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木税关

明代，朝廷的商业税收入很大一部分都来自钞关（榷关）， 后者对依托主要水系的国内长途贸易征税。 钞关由户部辖制，其数量和位置经历了频繁的调整，直到16世纪10年代后才变得相对稳定，形成以大运河沿线的六个税关和长江沿线的九江关为主的格局。 过境税最初以纸钞支付，到15世纪30年代中期，它们更多地以白银支付。 ^[1] 除了户部辖下的钞关，工部还掌管一些抽分局，这些机构专门征收木料和竹木的关税，其中规模较大的位于杭州、荆州、南京和芜湖。在抽分局，至少从15世纪晚期开始，木税形式逐渐从实物税转变为以白银支付的货币税。

清王朝入主中原的两年后，延续了明代的税关制度。户部和工部基本上各自接管了明代的钞关和抽分局。 此外，竹木的税收完全转变为以货币支付。杭州、南京、芜湖等地同时设有两个榷关，分别隶属户部和工部。以南京为例，龙江关是工部辖下专司木竹税的税关，而西新关则由户部管理，向其他大宗商品征税。即使木竹税的征收早已像其他商品一样转变为以白银支付，将其剥离出来也颇为合理，因为这样可以将运输竹木的木筏从遍布舢板、交通拥堵的税关分流开来，从而方便通航。同一城市的两个榷关账务独立，但它们都由同一个税务监督管理，且两关税收皆上缴户部；管辖权上的差异的影响，只是体现在税关账务的年度审计由工部还是户部负责。

除了工部在杭州、荆州、南京和芜湖所设榷关的税收外，户部在江西九江和赣州所设榷关的税收中，木税也占很大比重。此外，到康熙朝晚期，两个地方级的税关——四川重庆府的渝关和湖南西部辰州的辰关——正式成为直属工部的榷关，反映出朝廷对西南木材贸易发展的重视。 其他一些榷关，如扬州关、临清关、淮安关等，都将木材列为可征税目，但木税只占其税收总额的一小部分。此外，在东北、山西北部和直隶等地还设立了一些规模小得多的木税站。 如图0.2所示，清代长江贸易网络中有八个主要的征收木税的榷关，包括六个工部关（龙江关、芜湖工关、南新关、荆关、渝关、辰关）和两个户部关（九江关、赣关）。

表2.1罗列了上述榷关的基本信息。诸关的征课税额在康熙年间进行了一些调整，并从18世纪初开始固定下来。该表所示1753年的征课定额（据1764年乾隆朝《清会典》），后来在1799年增加了由朝廷确立的“钦定盈余”。 各榷关税收中的木税占比各有不同，且并未在《清会典》和每年呈报皇帝的税课奏销中定期披露。不同类目的木材税率也不同。因其分工不同，工部关的大部分税收都来自木材，而户部关的税基则要广得多。更重要的是，实际的榷关税收往往偏离定额。根据现存数据，表2.1的第五列显示了1725年至1850年期间每个榷关的平均年实际税收收入。在大多数情况下，平均年税收远大于1753年的定额。1799年的调整使征课定额更接近于实际税收。所以必须注意的是，定额虽然大致反映了这些榷关的总体规模，但未必准确反映了榷关收入或过关的木材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