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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世纪和19世纪，长江流域木材贸易的市场结构已臻于成熟。据木材税收和税率估算，每年流入长江下游地区的木材数量在500万根，远远超过皇木采办所需的几千根数额。水运要道上散布的六个榷关对来往的簰筏征收过境税，它们为追溯这一贸易体系提供了统计依据。值得注意的是，基于统计数据的追溯必须以细致地分析榷关官僚机构的管理政策为前提，因为额定税额的多寡、增收税额的使用和奖励方式的变化对如何收税和上报多少税额有很大的影响。榷关税收的数据并非商业发展的直观反映，而是朝廷和地方之间博弈的产物。这种理解不仅适用于木材贸易，而且适用于整个商业税收体系。为了更清晰地梳理过境税的历时变化以及木材消费和供应的变化趋势，我们需要考虑到不同时期的数据可能存在方向上和程度上的偏差。
两个趋势非常显著。首先，市场的规模持续扩大，复杂性持续变强。18世纪，江南的木材消耗量大幅增长，这使得人均木材消耗量在人口持续增长的情况下与此前持平。19世纪，由于需求低迷、交通不畅和供给端困难等因素，人均木材消耗量略有波动。其次，湖南和贵州出口木材的市场份额不断增加，可与江西和长江下游高地的传统供应网络相匹敌。人工管理的种植园逐渐取代天然林，成为上述供应网络的主要源头。木商们前往西部地区补充库存，在西部地区设立的榷关就从这些商业活动中征税。随着西南木材的重要性日益提高，汉口成为长江中游地区木材贸易的枢纽，其影响力和繁荣度仅次于南京。长江流域的跨区域贸易实现了高度一体化，各地统一采用龙泉码作为木材计量和定价的标准就是证明。龙泉码的发明源于17世纪早期的龙泉县，它为木商设定了用来衡量木材质量和协商价格的基本术语和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