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都：英雄之略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南而北统一全国的王朝是定都于南京的明朝，但是仅仅过了50多年，明成祖就将首都迁移到了北京。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直接影响了明朝的历史，也对此后的中国政治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确立都城之事曾困扰朱元璋20多年。朱元璋在南京即位，却迟迟定不下来以何处为都城。他曾与大臣们讨论过迁都西安、洛阳、开封、北平等地，但考虑到王朝基础尚不稳固，大规模修建都城必然给百姓带来过重负担，因此不适合迁都。洪武十一年（1378）终于下诏改南京为京师，正式确定为国家的首都。但是朱元璋对南京的局限性看得比较清楚，认为应天府偏于江左，去中原遥远，“控制良难” ，更忌讳应天府“六朝国祚不永”，风水不好，非建都理想之地。他属意的是中原。洪武二十四年（1391），朱元璋还派太子朱标巡视西安，有迁都之意，太子归后献陕西地图，不久因其病死而此事作罢。这时朱元璋也届垂老，迁都之事遂搁置。

明成祖为什么要迁都北京？永乐朝迁都的最终实现以北京宫殿的修建完成作为首要前提，但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明太宗实录》记载却非常少，清康熙皇帝就说：“朕遍览明代《实录》，未录实事，即如永乐修京城之处，未记一字。” 出现这种情况应与永乐帝迁都计划的保密有关。因为最初的营建动议不过是“以备巡幸”，而实际营建过程，却是按都城加以规划和执行。 为什么要保密？因为迁都虽然出于皇帝本人及其旧部的愿望，但也不得不慎重对待江南集团这一存在客观障碍的政治势力。

永乐十九年（1421）四月初八，耗费巨资修建多年始告完成的北京奉天、华盖、谨身三殿被雷电击毁。朱棣以天变示警下诏求言，群臣大部分又提出不该迁都，朱棣震怒，主事萧仪遂被关进牢狱，并在狱中死去。朱棣说：“方迁都时与大臣密议，久而后定，非轻举也。” 又说：“北平之迁，吾与大臣密计数月而后行。彼书生之见，岂足以达英雄之略哉！” 朱棣强调迁都北京绝不是“轻举”，而是经过“密议”，甚至是“密计数月”的决定，指斥批评者是“书生之见”，完全不了解他的“英雄之略”。

什么是朱棣的英雄之略，他没有细说。值得注意的是，永乐十四年（1416），“复诏群臣议营建北京”，六部、都察院所上奏疏提出迁都的意义，说北京“山川形胜，足以控四夷，制天下”。永乐十八年（1420）朱棣颁布的迁都诏则有“君主华夷”，而北京“实为都会”及“华夷绥靖，隆古今全盛之基”等话。 两者都突出了“华夷”问题。结合朱棣登基后全身心致力于“华夷秩序”的建构，因此，有理由相信，其迁都北京（元大都）的目的主要在于“君主华夷”“控四夷，制天下”，这应是他的英雄之略。 那种认为成祖迁都到自己兴王之地北京是为了巩固统治，或有利于抵御北方蒙古残余势力侵扰等看法，都是简单肤浅的，乃“书生之见”。

永乐帝这一战略决策的形成，是基于他对元朝的深刻认识，特别是在20多年的燕邸生涯中对昔日大都的深切感受，以及他的建构华夷秩序的雄图大略。

元代是一个奉行重商主义、多民族交错、多元经济混合、疆域极其广阔的大帝国。元统治者还推崇朱子理学为正统，给孔子加上了“大成至圣文宣王”的头衔。元之时，中国已是一个世界性的帝国。这个历史遗产，接替的政权是不得不去面对、处置的。后人常以民族革命的视角看待朱元璋的反元建明。其实明朝从朱元璋开始，便承认元朝在历代皇朝系统中的正统地位。元帝妥懽帖睦尔从大都退回大漠，朱元璋认为他这是顺应天命，退而避之。元帝死后，朱元璋谥其为顺帝，取其“顺应天命”之意。

朱棣生于元末，长于明初。他在南京宫廷中度过了青少年时期，11岁被封为燕王，21岁到他的封国北平就藩。从洪武十三年（1380）到建文元年（1399）起兵“靖难”，这19年朱棣基本上是在北平度过的。他的藩邸所在，正是元朝的大都和旧宫。大都曾作为元朝的首都将近百年。历史上中原政权为北方少数民族困扰的局面在元朝不复存在。元朝建立的是一个真正的华夷一体、四海混一的国家。元朝定都于大都，不仅是因为蒙古贵族兴起于漠北，或是为了方便而简单地承辽、金之旧，而且是中国封建社会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中的一个重大步骤。大都作为全国政治中心，使漠北与中原地区统一在一个政治中心之下，加强了长城内外、大漠南北的联系。

朱棣熟悉文风特盛的秀气的江南，也接受了开放包容的雄强的北国。忽必烈和他的子孙们正是在大都君临天下的。对于朱棣来说，这是一个每日可见的令人神往的榜样，残破的宫殿中犹留有大元帝国盛世的影子。北京使朱棣开阔了视野。朱棣具有开国君主的气质，不安于现状，要有所作为，欲建立超迈其父的功业，因此他必然要追随忽必烈的足迹，憧憬与承继忽必烈时代的制度遗产。如果说都城迁于北京有利于征服蒙古，那么征服蒙古也只能是朱棣英雄之略的一部分。朱棣迁都北京，可以说在明朝尚文的宋代传统中纳入了尚武的金元传统，由“江南体制”过渡到“统一体制”。北京作为全国统治中心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它处于北方农业区与牧区接壤处，交通便利，形势险要，是汉、蒙古等各族贸易的中心以及北方政治与军事要地。定都于此，不仅可以统治广大的中原和南方，可以抗击自北入侵的蒙古人，而且可进一步控制东北地区，有利于维护全国统一。北京不仅是联系汉人与南方各族人民的纽带，而且也是联系女真人、蒙古人、西域各族人民的纽带，有利于各民族的交往与融合。朱棣的迁都正是继续推进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进程。因此他的决定并不是偶然的历史事件，而是具备其历史必然性的政治举措，表现出了他的政治远见，也就是他的“英雄之略”。事实也证明，洪武时期以来建立的以明朝为中心的华夷秩序的框架，经过朱棣的完善最终得以完成。

朱棣迁都是先干后说，或只干不说，并抓住时机，步步推进。永乐元年（1403），诏以北平为北京，改北平府为顺天府，并设北京行部以掌地方事务，后复设行在六部，加强了北京的政治中心地位。这是北京名称首次出现，清朝沿用了北京一名，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这也是北京称“顺天府”之始。永乐四年（1406），朱棣下诏，次年五月修建北京宫殿。永乐五年（1407）七月，皇后徐氏病死，朱棣在北京营建山陵。山陵地点选择在北京昌平县（今昌平区）北黄土山下，朱棣改其为天寿山。永乐十一年（1413）山陵建成，定名为长陵，皇后由南京迁葬长陵。长陵为十三陵之首。这也明白宣告了朱棣毫不动摇的迁都决心。永乐七年（1409）后，朱棣多次北巡，长期住在北京，而以太子监国南京，天下奏章都要送往北京行在所。这时北京已成为实际的政治中心。永乐十四年（1416），又下令营建北京宫殿。永乐十八年（1420），北京宫殿落成。这年九月，朱棣下令以北京为京师，正式迁都北京，南京为留都。

在中国古代都城中，每一个都城都是当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北京要成为都城也必须具备这些条件。为此，在这18年间，朱棣就迁都北京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除加强北京军事力量、逐步提高北京地位以外，也在经济上做了认真准备。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开通漕运。建都北京，最大的缺点是北方粮食不能自给，必须依靠南粮北运。为此，永乐九年（1411）派工部尚书宋礼等疏浚会通河，永乐十三年（1415）又派平江伯陈瑄等开凿淮安附近的清江浦，使久废的运河重新畅通，漕运可以直抵通州。二是增加人口，减免赋税，发展经济。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实行移民政策。朱棣即位刚两个月，即开始下诏从山西等地向北京大规模移民。山西共进行了十多次大的移民，前后人数达百万左右。“问我祖先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就是这个时代留下的老话。至今，北京郊区多山西地名，如大兴的屯留营、沁水营、孝义营、河津营、霍州营、潞城营、黎城营、长子营、解州营、蒲州营、潞州营、石州营、大同营、山西营，顺义的忻州营、稷山营、河津营、夏县营、绛州营、洪洞营等，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安置移民的痕迹。这些地方的移民不忘故土，直接用老家的地名命名屯田的营地。朱棣又从江浙移富户充实北京，如选应天、浙江的富民3000户为北京宛平、大兴两县的厢长，其中有破产逃亡的，另选其原籍殷实户补充。这些都为顺利迁都北京奠定了经济基础。 Qdv9LXcUjXSH6PdG5bgOLjSFU/K8XTovuXu84C0QccmrGj5pybow2UDcxohEVSG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