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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古时期的经济革命以来，一个规模可观的木材市场已经发展起来，将长江下游的商业中心与木材产区联系起来。随着商业中心周边腹地的天然林逐渐枯竭，对建材稳定供应的要求促使一些山区出现了专门的木材种植林，也逐渐推动了木材市场的扩大，人们从更远的森林中采伐资源。在帝制晚期的中国，区域间贸易的发展、国家为获得木材而转向市场采购、西南地区的扩张等历史进程相互联系、相辅相成。国家扩张为商业资本铺平了道路，这反过来又刺激了区域间木材贸易网络的发展。由于成熟的木材市场可以向国家提供稳定可靠的皇木，国家不必直接从森林采伐。清代国家完全依赖市场采购来获取皇木，这也意味着它的决策会受制于市场准则，市价和官费之间的差距必须通过灵活的妥协安排来化解。朝廷默许皇木采办官员的私营买卖就是这种妥协安排的结果。这表明，国家的优先考量就是在不动摇紧缩性财政体制基础的情况下确保战略物资（无论是木材还是粮食）的供应。
国家采办皇木和私人交易普通木材供大众消费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差别，在现有关于木材消费和森林退化的讨论中，这一点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对帝制晚期的国家与森林的研究中经常出现对皇木的讨论。
考虑到恢宏的皇家殿宇和陵寝所带来的视觉冲击，以及奏折和地方志中对征召采木役工之艰辛的长篇累牍的论述，这一点不难理解。然而，现有研究并没有明确皇木采办和民间木材市场两者的相对规模。这种疏忽对华南的广大地区来说尤其成问题，相较于塞外的森林管理，清代国家对南方森林的影响要有限得多。其结果是，后人对皇家木材消费规模的想象是极度夸大了的。相应的，国家能够控制或操纵木材市场的程度也被夸大了——如果国家稍加克制就能够幸免于破坏的森林的规模也被放大了。
虽然国家的常规需求主要是普通尺寸的木材，并且这些来自人工种植的木材可以很容易地通过市场获得，但国家也需要大木来营造大型建筑。历史上关于为朝廷找寻大木越来越难的记述虽然有其价值，但对衡量一个地区在木材市场的参与程度和森林覆盖率来说，也可能具有误导性。官方奏报中关于大木难寻的记录无疑表明水运路线附近的原始森林正在消失，但这些奏报并没有考虑到那些被有计划地砍伐和管理的木材种植区。即使对长江水系民间市场的木材贸易进行最保守的估计，国家从这一市场中采买的木材数量相比市场交易量也是很少的，而市面上的木材很大一部分是由人工种植林供应的。清代国家的皇木采办有赖于市场，而不是要取代市场。皇木采伐只是偶尔在四川和贵州的深山老林中进行，因为市场无法供给皇木需求的目标。这应该是我们认识中国南方木材市场动态的基础。
注释
[1] 孟泽思：《林业》（“Forestry”），第563页。斯波义信（Shiba Yoshinobu）：《宋代商业史研究》（ Commerce and Society in Sung China ），第91页。
[2] 关于明代早期的重农抑商政策，参见万志英《中国经济史》（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China ），第285—293页。
[3] 楠木是中国南方和越南特有的珍贵软木，包括几种常绿树种，其中最高等级的是楠木属（Phoebe）植物（Phoebe hungmaoensis, Phoebe nanmu, and Phoebe zhengnan）。永乐年间，中国西南地区大规模采办楠木用以建造皇家建筑。相关研究参见金田（Aurelia Campbell）的《王之功业：明初的建筑与帝国》（ What the Emperor Built: Architecture and Empire in the Early Ming ）。
[4] 关于帝制晚期中国对西南边疆的开拓以及充满抉择和抵抗的地方史研究，可参见乔荷曼（John E. Herman）《云雾之间：中国在贵州的拓殖，1200—1700》（Amid the Clouds and Mist: China’s Colonization of Guizhou, 1200—1700）；纪若诚（C. Patterson Giersch）《亚洲边陲：清代云南边疆的变迁》（ Asian Borderlands:The Transformation of Qing China’s Yunnan Frontier ）；贝杜维《非汉人往何处安身》，（“To Go Where No Han Could Go for Long: Malaria and the Qing Construction of Ethnic Administrative Space in Frontier Yunnan”）；龙戴维（David G. Atwill）《中国的苏丹国：伊斯兰教、种族与西南的“潘泰”起义1856—1873》（ The Chinese Sultanate: Islam, Ethnicity, and the Panthay Rebellion in Southwest China,1856—1873 ）；单国钺（Leo Kwok-yueh Shin）《中国国家的形成：明代边地的族群与扩张》（ The Making of the Chinese State: Ethnicity and Expansion on the Ming Borderlands ）。
[5] 关于清代通过人种志与图像学掌握有关西南的经验知识的研究，参见何罗娜（Laura Hostetler）《清代的移拓事业：早期近代中国的人种志与图像学》（ Qing Colonial Enterprise: Ethnography and Cartography in Early Modern China ）。关于明清时期通过商业出版传播旅行路线和地方风土知识的研究，参见陈学文《明清时期商业书及商人书之研究》。
[6] 这一地区的非汉族群体，在今天被正式划分为苗族、侗族、瑶族等少数民族。但在清代的官方和民间的用法中，他们经常被统称为“苗”，或用不同的形容词加以修饰分类（如“花苗”“洞苗”等）。参见戴瑙（Norma Diamond）《定义“苗”：明清及当代的观点》（“Def ining the Miao: Ming, Qing, and Contemporary Views”）；迪尔（David Michael Deal）与何罗娜《人种志的艺术》（ The Art of Ethnography ）。我在本书中使用的“苗”，其含义与清代通行的用法一致，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由国家划定的某个特定“民族”。
[7] 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类似的官方资助和补偿策略（形式不同，但内核相同）被证明对建立市场有重要意义。参见洪源远（Yuen Yuen Ang）《中国如何跳出贫困陷阱》（ How China Escaped the Poverty Trap ），第四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