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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开甲（1918年8月3日—2018年11月17日），江苏吴江人。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理论物理学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2013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我国核武器事业的开拓者和核试验科学技术体系的创建者。
有一种最可靠的安全，就是让敌人知难而退，我为此奋斗了终生。
——程开甲
在江苏吴江，一位小学生写了封信，想寄给在北京的同乡英雄程开甲爷爷，但他写好信后，却不知该寄往何处了——2018年11月17日，在程开甲为之奉献终生的人民共和国步入七十华诞前，这位“核司令”与世长辞，离开了他的家与国，享年101岁。
过去这些年，有太多巨星陨落的消息让人心碎。我们心里清楚，那些从战火中走来、在苦难中奋斗的老一辈“国宝”终将辞行。可是，当程开甲逝世的消息传出时，我们的眼泪还是夺眶而出——共和国永远不能忘记的“两弹一星”元勋，又走了一位。
“两弹一星”的故事已被传诵千百遍——突破美国重重阻碍而回国的钱学森，在飞机失事时用身体保护绝密资料的郭永怀……这些故事读再多次，我们也会心潮澎湃、热泪盈眶。他们映照出的，是我国核武器事业70多年来走过的每一步艰难历程，更是每一位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所以，人们不愿说告别；所以，到真正告别的那天，即便天南海北，即便步履蹒跚，人们也想去鞠个躬、行个礼。
2018年11月21日，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与程开甲告别的地方。习近平、李克强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送来花圈。清晨5时多，人群就开始聚集，等着进入八宝山。他们中的很多耄耋老者，是前一天从合肥、吴江等地赶来的。
为了到八宝山和程老作最后的告别，国防科技大学教授熊杏林女士前一晚从西安赶来。到北京时，已是晚上10时多。差不多一个月前的10月24日，她赶到北京和程老见了一面。当时，程开甲家人给她打电话：“老爷子的时间可能不多了，来和他见个面吧。”放下电话，熊杏林就往北京赶，在解放军总医院见到了病榻上的程开甲。
程开甲身体虚弱，需要依靠呼吸机维持生命，一天中大部分时间在昏睡，但醒来时意识依然清醒。熊杏林带着新近出版的《程开甲的故事》坐到病榻边。这本书，是程开甲家乡吴江教育界人士找到熊杏林，希望编写一本适合中小学生的程开甲读本而出版的。当听说家乡提议编写这本图书时，程开甲特意叮嘱相交18年的熊杏林：“要实事求是，让孩子们读了有所启发。”因为他自己就是在中学时读了很多科学家传记后走上科研道路的。
书出版了，程开甲却没来得及看。而吴江那名写信的小学生，正是第一批读者。在病房里，熊杏林翻开书中插图，一幅幅指给程开甲辨认。“起先，程老没有什么反应。但看到两个场景时，他激动起来，一个是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所用的铁塔，塔架上放着原子弹；另一个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的爆心。我感觉他眼中有了光芒。”程开甲吃力地说出一句话：“这是我非常熟悉的地方。”熊杏林合上书，走出病房，泪如雨下。她说：“能记录程老的一生，是我人生最有意义的事。”
纵然过去了半个世纪，纵然是病中孱弱，程开甲依然记得研制原子弹、氢弹的光辉岁月。那是几代科研工作者生命中最难忘的时刻，是新中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坚强根基。
时间回到1960年夏天，正在南京大学物理系任教的程开甲被校长郭影秋叫到办公室。郭影秋递给他一张写有北京地址的字条，让他马上去报到，但没说做什么。
时年42岁的程开甲已是物理学界权威，与另一名核物理学家、居里夫人的学生施士元在南京大学创立了核物理专业。字条来自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所，借调他两年，原因却不能说。到二机部后，程开甲才知道这次调动是钱三强点将，邓小平批准，实际就是参加原子弹研究。1961年11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还写了封信给教育部部长杨秀峰和副部长蒋南翔，建议在两三年内免除他们（程开甲和周光召）在学校的兼顾工作。
程开甲曾经向熊杏林回忆，原子弹研制初始阶段所遇到的困难根本无法想象。有核国家对这一军事内容采取了极严格的保密措施，美国科学家卢森堡夫妇因被指控为“核间谍”而受电刑处死；程开甲的师兄福克斯因泄密被判14年监禁。“我们得不到资料、买不来所需的仪器设备，完全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己闯出一条路来。”
要研究核武器，得先解决一个难题：铀235、钚239的状态方程是什么？程开甲到研究所后，状态方程小组负责人就向他汇报工作进展。这个小组的成员大部分没有学过固体物理，进展缓慢。于是，程开甲开始系统讲课，帮助研究人员复习热力学、统计物理方面的知识，指导查阅外国文献。他自己也是没日没夜地计算。那段时间，同事经常看见吃着饭的程开甲突然把筷子倒过来，蘸着菜汤在饭桌上写公式。那是三年困难时期，菜汤写在桌上，几乎不会留下油渍。研究所里流传着一个故事——有一次排队买饭，程开甲把饭票递给卖饭的师傅，条件反射般地说：“我给你这个数据，你验算一下。”排在后面的邓稼先笑着提醒：“程教授，这儿是饭堂。”
这样的故事，在八宝山遗体告别现场，也被跟随程开甲多年的老一辈科学家频频提及。86岁的程耕从合肥赶来，他在新疆那支隐姓埋名的核研究团队里工作了20年，是程开甲最信任的研究员之一，大家戏称他是“程开乙”。只有在回忆起生活细节时，程耕沉痛的脸上才会轻松一些：“生活上，我们得照顾程老师。他是一位纯粹的科学家，平时做饭、回家买票这些事他都不会。”
经过半年的艰苦努力，程开甲算出了高压状态方程。负责原子弹结构设计的郭永怀拿到结果后，高兴得大喊：“老程，你可帮我们解决了一大难题啊！”
1962年夏天，研制第一颗原子弹的关键理论研究和制造技术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程开甲接到了新任务——负责原子弹爆炸试验的研究与准备。程开甲的优势在理论不在试验，有人劝他：“今天干这个，明天干那个，东搞西搞，搞不出名堂。”但程开甲想，国家需要，义不容辞。
他开始准备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这次他成了“光杆司令”——没人、没房子、没设备。程开甲只提了一个要求：“请给我调人，我们马上投入工作。”他列出名单，经邓小平批示，从全国各地和全军选调技术骨干。直到90多岁，程开甲在跟熊杏林口述自传时，仍能一一说出这批技术骨干的名字。
试验场区选定在新疆罗布泊后，程开甲与参试人员提前半年进入了场区。这是一片荒芜的沙漠，方圆300公里只有连绵的沙丘和寸草不生的乱石。1964年5月，参试人员和参试设备经过长途运输驻扎进了罗布泊。5月、6月的罗布泊，经常刮10级以上狂风，把帐篷都掀掉；7月、8月则要面临地表温度60℃至70℃的炙烤。加上这片沙漠水质很差，又涩又咸，喝得人经常拉肚子。但在程开甲看来，这是一个完美的试验场区。
试验时间定在10月16日15时。接到通知的程开甲度秒如年。15日晚上，他彻夜未眠；16日一早，他就走出帐篷，观测天气。他在回忆中写到那天早上的心情：“看到天空碧空如洗，心里轻松许多。”有了理想的天气，试验才能正常进行。他还记得那天中午吃的是包子，“香喷喷的，但吃到嘴里一点也感觉不到它的味道”。
“14时59分，张震寰在主控站发出口令。50秒后，仪器设备进入自动化程序，9、8、7、6……数完1时，试验现场传出一声惊雷般的巨响。我们看到仪表指针剧烈跳动，知道原子弹爆炸成功了！”直到40多年后，程开甲还能清晰地向熊杏林等人说出那时的点点滴滴。
一朵巨大的蘑菇云在西北戈壁滩腾空而起，世界重新认识了新中国。那一晚，大家在帐篷里豪饮一场。酒量很差的程开甲直接干了一碗白酒，足足有半斤。与此同时，远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里，周恩来总理也向3000余名《东方红》演职人员宣布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的好消息，现场掌声雷动。
世人记住的是这个激动人心的日子，但对程开甲来说，试验成功仅仅是起点。如果要武器化，还必须考虑运载工具和战术技术要求，进行空爆核试验。所以没过几天，程开甲就接到通知，回北京主持首次空爆试验方案的制订。美国人断言中国在五年之内不会有运载工具，但程开甲带领技术人员仅用八个月就完成了——1965年5月14日，原子弹空爆试验成功，这标志着我国有了可以用于实战的核武器。
半个月后，周恩来在北京接见并宴请为原子弹爆炸作出贡献的核武器研制与试验部门代表。席间，周恩来、邓小平、罗瑞卿、张爱萍、张蕴钰、王淦昌、程开甲和空军飞行员同坐一桌，又商议起氢弹的研制来。
氢弹研制由当时的青年物理学家黄祖洽、于敏负责。1965年，程开甲的主要精力也转移到氢弹原理试验上。这一做，又是一年多。1966年12月28日，氢弹原理装置点火，一朵巨大的蘑菇云翻滚着直冲云霄，我国氢弹技术取得突破。
程老的功绩，不仅在于参加研制“两弹”，还在于高瞻远瞩地建立了核试验科学技术体系，决策主持了30多次各种方式的试验。
氢弹研制成功后，程开甲把地下核试验提上了日程。这项试验最早是由周恩来提出的。1963年，程开甲等人在中南海向周恩来汇报原子弹研制进程时，被问及地下核试验，并请他们“回去研究一下”。当时，大家的精力集中在第一颗原子弹研制上，无暇顾及地下核试验。直到1967年，氢弹爆炸试验成功后，首次地下核试验技术工作会议召开。但大家意见分歧很大，有人认为氢弹都响了，没有必要再搞地下核试验。程开甲据理力争，多次发言，阐述地下核试验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可行性。最终，支持的人占了多数。1969年，中央专委决定进行第一次地下核试验。
此后十多年，程开甲将工作重心放到地下核试验上，带出了林俊德等核武器研究的新一代人才，并多次进入核爆后的平洞、竖井，掌握第一手资料。进爆心有“三高一险”：温度高、压力高、放射性强度高和易塌方险情，就连工程兵进入爆心施工也有很大风险。但年过半百的程开甲一次又一次推开阻止他进入爆心的手，常常在里面一观测就是一两个小时。有一次他进到了被严重挤压的廊道里，原本10多米宽的空间被核爆作用力挤压到直径只有80厘米，幸好程开甲个子并不高大，可以爬过去。更危险的一次是进入竖井。井很深，需要吊下去。当时刚刚进行了一次核爆炸，程开甲急着察看爆心的地表现象，带着通信员李国新直下爆心。随身携带的放射性剂量探测笔一直“嘀嘀”尖叫，他却根本顾不上核辐射影响，只忙着记录第一手资料。
程开甲曾评价：“及早部署并研究地下核试验技术，为我国核试验事业的可持续发展争取了主动，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英明决策。”
1984年，66岁的程开甲离开核试验基地，担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常任委员。他的研究方向又一次发生变化。
有矛必有盾。作为武器的核弹可以产生巨大的杀伤力，因此也要从对立面来思考武器装备的防御问题。基于此，研究了半辈子“矛”的程开甲转而研究“盾”，投入到抗辐射加固和高功率微波领域的研究中。他担任委员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国防部长张爱萍打报告，提出抗核加固问题的系统研究方案。张爱萍收到报告后很重视，在经费上给予很大支持，这项研究得以展开。此后，研究内容不断扩展，涵盖了材料、电磁脉冲、微波、激光等多领域，使抗辐射加固研究成为我国武器装备技术发展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
20世纪90年代，程开甲已经年过七旬，又提出了一个开创性理论——TFDC电子理论。这是材料科学领域的电子理论，是他前30年实践经验的提炼。过去，新材料的设计研制主要靠经验，程开甲关注到这一领域需要指导性理论，他再次开始了全新的研究，最初甚至没有助手。不久，总装备部给程开甲配备了技术助手，开始系统地进行理论研究。这期间，他还以77岁高龄前往俄罗斯等国交流。这一理论后来取得了很多成果，应用在纳米材料、钢铁材料、超硬材料的设计上。
从1964年第一次核试验起，我国建立了一支精干有效的核自卫力量。今天，我国已经拥有新型战略导弹、核潜艇等用于国防安全的战略核力量。程开甲坚信，我们研制和发展少量核武器，不是为了威胁别人，完全是出于防御的需要，是为了自卫，为了维护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保卫人民和平安宁的生活。他曾说：“有一种最可靠的安全，就是让敌人知难而退，我为此奋斗了终生。”1999年，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程开甲等23位科学家颁发“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正是他们的研究，使我国国防实力发生了质的飞跃。
从抗战中走来，家国情怀是那一代知识分子最浓重的底色。1918年8月3日，程开甲出生在江苏吴江。1941年，他从浙江大学物理系毕业；1946年赴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师从理论物理学家、量子力学奠基人马克思·玻恩。玻恩是爱因斯坦的挚友，在1954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和很多著名科学家有交往。他很喜欢这位来自中国的学生，乐于把他介绍给那些物理界的大师。因此，在英国求学期间，程开甲结识了狄拉克、海特勒、薛定谔、缪勒、鲍威尔、玻尔等顶尖科学家。那是基础物理学科的黄金年代，程开甲所汲取的养分难以想象。1948年，他在英国爱丁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应玻恩的邀请留校任研究员。
程开甲尽管身在英国，却并没有归属感。玻恩两次提醒他把家眷接来，他都回绝了。经历战火的程开甲无法割舍对祖国的热爱。百年前，中国第一批公派留学幼童西渡重洋学习科学技术时，就写下过这样的话语：此去西洋，深知中国自强之计，舍此无他求；背负国家之未来，取尽洋人之科学，赴七万里长途，别祖国父母之邦，奋然无悔。对程开甲而言，同样如此。
1949年4月，国内处在解放战争渡江战役期间，英国皇家海军远东舰队“紫石英号”军舰无视警告，擅自闯入长江下游水域前线地区，遭人民解放军炮击。在苏格兰出差的程开甲从当时的电影新闻片中看到了这条消息，“我第一次有出了口气的感觉”，他在自传中这样说。那一天，从电影院出来，程开甲走在大街上，腰杆挺得直直的，“就是从那天起，我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他马上给家人和朋友写信，询问国内情况，并很快决定回国。
英国的朋友都劝他不要回去，说中国太落后，没有饭吃。程开甲一边感谢他们的关心，一边也忍不住争论。有一次他甚至争得拍了桌子，说：“你们不要看今天，要看今后！”从那时起，他就为兑现自己这句话而准备着。
考虑到新中国一穷二白，回国建设必然需要搭建相关科学体系，程开甲决定多买一些专业书籍带回来。整整一年，他跑图书馆、跑书店，尽量收集固体物理和金属物理方面的资料。熊杏林还记得，程开甲晚年和她讲述这段故事时，仍然兴奋地说：“后来，果真都用上了！”
离开那天，玻恩亲自到火车站相送。他坚信这个学生如果留下来继续做研究，一定能取得学术上的非凡成就。但程开甲归国之意已决。1950年7月，他从英国海关出关，海关人员惊讶地问：“杭州？”当时，新中国成立不久，在英中国人过去使用的护照已经失效，海关人员给程开甲开具了一张无国籍证明。拿着这张证明，程开甲心里很不舒服，但为了尽快回到祖国，他也只能拿着。在海上漂泊了一个月后，程开甲终于到了香港，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他再从香港坐火车经广州回到杭州。一到杭州，他甚至没急着回家，而是径直去了浙江大学，与大学时代的恩师束星北讨论如何开展物理学教学。
20世纪50年代，程开甲先后任教于浙江大学物理系、南京大学物理系，完成了《固体物理学》的撰写，创建了南京大学金属物理教研组和核物理专业，并在195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晚年，程开甲回忆归国前后的心路历程时说：“我不回国，可能会在学术上有更大的成就，但最多是一个二等公民身份的科学家，绝不会有现在这样幸福，因为我所做的一切，都和祖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他的名字，注定与新中国国防事业相连。70多年励精图治，70多年斗转星移，正是和程开甲一样的老一辈科学家的付出，铸就了复兴路上一个又一个大国重器。
（文/张丹丹、马晓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