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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治光昭于日月，武烈弘靖于华夷”
，这是《明太宗实录》编纂者的溢美之词，但也有充分的事实依据。朱棣不愧为一代雄主。
朱棣以武力得天下，又以高压治国，却锐意标榜文治。他下令编纂了多种图书，其中尤以《永乐大典》最为著名。靖难之变余波未平，他就把修书列入军国要务。永乐元年（1403）7月，朱棣要求修一部“毋厌浩繁”的巨著：“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
这是何等宏大的气魄！解缙等奉饬编修，次年成书，名《文献大成》。成祖嫌内容简略，又派姚广孝、解缙等重修，于永乐六年（1408）完成，改称《永乐大典》。以年号为书名，说明朱棣对此书的重视，是要让他的时代、他的业绩与这部鸿篇巨制永存不朽。正如他在《永乐大典》的序言中所说：“尚惟有大混一之时，必有一统之制作，所以齐政治而同风俗，序百王之传，总历代之典。”全书22937卷（目录、凡例60卷），分装11095册，约3.7亿字。参加编校的学者和参与抄写的书手近3000人。《永乐大典》采辑宋元前古籍七八千种，按韵目分列单字，依单字辑入各项文史记载。全书收罗宏富，元以前佚文秘籍多赖以保存，对辑佚或校勘古籍有重要价值。清修《四库全书》时即从中辑出500多种书。《永乐大典》在装帧上也别具一格，用端正楷书抄成，绘图精丽工致；书面硬裱，黄绫面，包背装。《永乐大典》原来只抄正本1部，未刻印，后又摹写副本1部。正本约毁于明亡之际，副本在清咸丰时也渐散失，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所余卷帙大部分遭焚毁。现存世约800卷，散存在10多个国家的30余个公私收藏机构或收藏家手中。
《永乐大典》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类书，它不仅是我国文化遗产中的珍品，在世界文化史上也享有崇高的地位。《不列颠百科全书》在“百科全书”条目中称《永乐大典》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
图1—14
明《少数民族像》册页
此图册中所绘人物是向明廷朝贡的少数民族使者。运用肖像写实的手法，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应出自明宫廷画家之手
故宫博物院藏
永乐帝积极经营边疆，开边守土，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继承洪武时期的政策，对北方故元势力怀柔与武力兼施。五次亲征漠北，解除残元复辟势力的威胁。永乐九年（1411）设奴儿干都司，有效地管辖今黑龙江、精奇里江、乌苏里江、松花江流域和库页岛等广大地区，并多次派钦差大臣前往出巡，又在都司所在地修建永宁寺，竖立永宁寺碑，以记载对黑龙江下游及库页岛等地的管理之事。他经营西北，建立了众多羁縻卫所，其中以永乐四年（1406）哈密卫的设立意义最为重大。哈密是明朝通往西域的孔道，在交通和军事上有着重要地位。朱棣先后封哈密首领为忠顺王、忠义王，颁给金印，建筑王城，置官一如朱姓亲王。哈密卫的政务由朝廷直接控制。西域、中亚的国家和地区来朝廷进贡，都是先到哈密，并由哈密卫“译表以上”
，又派人护送到京。明朝对哈密的控制，也对钳制蒙古起了一定作用。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长期实行的是形成于元代的土司制度，即利用当地少数民族上层人物进行统治，长官世袭。明成祖即位后，便开始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实行“改土归流”，即按照内地实行的政治体制，委派有一定任期的流官担任当地的长官，以取代世袭的土官，变间接统治为直接统治。明成祖改土归流的最大成绩是永乐十一年（1413）设立贵州省，这无疑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改土归流历经数百年，直到清代最后完成。
图1—15
永乐皇帝给尚师哈立麻的书信
西藏自治区档案馆藏
图1—16
白玉龙钮“如来大宝法王之印”
此印是永乐五年（1407）明成祖颁给噶玛巴却贝桑布的。印文为九叠体篆书“如来大宝法王之印”8字
引自《明永乐宣德文物特展·永宣文物萃珍》
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西藏博物馆藏
明朝把青海、西藏一带称作西番。在这里居住的藏族信仰佛教，即藏传佛教，宗教领袖亦即行政长官。朱元璋沿元旧制，尊礼当地宗教首领，并设立卫所及行政机构，主要通过茶马互市维系西藏和内地的关系。朱棣即位后，对西番进一步加强统治和管理，其特点是对当地宗教不同派别的领袖多封法号，给予极高的礼遇，通过他们对该地实施有效的管辖。例如番僧哈立麻来到南京朝贡，明成祖给予优渥的待遇，并请哈立麻在南京灵谷寺大斋七日，为朱元璋和马皇后祈福。他又封哈立麻为“万行具足十方最胜圆觉妙智慧善普应佑国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统领天下佛教，同时赐给印诰、金银、彩帛、法器、鞍马等。
明成祖赐给哈立麻的玉印，以及为明太祖及皇后建普渡大斋的49幅长卷画，至今仍珍藏在西藏罗布林卡。
图1—17
明太祖敕赐“瞿昙寺”匾
图1—18
瞿昙寺全貌
明代在河湟地区“大建梵宇，特赐专敕”，其中最著名的是乐都瞿昙寺。“瞿昙”一名为明太祖所赐。永乐、宣德时，明廷多次从京城和西宁征调工匠和军夫对瞿昙寺进行扩建，使该寺逐渐发展成为一座具有皇家宫殿风格的名刹。明成祖、宣宗及仁宗诸帝都曾给该寺颁赐护敕、匾额、佛像，诏立碑记，至今仍多珍存。
永乐的治藏政策，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永乐时期，国家强盛统一，皇帝更致力于恢复和发展中国与海外诸国关系，开展大规模的外交活动，成效卓著。史称：“威德遐被，四方宾服，受朝命而入贡者殆三十国，幅员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 ”
据统计，洪武年间，自洪武二年（1369）2月开始有贡使来华，到朱元璋去世的29年间，共有各国使节来华183次。永乐年间，自永乐元年（1403）2月至明成祖去世的二十余年间，共有各国使节来华318次。洪武年间平均每年6次，永乐年间则平均每年15次。永乐年间各国贡使“络绎于道”。来华的除了有一般的使节和王子、王妃，还有先后7次来访的4个国家的国王，这是历代封建王朝所不曾见过的，他们都受到明成祖的盛情款待，其中有浡泥（一般认为在今加里曼舟岛）、苏禄、古麻剌朗（故地在今菲律宾）三国国王死在了中国，并葬在中国。例如，苏禄当时有三个王，三人一起率领340余人的庞大使团来访，其间东王去世，明成祖命为东王立碑勒铭，并亲自撰写碑文。苏禄东王墓和所立石碑至今尚存，地址在今德州市北门外，已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东王王妃于永乐二十一年（1423）回国，共守墓6年。其次子和一些随从则长期在中国住了下来，一直享受很多优待。现在德州北门外的安、温二姓都是其后裔。
图1—19
《职贡图》中的苏禄国人形象
朱棣继续明初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政治稳定，但由于他的好大喜功，国家支出过大，赋役征派繁重，致使有些地区发生了农民流亡与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