年，似应钤于新政或立宪后中外交往的文书上。宝玺无使用痕迹，迄今亦未发现钤用其宝的文件。
在皇帝宝玺中，除代表帝后权力的宝玺外，其余大量的宝玺乃是清代皇帝平时钤诸御笔、鉴赏书画、刻印图书及收藏玩赏的各式各样的宝玺，亦可统称为“皇帝闲章”。皇帝的闲章，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也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如道光于秘密建储的朱谕中，亲笔御书“立皇四子奕詝为皇太子”“皇六子奕訢立为亲王”。立储朱谕和建储匣封条上都盖有道光皇帝的“继德堂”小玺，此小玺在这里就起到了显示最高法律效力的作用。由此可知，从清雍正元年（1723）确定秘密建储制后，每位皇帝的遗诏及建储匣上都要有皇帝的玺印。咸丰皇帝病危时，将“御赏”章赠予皇后慈安，“同道堂”章赐予皇子载淳，由载淳生母叶赫那拉氏保管，以备不豫。咸丰帝卒后，慈禧发动“辛酉政变”，两太后垂帘听政，改“祺祥”年号为“同治”，凡同治皇帝的上谕明旨，上用“御赏”章，下用“同道堂”章，直至同治皇帝亲政为止。“御赏”“同道堂”两闲章便成了同治时期两太后垂帘听政的主要标志。
每年的岁末和新年的年初，清宫都要进行一番郑重的封宝和开宝仪式。封宝和开宝，皇帝都要驾临交泰殿，焚香行九叩礼。皇帝出宫，不论是巡幸还是到圆明园暂住，都要携带宝玺。
清廷最后一次钤用“皇帝之宝”是辛亥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912年2月12日）。这一天，隆裕太后于养心殿亲用御宝，颁发了宣统皇帝的逊位诏书。从公元前221至1912年，在中国延续2132年的皇帝制度由此宣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