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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1911年12月11日—2009年10月31日），中共党员。1934年钱学森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35年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留学，翌年获硕士学位，后入加州理工学院，1939年获航空、数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并从事应用力学和火箭导弹研究。1955年回国后，历任中国科学院力学所所长、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七机部副部长、国防科委副主任等职务。为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创建与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小罗克韦尔奖章和世界级科学与工程名人称号，被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成就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
——钱学森
自2009年10月31日起，杭州市下城区马市街方谷园2号——这座白墙黛瓦的小院，将从“钱学森旧居”更名为“钱学森故居”。
一代科学巨擘钱学森，98年前即出生于此，并在这里度过了三年孩提时光。后来，他随父到北京读书。1929年，钱学森考入上海交通大学。为了“和独子离得近些”，父母又把家从北京搬回杭州。至今，这个小院的房产所有人一栏还登记着“钱学森”的名字。
据考证，钱学森是吴越国王钱镠（852—932年）的第33代孙。作为吴越钱氏宗脉发源地，杭州钱氏历代名人辈出。而当今最为著名的，应数钱均夫和钱学森父子以及钱学森的堂侄钱永健（2008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
钱学森的祖父是一位丝绸商人，家境殷实。父亲钱均夫，早年就读于杭州求是书院，后留学日本，研修教育学。回国后，钱均夫在上海成立“劝学堂”，提倡“兴教救国”，颇具影响。1911年，也就是钱学森诞生的那一年，钱均夫出任浙江省立第一中学校长。钱学森的母亲章兰娟是杭州富商之女，受过良好教育。她的记忆力和计算能力超群，具有数学天赋。有人说，钱学森在科学方面的才华，正是来自母亲的遗传。
早在三岁时，钱学森就已表现出非凡的记忆力，能背诵上百首唐诗、宋词，还能用心算加减乘除。邻居因而传言钱家生了个“神童”。五岁时，他已能读懂《水浒传》。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都是他心目中的英雄。有一天，他对父亲说：“英雄如果不是天上的星星变的，那我也可以做英雄了。”父亲高兴地说：“你也可以做英雄。但是，必须好好读书，努力学习知识，贡献社会。”
钱学森之子钱永刚谈起父亲的成长经历，颇多感慨。钱永刚说，父亲小时候并非“神童”，也不是那种每次考试拿第一的尖子生，但家学传承对父亲的教育和影响不容忽视。钱永刚告诉记者，钱家在教育子女方面，只有两个字：“身教。”钱学森后来常说：“我的第一位老师是我父亲。”博学多才、谦和认真的钱均夫，营造了家庭宁静的文化氛围与求实精神，这对幼年钱学森的成长至关重要。
钱永刚动情地向记者讲述了父亲当年出国时的一个细节。1935年8月，钱均夫送钱学森赴美留学，一同登上“杰克逊总统号”美国邮轮。临开船时，钱均夫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郑重地塞到儿子的手里：“这就是父亲送给你的礼物。”说罢，老人快步走下舷梯。钱学森怔怔地望着父亲的背影消失在出口处，这才连忙打开手中的纸条。只见上面写道：
人，生当有品：如哲、如仁、如义、如智、如忠、如悌、如教！
吾儿此次西行，非其夙志，当青春然而归，灿烂然而返！
——乃父告之
钱学森看罢潸然泪下。他默念着父亲的临别教诲踏上了赴美留学之路。
1935年8月，经过20个日日夜夜的海上颠簸，钱学森乘坐的“杰克逊总统号”邮轮，终于抵达美国。
在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1年后，钱学森决定以航空理论为自己的研究方向。1936年，他从美国东海岸的波士顿，来到西海岸的加州理工学院，拜见著名的空气力学大师冯·卡门，希望师从其门下。冯·卡门被他的聪慧和敏捷打动，收下了这个弟子。
在加州理工学院，钱学森从第一学期开始，就表现出了惊人的才华。他不仅学习航空知识，还广泛选修物理、化学和数学等基础理论课程。他总能机敏地提出一些深刻而复杂的问题。冯·卡门曾回忆道：“我记得，物理系的大理论家保罗·S.爱泼斯坦教授有一次对我说：‘你的学生钱学森在我的一个班上听量子力学、相对论等选修课，很出色……您觉得他是不是有犹太人血统？’”当时，西方科学界普遍认为，只有犹太学生是最勤奋、最聪明的，哪能想到一个中国人会如此出色。
20世纪30年代，飞机的飞行速度和高度，是决定空军实力强弱和空战胜负的关键。当时，美国的航空工业落后于欧洲，迫切需要取得突破。1939年，钱学森以四篇博士论文，获得了航空和数学两个博士学位。文中，他与冯·卡门合作提出的高速音速流动理论，为飞行器克服音障和热障提供了依据，直接促成了美国超音速飞机的诞生。这就是航空科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卡门-钱学森公式”。获得博士学位后，钱学森和冯·卡门又一起投身导弹研究，为美国及同盟国在二战中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二战的硝烟散尽后，钱学森于1947年夏天回国探亲，拜访了他的母校上海交通大学，并与未婚妻蒋英完婚。
钱蒋两家是世交。蒋英五岁那年，钱学森母亲就向蒋英的父亲、著名军事教育家蒋百里提亲：“你们这个老三（蒋英排行老三），将来得给我当儿媳妇。”
就在钱学森留学美国的同一年，蒋英考入柏林音乐大学声乐系。蒋百里赴美国考察时，把蒋英在欧洲留学的照片拿给钱学森看。照片中，脸上泛着动人微笑的蒋英，依然是钱学森记忆中的模样。他心里掀起了微澜。1947年，钱学森借两人都回国之际，向蒋英求婚：“12年了，我们天各一方，只身在异国他乡，尝遍了人生的酸甜苦辣。我们多么需要在一起，互相提携，互相安慰！天上的牛郎织女每年还要相逢，我们却一别12年，太残酷了。这次我回来，就是想带你一块儿到美国去，你答应吗？”
1947年9月，这对新婚夫妇回到美国。在他们家里，唯一的奢侈品就是一架黑色钢琴。这是钱学森送给妻子的新婚礼物。后来，这架钢琴随着他们回到中国，成为他们一生的爱情见证。
当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美国后，钱学森和蒋英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商量着早日回国。但此时，以美国参议员麦卡锡为首的反共势力，在全美掀起了一股“揭露和清查美国政府中的共产党活动”的浪潮。单纯的钱学森没想到，他一提出回国要求，就酿成了一场劫难。美国海军次长金布尔恶狠狠地说：“他知道所有美国导弹工程的核心机密。一个钱学森抵得上五个海军陆战师，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能放他回红色中国去！”随后，抄家、流放、拘留……没完没了的政治迫害接踵而来。在长达五年被软禁的日子里，钱学森和蒋英常常只能夫吹竹笛、妻弹吉他，以共同演奏古典室内音乐来排解寂寞与烦闷。
1954年4月，在日内瓦会议上，美国请英国外交官出面与中国交涉，想要回因违反中国法律而被扣押在中国的美国人。周恩来总理于是作出决定：美国人既然请英国外交官与我们疏通关系，我们就应该抓住这个机会，把留在美国的一批留学生和科学家要回来。他拟了一份名单，上面就有钱学森。
然而，美国拒绝释放钱学森。正当周恩来为此焦急万分时，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陈叔通，收到了一封从大洋彼岸辗转寄来的信。陈叔通拆开一看，是一张香烟纸，信末的署名是“钱学森”。他心头一震，立即将情况汇报给了周恩来。
原来，钱学森为了摆脱特务的监视，把信写在香烟纸上，夹在寄给比利时亲戚的家书中，辗转带给了陈叔通。他在信中请求祖国帮助他回国。
陈叔通当即把信送到周恩来那里。很快，这封信由外交部火速转给了正在日内瓦参加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王炳南。周恩来通过密电告诉王炳南：“这封信很有价值。这是一个铁证，美国当局至今仍在阻挠中国平民归国。你要在谈判中，用这封信揭穿他们的谎言。”
面对这封信，美国人哑口无言。在中国政府和钱学森本人的双重努力下，1955年8月4日，美国移民局发出了允许钱学森回国的通知。同年9月17日，他带着妻子蒋英和一双幼小的儿女，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踏上返回祖国的旅途。
如今的中国，宇宙飞船遨游苍穹，宇航员漫步太空；人造卫星俯视地球数十年，即将造访火星；先进的短程、中程、洲际导弹守卫国土……当今世界，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拥有这样的能力。而这些成就，起步于钱学森或基于他所开拓的事业。
2009年11月1日的《人民日报》，对他做了这样的评价：“钱学森是我国航天科技事业的先驱和杰出代表，在空气动力学、航空工程、喷气推进、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等技术科学领域作出了开创性贡献，是中国近代力学和系统工程理论与应用研究的奠基人和倡导人。”这一“官方评价”，概括了他对国家、民族的贡献。
他曾回忆说：“我从1935年去美国，1955年回国，在美国待了整整20年。这20年中，前三四年是学习，后十几年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做准备，为的是日后回到祖国能为人民做点事。”当年，留在美国代表着生活优裕，回到中国意味着一穷二白，但他不留恋；美国将军威胁要“枪毙”他，特务跟踪他长达五年，但他不惧怕。他说：“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成就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50多年来，他的故事总能让我们血脉偾张，总能让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荣誉感再次得到积淀。
2009年10月，北京大学教授徐光宪院士，反击一些人称中国没有人能获得诺贝尔奖的说法时，掷地有声地说：“中国也有巨人。”
1989年在美国召开的国际科学技术会议上，钱学森被授予“世界级科学与工程名人”称号。1999年，他又被国际媒体选为“影响20世纪科技发展的20位世界级科技巨人”之一。第一是爱因斯坦，然后是玻尔、居里夫人、冯·卡门等，钱学森排名第18。“所以，钱学森是十年一遇的世界伟大科学家，超过一年一遇的一般诺贝尔奖得主。”
他谦逊地说：“我个人仅仅是沧海一粟，真正伟大的是党、人民和我们的国家。”他回国20多年后，美国科学院、美国工程院仍然认为他“成就卓著，举世公认。如果他应邀来美，美国政府和有关学术机构将表彰他对科学的重要贡献”。但他说：“如果中国人民说我钱学森为国家、为民族做了点事，那就是最高的奖赏。我不稀罕那些外国荣誉头衔！”他这种“高度的民族自尊心、民族自信心和民族气节”，让老师冯·卡门非常感动：“人们都这样说，似乎是我发现了钱学森，其实，是钱学森发现了我。”
在他心里，“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这种对名利的超然，在现时更具价值。
他当年的学生米博恩回忆：“有次上课，钱老说如果你五道题做对了四道，按常理，该得80分，但如果你错了一个小数点，我就扣你20分。他常告诉我们，科学上不能有一点失误，小数点错一个，打出去的导弹就可能飞回来打到自己。”他曾在黑板上给学生写下“严谨、严肃、严格、严密”几个大字。作为我国的“航天之父”，他的科学精神，对当下稍显浮躁的社会是一种鞭策，促动着“科学”二字深植于社会。
钱学森的一生，给了我们怎样的启示？他告诉我们：国家的命运，掌握在每个国民手上；个人成就源于爱国，个人的伟大源于胸中有祖国！
（文/张建魁、李璐芸、朱珠、章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