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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期实践中，我们培育形成了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劳模精神，崇尚劳动、热爱劳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的劳动精神，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生动体现，是鼓舞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风雨无阻、勇敢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
——2020年11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茅以升（1896年1月9日—1989年11月12日），字唐臣，江苏镇江人。中共党员，九三学社社员，生前系九三学社中央名誉主席，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院长，中国科协名誉主席，土木工程学家，桥梁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工程院院士，中央研究院院士。
茅于润，茅以升之子，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九三学社上海音乐学院支社原主任。1943年毕业于前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学院，小提琴专业；1947年获得美国茱莉亚音乐学院小提琴表演学士学位；1948年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英国文学硕士学位。
人生乃一征途耳，其长百年，我已走过十之七八，回首前尘，历历在目，崎岖多于平坦，忽深谷，忽洪涛，幸赖桥梁以渡，桥何名欤？曰奋斗。
——茅以升
我出生在父亲是名人的家庭里，从而决定了我一生与大多数中国人不同的命运。父亲因设计、领导建造杭州钱塘江大桥而闻名于世。多年来，有关他和此桥的历史渊源——造桥、炸桥、修桥，已有大量文字记录，我无须再画蛇添足。
我曾在报刊上见过不少歌颂某些名人、要人的文章，作者还“烘云托月”地把他们的子女也捧上了天，使人看了难免喷饭！我父亲显然不是此类英雄豪杰。据我所知，他一生遇到的许多难题，无论工作上的、家庭方面的，还有许许多多有关他的“私”字的，在他离开这世界以前，都没有得到圆满的解决，没有能如愿。这当然是正常的：名人也是“人”，他也无法摆脱困扰“人”的种种局限、牵缠和七情六欲。
父亲的一生走过了不少非一般人所能想象的辛酸坎坷路。我还记得他在晚年常常和我们谈的一段话：人生乃一征途耳，其长百年，我已走过十之七八，回首前尘，历历在目，崎岖多于平坦，忽深谷，忽洪涛，幸赖桥梁以渡，桥何名欤？曰奋斗。
父母生了六个子女，我们虽然都留过学，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但后来的成就与幼年时代受父亲影响而产生的宏大志向都相去甚远，望父莫及，望己兴叹。如今，我们都垂垂老矣，回顾一生，壮志未酬，辜负了他的厚望，常引为终身憾事。
父亲有五个“早”，分别是大学毕业早（18岁）、留学早（21岁）、得博士学位早（24岁）、当大学教授早（25岁）、当大学校长早（29岁）。父亲从唐山路矿学堂（大学）毕业时不仅年岁早，而且成绩好，在校四年，年年考第一。
在我小时候，母亲常对我说，大学里一位送信的邮递员，总是在学期终了来我家送信时和母亲随便聊起：“考第一名的又是那个小个子姓茅的，别看他的个子小，将来一定能干大事。”那时，那位邮递员还不知道这位“姓茅的”就是她的丈夫。他的话后来果真应验了。之后，父亲考取了清华留美研究生，在康奈尔大学获得了硕士学位，在卡内基·梅隆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还创造了“茅氏定律”（1919年10月，茅以升在美国的博士论文《桥梁框架之次应力》完成，全文共30多万字，在美国土木工程界引起强烈反响，其中提出的一些新力学理论被称为“茅氏定律”）。那时，他年仅24岁。
我想接着那位邮递员的话谈谈父亲的学习方法：他多次告诉我们，在学校上课，最重要的，除了自身无法改变的条件——天资外，就是要彻底地弄懂每天上的每一课的内容，不能等到第二天；其次是把时间分配好，根据学科的难易程度合理安排时间表，严格执行，雷打不动。即使某一科在规定的时间内未能完成，也不延长，留诸日后补上，随即进入下一科，使各科均不落后，齐步向前。他的这种学习方法帮助他在求学的道路上一帆风顺。
我曾经照办过，效果很好，但未能持久。不少学者都提出过不同的学习方法，各有千秋，不可一概而论。但无论用什么方法，贵在锲而不舍、持之以恒。大家都承认运动好，但有多少人是经常运动的？所以，父亲常说：“知而不行，无济于事，只有坚持才是成功之母。”
父亲因领导建造钱塘江大桥而闻名于世。我家那时都认为，他的成功主要是由于他去美国留过学。因此，年轻时，我也把去美国留学看成是功成名就的必由之路。
父亲对子女的教育、学习从不横加干涉，他常对我们说，“只要学出个名堂来，学什么都可以。中国有句成语叫作‘名列前茅’。‘茅’字在此成语中的意思就是用一种叫‘白茅’的植物所编织的旌旗，它应该走在最前面。你们有幸姓‘茅’，不要辜负祖上传给你们的这个激励人上进的、稀有的好姓氏！”
父亲的民主精神可从他的子女所学的专业中得到答案：我们六个人中有学物理、文学、音乐、制药、地理、心理的，但没有一人是学桥梁的。可是，有时过分的民主也会让孩子们放任自流，步入迷途。我选择了音乐，更是有如“盲人骑瞎马，半夜临深池”。他不但没有阻止，反而在我的盲目坚持下尽力促成。
父亲的数学很好，他年轻时能把圆周率背到小数点以后的第一百位。但很遗憾，他这份基因没有遗传给我。我那时在初中上学，对数学不感兴趣，有时还考不及格。后来，父亲不知从哪里听来的，说是音乐可以陶冶、改变人的性格。于是他多方打听，想找个音乐老师来教我音乐。那时，我大约是10岁。正好，邻居中有一位叫丁继高的会拉小提琴，父亲就为我买了一架玩具小提琴，请他来教。那时，我把它当作我应该追求的人生的最大幸福、最大目标和最大的快乐。我暗自下了决心：将来也要做个小提琴家。
父亲心中一直有另一座桥，他希望通过自己的教育，让子女“成名成家”。我很小就知道父亲是个名人，因为在报上常常见到他的名字。在杭州时我常看见和他来往的客人如竺可桢、侯德榜，以及科学界的许多朋友。只见他们汽车出入（那时坐汽车的人很少），受人尊敬，他们的生活比普通人优越得多。我呢，不费吹灰之力就成了个名人“之后”。这个“之后”使我近水楼台先得月，窥见这月宫内的、芸芸众生以外的、显赫名人的另一种生活，羡慕不已，企盼不已。我要立志把这名人“之后”变为“之中”。
父亲常教导我：“人，一定要和某种事物联系在一起。现在人们一提到‘桥’就会想到我，希望以后人们一谈到‘小提琴’就会想到你。”
1940年，我考入了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学院。1943年，我见到我校一位同学去了美国。她父亲是当时国民政府的财政部次长。受其影响，我这留美夙愿不由得萌动，遂向父亲提出：“我也想去美国。”父亲造了钱塘江大桥后，在社会上出了名，一个人有了“名”，就会有千丝万缕的社会关系，我就是在他的这些社会关系的帮助下圆了这场美国梦。
我赴美前夕，父亲亲自为我买了《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宋词选》等书籍，还有毛笔、砚台、墨、宣纸这些“文房四宝”。他在机场给我的临别赠言，我至今仍记忆犹新。“你到美国去，千万不要把中文丢掉。中国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1/5，将来中文必有大用处。除了你的专业外，当然要在美国花大力气、大工夫把英文学好。一个国家的语言文字，不花大工夫、大力气，是学不好的。千万不要学成个假洋鬼子，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英语句子，只会在中文里夹几个英文单词，而且别人还听不懂！一国的语言当然可以译成别国文字，但只能译故事情节，不能译‘诗’。各国语言都有它们自身的美，这个‘美’是翻译不出来的，我不相信英文能翻译唐诗、宋词；也不相信中文能译出莎翁和勃朗宁的诗的‘诗’意。唐诗之‘美’只能用中文来表现。所以，中文要学好，仅仅看白话文还不够，还要学一些古文。中文的感觉有一大部分来自古文，没有一定的古文修养，中文也难学好、写好。”但抵达美国后，我忙于学校的功课、练琴、学英文，连一页中文也没有看过，一个毛笔字也没有写过，辜负了父亲的好意，今日思之，仍感十分愧疚。
不少人都知道，30多年前，翻译家傅雷先生写给他儿子的信札《傅雷家书》传播甚广。听到傅先生这本“家书”，我就联想到，父亲其实也有值得一谈的“家书”。在我1944年赴美留学期间，父亲为了提高我的英文水平，便用英文和我通信，我也用英文回信，他再把我每封信中的错误改正后寄回，作为我的一种英文作文练习。他在我的信上密密麻麻地用小字指出我在语法上、拼法上、习惯用法上的种种错误，我后来分门别类地加以整理，像是一本很适用的小字典。他的信，除了提高我的英文水平，对我的学习方法、为人处世，也都大有裨益，我一直把它们当作至宝珍藏着，直到“文化大革命”被红卫兵抄走。
当时年幼无知，我完全不知道学音乐、学艺术、学文学，还需要具备与生俱来的种种条件，否则为什么古人说过那样一句至理名言——“书到今生读已迟”？这条件包括自身的、家庭的和社会的，缺一不可。世界上没有一位成功的音乐家是不具备这些条件的。
美国给我最大的收获是它粉碎了我成名成家的美梦！使我懂得：美国并不能把庸才变成天才！于是，我就从云雾中的“音乐家”之梦坠落，在地面上安于做一个与我理想中的“家”字相去十万八千里，标有“教授”“主任”“演奏员”等头衔的音乐工作“者”而活到了今天。
回忆几十年来，我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政治运动、上山下乡、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接受批判、斗争，成名成家之念早已置之脑后。
父亲于1933年至1937年在杭州领导建造钱塘江大桥时，我们兄弟姐妹也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当时，他工作繁忙，我们虽有时同居一处，也常一两日不见。只要他偶尔回来早些，我们就拉他到客厅里去天南地北地话家常。谈话内容总离不开我们各自的“鸿鹄之志”：有的要当科学家，有的要当文学家，有的要当音乐家，有的要当心理学家，有的要当医生……父亲听后总是说：“无论你们要成什么名，当什么家，都要有真才实学，千万不可做个貌似巨人而实为欺世盗名的江湖骗子！此类怪物我确实见过不少，他们最多也只是被某些要人、名人吹捧得昙花一现而已。”
他的话有新意、有深意，我们都铭刻在心，作为我们行动的指南。1937年秋，日寇逼近杭州，我们一家人撤离到大后方。此后，这钱塘江畔的故居便成了我永恒的记忆。2007年，在阔别了杭州70年之后，我专程前往，重温旧日儿时梦。我最想见到的当然是我生活过的旧居和父亲办过公的一幢大楼。幸而我还记得那时我家的地址是西大街开化路8号，我访问了几位老人才找到。
从大门外见到它坍塌的围墙时，我有恍如隔世之感。一进门，见到的是一切皆破旧。整个房屋经过“文化大革命”浩劫、违章搭建、年久失修，千疮百孔。花园早已不复存在。草地上挤满了简易房屋，住了多户人家，大人、孩子，人声嘈杂，走廊上还挂着尿布，下面放着小马桶。这一景象令我惊愕不已。
我记得父亲当年使用过的办公大楼坐落在杭州闸口的一处小山冈上，父亲带我去过多次。他常在此用望远镜远眺大桥工程的进展，没想到这栋大楼已荡然无存。我站在小山冈上远眺，父亲的铜像和晨曦中的大桥尽收眼底。桥下江水滔滔，风帆点点，薄雾蒙蒙，如梦似幻。
70年来，我去过世界上的不少地方，见到过纽约的摩天大楼、斯德哥尔摩内海上灯光闪烁的夜景、孟买的一望无际的海滩……但常使我萦怀在心的还是钱塘江水流过的这块平常的、我独一无二的故乡。我不由得想起周邦彦的诗句：“辽鹤归来，故乡多少伤心地。”钱塘江水从大桥下奔流东去，也带着父亲一生的辛劳和成功的喜悦，从他子女们的心坎上流过。
父亲，您安息吧！
（茅于润/口述 铁雷/整理）
胡秀英（1910年2月22日—2012年5月22日），原籍江苏徐州，国际著名植物学家。香港中文大学中医学荣誉讲座教授、生命科学学院名誉高级研究员、崇基学院资深导师，美国哈佛大学安诺树木园（Arnold Arboretum）荣休高级研究员。2001年，香港特别行政区向胡秀英教授颁授铜紫荆星章，以表扬其毕生对植物学及中医药研究的卓越贡献。2002年，胡秀英获颁香港中文大学第一届院士。
植物学是一门有趣味、有魔力的冷门科学，从事植物学研究的人，首先要有使命感，其次要有健康的身体、坚强的意志以及优秀的品格。
——胡秀英
胡秀英教授平易得像老祖母。在她香港中文大学的办公室里，学生送来的各种小玩意儿把这里装饰得有一种家的感觉，只有香港特区政府2001年颁给胡秀英的“紫荆花勋章”让这里显得与众不同。从周一到周六，她每天早上8点来到办公室，工作到下午4点离开。她半开玩笑地说：“我每天8点，准到办公室来。如果到了10点钟还不见来，就一定是死在家里了。”
胡秀英说：“我是清朝人，经过三个时代。”和她聊天，会感觉她超然于三个时代的变幻，一心一意地埋首于自己研究的领域。坐在她的办公室里，在她的标本室走过，会油然而生一种尊敬之情。
1910年2月22日，江苏省北部徐州的农村洼地，一对夫妇诞下一个女娃。女娃的兄姐中，已有三人死于脐风（破伤风），父亲怕她也不能幸免，便冒雪跑到外面的村镇，买了防脐风的中草药给她服用。女娃侥幸活了下来，她的名字叫胡秀英。
胡秀英四岁丧父，自幼与母亲相依为命。母亲下田耕作，她则送饭到田，边读书，边劳作。母亲虽是不识字的乡下人，却开通得很，不要求她裹脚。胡秀英回忆：“我的妈妈又贤惠又能干，是全村第一号能干人。”
当时有基督教教会在胡秀英的家乡办学，胡母带着她前往求学，获准留校入读。胡秀英说：“我在基督教小学读书，在家里吃饭、睡觉，不花多少钱。读完四年级，我跟着邻村一家的孩子进城读中学，要走50里路，从早上走到下午才到，累得不得了。到了晚上我想找妈妈，妈妈不在，就哭了，所以我在那所学校得了一个外号叫‘哭的小孩’。”胡秀英因为表现出色，获得助学金。1926年她考入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修化学及物理学学位，后转读生物学。
大学毕业后，大学的植物学老师把她推荐到当时拥有全国最大标本室的广州岭南大学。由于胡秀英一直希望能找出是什么中草药使她没有像其他兄姐一样死于脐风，所以她的第一项研究就是“中国之补品”。从此，胡秀英与中草药结下不解之缘。
1938年，经友人介绍，胡秀英带着母亲到四川成都，出任华西协和大学生物系讲师。胡秀英说，在成都时，她还因为英语流利，担任了成都国际妇女会的会长。“有美国的军队来，妇女会的人就联合起来，请美国的军官到家里吃一顿饭。”谈起那段战争岁月，胡秀英依然记忆犹新，她说：“炸弹掉到河边的房子上，把房子炸得干干净净。我的房子也被炸了，在朋友家里住了三个月。有一天，我带着三个学生回家。母亲从家里迎出来，我刚想向母亲介绍他们三个，炸弹来了，我扭头一看，一个学生已死在旁边。”
在成都教学期间，胡秀英多次带学生上川西雪山采药。有一天，她在重庆九峰山发现一棵长着小红果，绿叶，高三丈的植物，疑是冬青（后证实非冬青）。结果她带着标本到重庆中国科学院标本馆做了三个月研究，其后写下300篇有关冬青的论文，并发表了《成都植物名录》和《成都生草药用植物之研究》。这项工作受到在美国有“植物分类之父”之称的哈佛大学E.D.梅里尔（E.D.Merrill）博士的赞赏，于是，哈佛大学为胡秀英颁发了奖学金。
1945年胡秀英正式被哈佛大学录取。一提起这段经历，胡秀英笑着说：“哎呀，真是神的恩典！给了全额的奖学金。我念哈佛大学没花一个钱。全世界最好的大学，念了三年，没花一个钱！”
胡秀英在哈佛大学女子书院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不分昼夜继续中国冬青的研究，她是当时在美国唯一研究中国冬青的研究人员。在原先有关冬青的300篇论文基础上，她又陆续发表了300篇论文，尚未毕业，她的论文集就由哈佛大学出版了。1949年，胡秀英获颁授博士学位和哈佛大学优秀学生奖，从此成为冬青专家，在国际植物学界得“Holly Hu”之称——Holly是冬青的英文名字。胡秀英说：“那时我40岁了，想回中国做点事，所以书念得相当快。三年拿到博士，哈佛大学以前没有这个纪录。”
毕业后，胡秀英非常想回国，可是时局变化难以成行，她就留在哈佛大学的安诺树木园从事研究工作。她说：“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不准回国，没办法。当时哈佛给了我一个工作，是做中国的植物。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只做中国的东西，不做外国的东西。”胡秀英一边工作，一边做研究。她对植物的着迷程度远远超过常人，经常整夜工作却不以为苦。她说：“中国人在哈佛大学工作不容易，若做得不如美国人，他们看不起你；若比美国人做得好，他们妒忌你。”
在哈佛那些年，胡秀英忙得几乎没时间交朋友。但幸运的是，在这里她遇到了后来成为她丈夫的徐明远。徐明远是个医生，曾经留学英国，当时在哈佛医学院工作。因为结婚晚，又忙于事业，胡秀英没有生孩子。
1957年，胡秀英获得美国科学成就奖。但她始终认为，“美国不是我们中国人住的地方。我不喜欢住在美国”。胡秀英一心想为中国植物学做更多的工作。由于自己从中国农村到世界最优秀的学府工作，胡秀英深知求学机会难得，因此屡屡提携后辈，她曾自己出钱安置多名年轻中国植物学者到哈佛大学深造，热心栽培，倾囊相授。
1968年，胡秀英应邀赴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任高级讲师。走之前，胡秀英对她哈佛的上司说了谎。“我要去香港。”“你去香港做什么？”“采标本。”胡秀英就这么到了香港。“礼拜一二三四教书，礼拜五六日采标本。我采了2.4万套标本，建设了香港中文大学生物系植物标本室，这里所有的书籍也都是我本人的，都给了中文大学。这个标本馆就是我的实验室。”
在香港，提到胡秀英，人们更念念不忘的是她发明的“三冬茶”。20世纪70年代，胡秀英促成了“中药研究中心”的建立，她也成了“三冬茶”研究计划的顾问。中国人喜欢喝凉茶，香港人更是离不开凉茶。而“三冬茶”内含有三种冬青科植物，能对抗传染病感染，让传统的凉茶突破了传统，造福百姓。胡秀英介绍说：“因为只有冬青在冬天可以生活，所以大家相信能在寒冷的天气生活的植物就可以治病。我研究用三种冬青做凉茶，把研究的结果做出来，向政府注册，只有从政府拿到执照才能做，这个‘三冬茶’的执照卖了100万元，给崇基学院做奖学金，我心里舒服。”
胡秀英还告诉记者，冬青在欧洲和美国根本不会食用，外国人圣诞节的圣诞树就是冬青，只有中国人把它做茶，这也是中国人的聪明之处。
在植物学界，人们称胡秀英是“百草婆婆”“凉茶专家”“会走路的植物百科全书”。“植物学是一门有趣味、有魔力的冷门科学，从事植物学研究的人，第一要有使命感，其次要有健康的身体、坚强的意志以及优秀的品格。”这是胡秀英认为一个植物学家应有的情操。
20世纪四五十年代，全球只有七位从事野外采摘的女植物学家，胡秀英便是其中一员，每天背着背囊，跋山涉水，喝的水都变成汗，但她乐此不疲。胡秀英不但亲自到野外采集植物标本，还访问了欧洲、南北美洲、大洋洲及亚洲的大植物标本馆，查看中国植物标本。
在香港任教时，她课余踏遍香港山头，为香港植物留下了珍贵的记录。1975年在香港中文大学退休之后，胡秀英以不支薪的方式继续她的研究工作，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香港中文大学生物系植物标本室就是她的工作基地，她每天到野外采集，压标本，写作，从无间断。胡秀英介绍自己的工作习惯：“我不带水，吃的带一点，也不带多少，吃饱喝足做一天。要到山上去，工作累了就回来。回来还不算完，采标本后要压起来，压完后还要封起来，要烘干，订起来放在标本馆里。所以回来还是有很多事。不容易，没有很多人愿意做这些事。”
胡秀英乐在其中，她笑着说：“高山、海边、湖边，香港没有我没去过的地方。年轻的时候有力气。”其实，她所说的“年轻的时候”已经是“退休的时候”了。退休后，胡秀英的足迹远至墨西哥、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泰国、印度、意大利、瑞士、比利时、英国等地。20世纪80年代初，胡秀英到内地九所大学巡回讲学，她走了1.6万多里路。
胡秀英讲话中气十足，始终面带微笑。她说自己是运动家，喜欢玩，“爬山和打球是强项。打棒球我接球，打棍球我是领队，凡是玩的都有我”。问起她的养生之道，她报以一笑：“能做的就做，不能做的放松，做不到的不要老放在脑子里。”她的生活十分简朴，家中洗过东西的水要拿去花园浇花，纸张定要写满。而她节省下来的钱，大多捐给学校、慈善机构。她是穷苦人家出身，一直靠奖学金读书，如今看到后辈有机会受益于奖学金，她很快乐。
（文/余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