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朝进士

明清两代皇权高度集中，行政组织严密，与之相应的是有一支庞大的官吏队伍和十分复杂的官吏制度。

明清官员的来源有科举、学校、荐举、捐纳等途径，但最主要的是科举取士。科举是隋唐以来以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因分科取士故名。考试的精神在维持公正，遵循的是能力本位原则。科举制作为专制王朝选任官吏的制度性安排和人才筛选的最重要机制，最根本的目的是选拔合适的人才进入官僚阶层。

明清科举只有进士一科。政府高中级官员主要来源于进士。科举考试及第者对主考官自称“门生”。科举最高级别考试是以皇帝名义举行的殿试，皇帝是主考官，被录取的进士自然成为“天子门生”。这是士人梦寐以求的荣光，也是皇帝所希冀的效果。试想，满朝都是进士，又都是皇帝的门生，皇帝自然会有“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的得意感。紫禁城见证了这一抡才大典伴随着明清王朝由兴而衰直至终结的整个过程。

明代于洪武三年（1370）开设科举，“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毋得与官” 。洪武十七年（1384）礼部颁行《科举成式》，遂为永制。明代进士独重。明太祖朱元璋还命建状元坊，以旌表状元。朱棣则命工部建进士题名碑于国子监。关于明代科举考试的过程有许多文字记载，但是较少相关的图像，故宫博物院所藏《明人绘考试图》横轴，虽然绘制较为粗糙，但其勾画的考场规模以及监考制度、形式，给我们考察明代科举制度带来很大帮助。

在科举考试方面清沿明制。顺治元年（1644）清王朝定鼎北京，第二年颁布《科场条例》，同年全国各省举行乡试，顺治三年（1646）春举行会试。这是清代科举考试制度的开始。

明清两代科举有共同点：将学校纳入科举体系；八股文为固定的考试文体；专取“四书”“五经”命题，以朱熹集注为依据，考试经义、策，“代圣贤立言”等；殿试、会试录取名额南北方有一定比例；文科举外还开设武科举等。此外，防止舞弊的措施，如搜检、回避、复试等也不断完善。

明清两代也有一些不同。如明代殿试录取外国人，清代则不录。明代允许安南、高丽、占城之士在本国乡试毕，至京师会试，不拘额数选取。洪武四年（1371）辛亥科，高丽至京会试者三人，金涛中进士，授官县丞，后还高丽为其国宰相。景泰五年（1454）甲戌科，安南阮勤中进士，未回国，在京服官，仕至刑部侍郎。 明代不考律诗，清代从乾隆二十二年（1757）恢复了科举试诗。这一变革，使试律诗在唐宋之后再次成为国家储才、选才及用人行政的重要标准，对清代中后期的士林风气影响深远。清廷对科场作弊的惩处也是最严厉的。咸丰年间充任顺天乡试主考官的军机大臣兼内阁大学士柏葰就因说情事而被处斩。

明清500年的科举考试由童试、乡试、会试、殿试四级构成。

自明朝以后，科举必由学校。官方办有太学及府、州、县儒学。学校的主要任务是养育士人以应试科目。学校与科举相辅相成。读书人如果走科举入仕的途径，需要先考童试。童试要通过县试、府试、院试等三次考试，方成学校的生员，俗称秀才。秀才没有年龄的限制。秀才要取得参加乡试的资格，还要经过科试的选拔。

每三年的八月在各省省城举行一次省试，即乡试。是年亦称大比之年。中式者为举人，举人又称乙科，第一名称解元。举人可参加京师举行的会试。明清举人也获得了入仕资格。清代的知县约有三成半出身举人，进士出身者只占二成多一点。

会试由礼部主持，乡试的次年二月在京举行。会试中式者为贡士，第一名称会元。贡士方能参加殿试。殿试通过后就成为进士，进士又称甲科。

会试在北京内城东南的顺天贡院举办。天顺七年（1463）会试首场发生火灾，烧死举人90余人。这一惨痛教训使后来贡院的条件得到不断改善并扩展号舍至近万间。皇帝深知科举选士对于巩固江山社稷的意义，十分关心聚集在顺天贡院的全国士子精英。雍正八年（1730）会试，雍正帝派出大臣监看举子饭食，并于常例外，每场添赏饭一次及饼饵、茶、炭之类。乾隆四年（1739）己未会试，因天气尚觉寒冷，皇帝除照例赏给入场士子棉氅衣及姜汤、茶饼外，还按名给与木炭，许其携带手炉，以温笔砚。富于激情与诗情的乾隆帝还曾驾幸近在咫尺的贡院，当场赋诗，词臣则恭和进册。 会试是国家大典，一直坚持在京城举行。因庚子之乱，举场废，1903年乃借闱河南，补行1900年和1901年的恩科、正科并科会试。

最引人注目的还是殿试，这是皇帝主持的最高考试。明初以三月朔日由皇帝亲试，后改为三月十五日。清初殿试定于四月初一举行，乾隆二十六年（1761）改为四月二十一日。明代殿试开始在奉天殿（今太和殿），后在奉天殿丹墀东。清代殿试在太和殿前丹墀，后迁至保和殿内。殿试不黜落，只确定考生的名次。

殿试之日，皇帝亲临试场，要奏乐鸣鞭，仪式十分隆重。自洪武三年（1370）开始，殿试仅考时务策一道，要求对策“惟务直述，限一千字以上” ，不用八股文，体现出皇帝希望考察士人处理行政事务的能力。宣德五年（1430）殿试，宣德帝临轩发出策问后，又赋《策士歌》，说他于此取士，不尚虚文，欲得“若刘 、苏辙辈”能直言抗论的忠鲠之士为用。

清初殿试仅考时务策一道，策题长二三百字，所问也只二三事，如顺治六年（1649）殿试试题为“联满汉、养民力、化顽梗”三项。康熙以后，策题乃长至五六百字。康熙以时政要求贡士发表意见，详切敷陈，以期得到通达时务的人才。如康熙四十二年（1703）殿试试题，要求回答吏治、风俗、刑狱三方面的问题。

殿试时间为一日，当天必须交卷。据清朝最后一榜探花商衍鎏回忆：试士多自携考桌，其制用光面细布蒙薄板，以铁条为活四柱，纳于板背，折叠成片，支起扣于套环之内，即为一桌，较内廷所备者稍高；以藤筐盛布箱，贮考具应用之物，其筐即为坐椅。 试卷封弥后第二日交考官评阅，明代规定当天必须阅完，清代则限两日内阅完。阅卷完毕后主考官拟出三甲，再上呈皇帝定夺。

殿试排名，分为一甲、二甲、三甲三个档次。一甲只有三人，大学士把前十名的卷子提供给皇帝，皇帝圈出三名，按名次称状元、榜眼、探花，这三鼎甲授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状元之称始于唐，因唐制举人赴礼部试者，皆须投状，故殿试第一谓为状元。甲第档次对以后仕途升迁具有重要意义。一甲特别是第一名即状元的确定，并不完全根据成绩排名。明永乐二十二年（1424）殿试，初拟孙日恭为状元，成祖谓“日恭”二字，合之乃一暴字，遂降为第三，而以邢宽易之，言恰与暴相反。明代状元兼以貌选。建文二年（1400），王艮“封策第一”，但由于“貌寝”，状元变为胡广。燕王靖难之师逼至南京城下时，王艮自杀，为建文殉葬，胡广则效忠朱棣，官至文渊阁大学士。此事常为人提起。 康熙三十年（1691）殿试，初报吴昺第一，戴有祺第二，康熙以书法改戴有祺为状元，吴昺第二。乾隆十六年（1751）殿试，进呈卷第一为江苏人赵翼，第三为陕西人王杰。乾隆以状元多属江浙省，乃改王杰为第一名，而以赵翼置第三，陕西自是始有状元。光绪二十一年（1895）殿试，在呈送的前十卷中，状元骆成骧卷本在后，光绪阅其卷有“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之言，因甲午新败，大为感动，遂拔置一甲第一。

接下来是传胪大典，这是皇帝主持下的公布进士录取名单的典礼，在奉天殿举行，仪式甚为隆重。设卤簿法驾于殿前，设中和韶乐于殿檐下，设丹陛大乐于奉天门内。钦定一甲三名，填皇榜毕，皇上御奉天殿唱名。传制官传制完后，贡士行俯伏礼，并拜四拜。此后，贡士才改称进士。赞礼官引状元、榜眼、探花趋至奉天殿殿陛下迎榜。榜亭出，一甲三人随之出，由午门正中而出，此实为异数；因午门中路非御跸不启，在皇帝大婚时，皇后仅可经过一次。之后将皇榜张挂于长安左门外。顺天府尹于东长安门外设彩棚为鼎甲敬酒、簪花，张伞盖仪仗护送状元归第。所谓归第者，实送归各人本省之会馆。这样沿途吹打，唤起人们奔走围观，“全城争看状元郎”，以示无上的恩荣，此之谓“夸官”，亦是三年方出现一次的京城内盛事。公开张挂的黄榜又称“大金榜”，黄纸墨字，清代书满汉两种文字，以皇帝诏令的形式下达，即所谓“金榜题名”。进呈皇帝的则称“小金榜”。

殿试过程中的这一系列仪式有着重要的意义，它在不断昭示着王朝、科举与士人间的密切关系。科举作为国家选拔人才的方式，人才依此标准程序脱颖而出，为皇朝创造了一个川流不息的文官集团和与民众建起媒介关系的士人社会集团。因此，科举的每一个层次都是紫禁城关注的头等大事，凝聚着整个皇朝的希望，也关系着国家社会阶层的有序流动。

清承唐宋旧制，于正常科举考试之外，增设制科取士，即为选拔“非常之才”而举行的不定期、非常规考试。最为人称道的是康熙十八年（1679）的博学鸿儒科。此为清廷首开制科，试内外诸臣荐举之博学鸿儒143人，共录取50人。考试的录取工作由康熙亲自主持，对入试的遗民与名士则取之甚宽，如严绳孙仅作一诗，未作赋，竟被列于中卷取之；彭孙遹卷中有“意圆语滞”之病，亦被录取；朱彝尊诗中有不佳之句，康熙帝认为“斯人固老名士，姑略之”，令其通过。 当时天下名士，除顾炎武、黄宗羲等人拒不接受荐举外，其他如朱彝尊、汪琬、毛奇龄、施闰章等都应选，被录取后入翰林院纂修《明史》。这不仅保证了这部史书的编写质量，而且对于消弭汉族士大夫的反抗思想，促进满汉统治阶级的进一步合流，产生了较大影响。

在明代，还有一种中式的第二甲、第三甲进士考选庶吉士的制度。所谓庶吉士，是一种正式评级授官前的储备官员。当选者入翰林院学习三年，学成后授予官职。明代馆阁大臣多出于此。清沿明制，殿试后亦选庶吉士，并从雍正开始，由皇帝亲自主持考试，形成了清代的进士朝考制度。皇帝对出题十分重视。乾隆朝有一次朝考，乾隆帝拟定考题，考试当天亲书封交。待到阅卷官呈上试卷后，他才发现自己将“稽古”之“稽”误写为“积”字，影响到进士答题，却无人敢言，他为此写了《笔误识过》一文，书以自责。

进士皆由朝廷授官。明清两朝高中级官员主要来源于进士。天顺二年（1458）后，在国家重要的储才机构翰林院与中枢机构内阁中，进士、翰林、阁臣有着密切关系：“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有明一代内阁宰辅大学士共170余人，十分之九出自翰林。 官员入仕的途径称为出身。清代凡由进士、举人入仕的称为科甲出身，为正途。据统计，有清一代汉族大学士119人全部是科甲出身，其中仅左宗棠1人起自举人，左宗棠因此被李鸿章称为“破天荒相公”，余下大学士“皆起家进士”，而“状元官大学士者”14人。大臣中就任尚书、侍郎、总督、巡抚等职人员的出身，亦以进士为最多，其次是举人95人，学校和恩荫出身54人；杂途出身的，从康熙至道光朝只37人。

明代从洪武四年（1371）至崇祯十六年（1643）共科考90次，产生了24636名进士、90名状元，平均每科274名。清代自顺治三年（1646） 至光绪三十年（1904），共计科考112次，取进士总数为26845名，其中顺治壬辰、乙未两科满汉分榜，各有状元1名，故清代状元总计114名，平均每科约240名。

明清社会的发展变化，特别是世界潮流的冲击，使传统科举考试制度的功能受到严峻的考验。到了晚清，外患频仍，中国已处于危急存亡之秋，传统学术显然不能应付新的挑战，废除八股呼声日高。“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光绪二十七年（1901）废八股文，乡会试首场改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二场改试各国政治学艺策五道；诏开经济特科。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廷终于下谕停科举，兴办新式学校。在中国绵延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从此结束。 fc4RDtjptzfrxVTq1GmooHq5xYw3r50RiOYj8Q5kAjyjLc6NOh2GFUUVOvHyFrh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