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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的“国语运动”至今已经整整一百年，一百年来现代汉语的发展是一个如何的态势呢？汉语词汇百年发展的历时演变和共时对比的问题，是词汇研究者亟待加强的课题。众所周知，由于历史的原因，现代汉语主要分布在中国大陆、港澳台地区和新加坡。从代表性与影响性来说，其重要性除了中国大陆外，就应该是中国台湾。但由于种种原因，海峡两岸在政治、经济、语文政策导向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不同，这就使得两岸的汉语词汇出现了不同的发展倾向，甚至可以说是“分道扬镳”，那么从现代汉语大视野来看，两岸的词汇又是出现了怎样的不同？这些都应该是汉语百年来发展演变要关注的范畴。苏新春
认为：要进行汉语整体与动态的研究，靠从分散的言语作品的零星收集，可能难以奏效。有两种渠道可能是有效的，一是对反映了两岸词汇整体面貌的大型语料库进行对比研究，这点现在已经具备了相当的条件，大陆有国家语委的通用语料库，台湾地区有平衡语料库。二是对两岸具有代表性、权威性的语文性词典进行比较研究，因为一部好的词典，就是一个好的词汇集。在这里，我们可以借鉴苏新春先生的方法来研究百年汉语词汇的汉语词汇在两岸的变异状况。当然，现在不仅仅有国家语委的语料库，而且还有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的BCC语料库，北京大学的CCL语料库，更有人民日报融媒体语料库等。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海峡彼岸（台湾地区）的语料库则显得陈旧而且检索起来也不是那么的方便。因此，在浩瀚的语料库中寻找词汇系统性的规律，是十分困难的。于是，借助词典这种规范性的词汇集进行词汇的历时、共时的对比研究则成了最好的选择。
1.现代汉语词汇演变研究综述
现代汉语词汇系统处于一个动态的历时发展演变过程。历时性是语言的动态特征，词汇作为语言中最为活跃的部分，其发展进程会更多地显示出历时性，即动态特征。
许多经典作家都论述过，一切事物都必须置于一定历史过程中去考察，否则，就不能全面地、科学地认识事物。只有借助历时的研究成果，才能使共时研究更加全面、科学。只有了解太阳的历史，才能科学地认识太阳的现状。只有了解人类在自然史中的位置，才能科学地认识人类的现状。又“因为人和社会都同时处在历史和常态中，而所有全面完整的描写都必须考虑到以上两种状态。”
因此，了解和认识现代汉语词汇历史性变化的各种情况，发现并总结现代汉语词汇系统在不同阶段的发展规律，预见词汇发展变化的未来趋向等，是本课题研究思路的出发点。
具有百年历史的现代汉语词汇作为整个汉语词汇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在汉语词汇史研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学术界对现代汉语词汇发展这一课题的研究相对薄弱，一方面由于词汇的发展变化太快，头绪繁多，研究起来困难重重；另一方面学者们对现代汉语词汇的发展变化情况鲜有关注，除了对新时期词汇的探讨较为集中外，对其他时期词汇的研究成果则不多见，更别说现代汉语词汇的整个发展史了。因而，关于此课题的研究成果非常有限，下面我们分别从对现代汉语词汇发展变化的系统研究以及词汇各构成成分发展变化的论述两个方面进行简要介绍。
（1）对现代汉语词汇发展变化的系统研究
意大利学者马西尼著、黄河清先生译的《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19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虽然研究的重点是汉语外来词及其对现代汉语词汇形成的影响，但体现了作者对词汇史的研究观念。在译著“序”中说了这样的话：“我现在采用同样的方法，开始对1899—1919年期间汉语词汇的发展趋势和演变情况，做进一步的探索；并准备从语言学的角度，对‘现代汉语的形成是始自五四运动’的传统观点，进行重新评价。”
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语教研室编著的《五四以来汉语书面语言的变迁和发展》一书真实地反映了五四时期到20世纪50年代之间汉语书面语言的发展和变动情况。其中第二篇着重论述了五四以来汉语词汇的发展，说明这一时期内由于创造新词、吸收方言词、文言词、外来词等丰富了词汇。作者在“序言”中指出：“词汇的剧烈变动无疑的是现代汉语发展史上最重大的特征。我们从词汇丰富的途径、词汇丰富的手段、词义的变化和词语的规范等方面讨论了汉语词汇在五四以后的新发展。”
武占坤、王勤著的《现代汉语词汇概要》一书谈到了“现代汉语词汇的发展演变”的问题，同时还主要论述了词汇演变的内外因、新词语的诞生、旧词语的消亡、外来词语的吸收、方言词与古语词的吸收、词语意义色彩的演变、书面语词汇的发展演变、基本词与非基本词的相互转化、行业语词（术语）转化为非行业语词以及词汇发展演变的特点等问题。其中关于词汇系统框架的建立、词汇演变原因的挖掘仍囿于传统，对词汇现象的发掘仍停留在表层。
郭伏良先生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汉语词汇发展变化研究》一书首次全方位、多角度地对当代汉语词汇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汉语词汇发展演变的状貌进行了微观的描写和深入的分析，主要揭示了词汇发展变化与社会、认识、语用心理、语言政策及语言词汇系统内部的密切关系。
全书的论述框架仍围绕新词的产生、旧词的衰亡与复活以及词义的演变等内容展开，对词汇发展变化中所体现的一般与特殊规律挖掘不够。
刁晏斌在1992年提出了现代汉语历史发展研究的构想，随后发表了与此相关的一系列文章，主要有《现代汉语发展的初步考察》《现代汉语史概论》《现代汉语历史发展刍议》《现代汉语史》等。他明确提出研究现代汉语的发展演变及其规律是汉语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提出了“现代汉语史”的概念。
虽然这只是一个初步的构想，但显示出学者们开始意识到现代汉语的研究不能仅停留在静态平面，而是应该做动态的历史的研究。这样更有利于对语言现象的特殊与一般等规律的研究。
刁晏斌在1995年出版的《新时期大陆汉语的发展与变革》一书的上篇分析了新时期大陆汉语词汇的发展与变革问题。首先介绍了新时期词汇的特点、使用的不平衡性和发展变化趋势。接着从新生词语的内容、构成方式、特点、外来词语的种类、旧词语复活与新用、方言词语的使用范围、旧词语的消亡等方面论述了新时期词汇系统中组成成员各自所表现出来的特点以及存在的一些问题。最后作者认为新时期词汇发展变化一方面“丰富了汉语的词汇系统”，另一方面，也“失之繁复，又是流于芜杂”
。2019年，在“国语运动”百年之际，刁宴斌
、邬美丽
、吴亮
、郝锐
等撰文组成了“百年汉语与中国语文现代化专题”，从多个方面回顾，总结了现代汉语。
曹永光在《简论现代汉语词汇的发展》一文中主要阐述了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以及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两个阶段汉语词汇的发展概况及各自的特点。前一阶段汉语词汇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迅速地丰富起来；后一阶段汉语词汇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新词语空前丰富，构词方式多样化，词义越发精密，词汇的发展越来越规范化。
（2）对现代汉语词汇断代发展演变的论述
除了以上对现代汉语词汇发展变化的系统研究之外，学者们更多地关注现代汉语词汇断代的发展演变的情况。学者们对新时期以来的汉语词汇发展变化课题关注较多，发表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朱永锴、林伦伦的《二十年来现代汉语新词语的特点及其产生渠道》；张维耿的《开放改革以来汉语词汇的新发展及其社会心理原因》；李娴霞的《关于新时期汉语词汇发展现象的扫描与分析》；张志毅、张庆云的《新时期新词语的趋势与选择》；郭伏良的《当代汉语词汇发展变化原因探析》；李仁孝的《改革开放以来汉语词汇的发展与规范化问题》等。这些文章从不同的角度深入细致地剖析了新时期汉语词汇的种种发展变化现象，但仍围绕新词的产生、词义的演变、旧词的消亡与复活等三方面展开，没有新的突破。人们更容易发现词汇发展变化中最直接的现象，而隐含在现象下面的深层规律却没有被挖掘出来。可见，现代汉语词汇发展变化的研究不仅要对语言现象进行充分的描写，还要对这种现象的产生与演变做出理论上的归纳和解释。
①对现代汉语词汇结构发展变化的论述
对现代汉语词汇结构发展变化的研究主要有两个路子，一种是从系统性的角度研究词汇结构的发展变化。如：周荐的《汉语词汇结构论》著作，以历时变化的视角审视研究了现代汉语词汇结构的每一类型的发展演变情况，并且有详细的统计数据。作者以研究的根本“结构”为总论题，从中析理出关键性的疑难问题，并对其进行研究。通过对大量的语料分析，作者以“字”为要领，把现代汉语词汇划分为单字格、双字格、三字格、四字格、五字及五字以上的组合等结构类型。作者通过对大量的语料分析，认为现代汉语复字词有一部分是由历史上的短语形式或短语中直接相邻的字词化而成的。
彭迎喜在《几种新拟设立的汉语复合词结构类型》一文中提出，在复合词的联合式、偏正式、述宾式、补充式、主谓式等五种结构类型之外，还应该增设正偏式、虚实式、断裂式、连谓式、同位式、简略式等六种结构方式。而且作者认为，所有复合词的结构关系由构词成分间的意义关系所决定。
另外一种是以个案为线索论述词汇结构的发展变化。如：徐复岭的《“知道”的构词方式是什么》运用历史和方言比较的方法对“知道”一词的结构问题做了探讨，最后作者指出，“‘知道（得）’应该跟‘觉道（得）’‘晓得’乃至‘记得’‘认得’‘舍得’‘值得’‘算得’等词同属一种构词方式，即属于比较特殊的动补式合成词。”
苏锡育在《从“冰棒”与“棒冰”说起——兼谈汉语构词中的有关问题》一文中对“冰棒”和“棒冰”这对词，以及结构性质与之相类似的一些词汇单位作了分析之后指出，“冰棒”之类的词，就其结构关系而言，与“棒冰”等词可以视为一类，同等看待，即都为偏正结构关系的合成词。
②对现代汉语词汇系统构成成员发展变化的论述
新时期以来，有关新词语的产生、发展的研究成果很多，这里我们列举部分学者的观点。周洪波将研究视角聚焦于新词语的产生和发展问题，并撰写了一系列论文，如《修辞现象的词汇化》《从隐性到显性：新词语产生的重要途径》《新词语的预测》等，指出新词语的出现与事物不是完全同步的，而与概念却是同步的；新词语产生的途径之一是修辞现象的词汇化，即修辞现象中以辞格构成的词语脱离语境的制约而转化为词汇现象，从而新词语应运而生；对潜在的可能出现的新词语进行了预测，提出了预测策略是根据已经显现的词语来反推那些尚未出现的新词语。
陈建民在《口语里的新词新语与社会生活》一文中指出，一部分新词新语的出现主要是社会生活变化的结果。并具体举出四种受到社会生活变化而出现的新词语的类型：第一种是已经消失了的老词又重新复活，以新词的姿态出现，如“老板”“小姐”；“第二种是港台词语进入普通话，成为汉语口语的新词语，”如“度假村”“发廊”；“第三种是出现了新义新用法的原有口语词，‘有的由贬义变褒义……有的由褒义变贬义’”，如“竞争”“大锅饭”；第四种是新造的词，如“理顺”“倒挂”。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社会生活偏重于经济生活，因此把经济发达的港台地区所用的词语与大陆词语进行比较分析，不仅对语言研究有价值，对社会经济活动也有促进作用。
徐国珍的《从空符号到新词》从当代新词如何产生的角度论述了词汇系统发展的一条基本规律，即：空符号在不断被填补的同时又在不断地产生；新词在不断产生的同时又在不断地消亡。“可见，空位——补位——空位……产生——消亡——产生……正是这种复杂而又有序的运动，构成了词汇系统发展的规律。”
杨端志先生通过对清末民初科学小说中新词语的研究，发现其中出现了一批反映“现代性”新文化、新科学技术、新社会、新经济、新生活的新词语的聚合、搭配组合系统。它们产生于明末清初，发展于清末民初小说翻译与创作，缓慢发展于民国，全面系统发展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中国科学文化事业发达之后，并提出给一种语言的词汇史断代，必须考虑词语的系统性。只有当一种语言的词语中出现了某些“标志性新词语场”的时候，才算有了飞跃，有了质的变化。“标志性新词语场”是确定词汇史的主要标准，进而得出现代汉语词汇史的起点在明末清初的结论。
到目前为止，现代汉语词汇的发展变化还只是一个理论上的推断，其中诸多具体问题的研究更多地停留在感性认识上。我们现在能见到的关于汉语词汇发展的研究成果，大都是比较零散的对个别问题或个别词语的研究。譬如，人们多从新词的产生、旧词的消亡、词义的演变三个方面去探讨词汇的发展变化，少有新的突破；而这三方面的研究也多是举例性质的，人们很少能给出一个比较详细的统计数字。因此，相关学者对现代汉语词汇的静止、表层的研究，使人们无法清晰地了解现代汉语词汇系统的整体面貌，无法深入地剖析现代汉语词汇发展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诸多规律。可以说，相关学者从语义类别入手，对现代汉语词汇深入的、系统的研究有着广阔的有待开垦的处女地。
2.两岸现代汉语词汇对比研究综述——现代汉语词汇的分离式发展
两岸词汇的对比研究体现在词汇的差异性上：“最初的相关研究有很强的‘沟通、交流’目的，内容主要集中在此有彼无、此无彼有或形同义异、义同形异及造成上述差异的社会原因。”20世纪以来，学者集中研究的几类词是：第一，外来词：黄长著
、朴贞姬
着重分析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外来词的异同，并找出它们各自的特点。刁晏斌、邹贞文用计算方法得出女名用字的女性化色彩强弱数值，并以此为依据对两岸女性译名的性别义溢出情况进行量化比较
。吴礼权、谢元春
以两岸对人名翻译的用字为例窥测两岸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倾向性的差异。第二，两岸科技术语的差异对比。李平
、金艳艳
等对海峡两岸术语差异进行了深入分析。第三，个案词语的深入研究。刁晏斌是最早以微观角度来研究海峡两岸词汇差异的研究者。他认为现代汉语常用词“进行”在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的使用同中有异，此外还有一定程度的融合趋向，因此可以作为了解四地语言状况异同及其发展变化的一个窗口。储泽祥、张琪提出“在多样性基础上进行倾向性考察”的语法比较思路，以两岸同形词“透过”为例，对其动词用法和介词用法进行多样性与倾向性的考察，并做出趋同性分析，把两岸词语异同比较研究引向了深入
。第四，两岸词汇的融合研究，以词典为工具进行两岸的词汇对比。苏金智对海峡两岸几部较有影响的词典进行了对比研究，选取了200个左右差别较大的同形异义词进行剖析
。周荐认为，海峡两岸不同的语文工具书都收有一些语体或雅或俗的字，由这些雅俗不一的字构成的词，它们在各自的词典里所表现出来的雅俗情况或同或异，雅俗不同的字对所构成的整词的雅俗取向的影响尤其值得人们注意。海峡两岸词典对所收词语雅俗的定位、对雅俗词语的关注度，直接反映了两岸文化方面的差异。
这对于深入分析两岸人民的文化心理、认真研究两岸在历史文化传承上的态度，均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从以上的综述我们不难看出，两岸词汇的对比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没有系统性。刁宴斌曾在总结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语言对比现状时提出“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基本还没有系统地对各地之间语言的所有方面都‘摸’一遍，而通常只是选择一些比较显豁的差异点来进行集中讨论，这样做当然难以形成系统，并且很可能连真正有哪些同与不同，也未必清楚。”那么，到底怎样实现词汇对比系统性？本书认为，从语义类别入手进行逐个研究是实现系统性的唯一路径。
按照系统科学的观点，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以系统的方式存在的，因而，人们的认识活动，只有用系统方法去研究对象，才能获得正确的即符合事物实际情况的认识。
由奥地利生物理论家贝塔朗菲（Bertalanffy）等学者提出的系统论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现代科学方法论之一，它不但对20世纪的自然科学贡献巨大，而且也被运用到了人文学科领域，并同样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从系统的角度来认识语言是这一理论在语言学领域中得以应用的反映和体现。自索绪尔以来，学者普遍认为语言是成系统的。但是，在20世纪前半期语言学界流行着的是语法有系统，语音有系统，而词汇是一盘散沙的观点。20世纪60年代，词汇是具有系统性的观点开始出现，但受到强力的“辩难”。直到80年代，这一观点才慢慢被学术界接受。但在这个阶段，也仅仅是推理的假说，处于理论上的自觉。这种假说或理论的自觉大致基于以下三个理论依据：第一，客观事物是成系统的，反映它的词义自然也是成系统的；第二，思维是成系统的，体现概念的义位自然也是成系统的；第三，洪堡特把语言结构比喻为一张巨大的有机网络整体。先哲们提出了一个古老的假说：“词义是成系统的”，并不断地进行理论上的推导和事实上的证明。
无数学者用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把假说证明从幼儿低谷阶段推到了发现高强度无数事实的发展时期，最后使其攀上假说证明的高峰，并充分印证了这个假说的真实性：义位处在聚合和组合的系统性中，且某些聚合群是具有层级性的系统。总之，“我们生活的时代的特征是在一切科学中都有用结构主义取代原子主义，用普遍主义取代个别主义的趋势”。
当然，正如黑格尔从实在论出发，以生物分类的复杂性为根据，说“自然界到处通过中间的和不完全的形成物把本质界限混淆起来，这些形成物总是跟任何固定的区分带来一些相反的例证”。
词汇也有其非系统的一面，但这是词汇的非本质的现象。
19世纪末20世纪初，“相互作用关系组成的集合开始成为注意的中心”，这种世界观与认识论的出现，是科学发展思潮的一次深刻转折。场（field）的概念首先在自然科学领域应运而生，如磁场、引力场、电场等。语言学上产生的场概念最早是洪堡特。但最早提出语义场的概念并进行了认真研究的，是德国学者G.Ipson。他在《古老的东方人和印度日耳曼语》（1924）一书中提出语义场（Bedeutungsfeld）的概念，指“形成某种语义统一体的一组词”（ a group of words that form some kind of semantic unity）。而有关语义场的较为系统的理论则是由德国另一位学者特里尔（ J.Trier）20世纪30年代构建的，因此，一般把特里尔视为语义场论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他在洪堡特的“每一种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理论的影响下为语义场理论提供更具体的解释。特里尔的场论始于这样的假设，即每个词的意义都依赖于语言中其他词，不同的语言用它们的词汇以不同的方式切分现实。他把词汇看作一个由词组成的系统，词与词之间有一定的语义分工。词汇系统里词和词的关系正如埃利奥特在一首诗中所描写的那样：“Every word is at home，Taking its place to support the others .”——T.S.ELIOT （每一个词都有它活动的中心之地，它活动的位置保持在与其他词的关系之中。）整个词汇系统处于变化状态之中，词的数目不断增减。每当有一个词W1消失，与它相近的词W2的含义就会扩大，兼含原来属于W1的含义。反之，如果出现了新词W3，那么W2的含义就会缩小，划出一部分含义让W3表达。意义相近的词W1、W2、W3……构成一个集合，成为词汇场（Lexical field，德语原文为Wortfeld）。词汇场F1，F2，F3……的并集该语言中词汇的总和V。词、词汇场和词汇之间的关系可用①②表明。①V＝ {F1∪F2∪F3……}②F1＝ {W1∪W2∪W3……}。特里尔认为同时存在着词汇场和概念场。一个词和它在概念上相关的词构成一个词汇场，词汇场和概念场相对应，词项的划分反映了概念的划分，相近的概念集在一起组成概念场（conceptual field，德语为Sinnfeld）。
到20世纪40年代，特里尔的学生威斯杰波，在两卷本的《论德语的世界》里，不仅从广度和深度上都推进了语义场理论，而且把这种理论应用到近代德语研究中，调查研究了空间、时间、植物、动物、亲属、人体、颜色等语义场，显示了理论的成效，因而被称为“特里尔—威斯杰波理论”。（莱昂斯）
特里尔及其追随者的理论引来了不少学者的批评。有些批评者认为特里尔的语义场概念在一般概念下存在着语义和心理的重要性，但是模糊且带有主观性。莱昂斯（Lyons）指出，特里尔提出的概念场和词汇场的理论显然是一种假设，即在所有语言词汇的底层都存在着一个先验的、未结构化的意义实体，这势必引发三点质疑：第一，我们很难解释清楚概念实体这一概念；第二，说现实是始终不变的和横跨地球不同地区的显然是错误的；第三，我们必须承认现实是有结构的，这一结构在相当程度上是不依赖具体语言的词汇结构的，外部世界或现实不只是一个无差别的连续统。因此在使用客观事物连续统这一概念时一定不能和这一概念有太大出入。莱昂斯认为一个词指示一个概念区（conceptualarea），一种语言的所有某方面的词组成一个词汇场，这些词所指示的概念区合起来成为一个概念场（conceptualfield）。词汇场指示、遮盖概念场，并提出了场的历时分析的五种变化情况，以克服原子主义的毛病。赖勒（Lehrer）指出，特里尔的两个假设，一是场内不存在意义的重叠，二是场内没有空缺，与语言事实不符，难以成立。徐烈炯认为，在第二种情况下，如果这两个集合都是闭集，一个词只能属一个场，各个场的成员合在一起是V。但实际情况显然不是如此。所谓词汇场有点像分类词库中的类，在这类词典中同一个词往往分属好几个类。
我们认为，第一，词汇场和概念场是不同的。语义场是由语言系统的结构划定的，所以是封闭的，它的划分是全面而无剩余的；概念集却是根据积极特性对概念所做的分类，凡是符合这种特性的，即属此类，所以是开放的。概念场的划分是统一的，而词汇场的划分在同一语言的各个历史时期是不同的。一种语言不同发展阶段对某事物的反映也不同，有时一个阶段的词对同一事物的反映要比另一阶段精细的多。
第二，语义场理论的核心是义位的价值对立。这显然是受到现代结构主义理论的影响。索绪尔（ F.de.Saussure）认为，一个语言单位并没有孤立的内在功能，语言单位的值（Value）是同其纵横轴上的其他语言单位相辅相成的，相参照而取得自己的值。一个词的价值只有在与其邻近的词的联系和对立中才能得到确定。如法语的mouton （羊，羊肉）跟英语的sheep （羊）的价值不同，就在于英语除sheep之外还有另一个要素mouton （羊肉）。词义值的确立，取决于同一语言中其他词的存在和其他词值的大小。
聚合关系和组合关系是语言系统中的两大基本关系。语义场就是语言系统中词语之间的语义聚合关系的系统网络，反映了人类认知机制对事物及本身生活经验的归类和概括。研究现代汉语词汇的演变以语义场为研究单位进行不同时期的对比研究，从小的系统性入手，进而实现构建大系统性的完整。
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提出，语言研究应注意区分语言发展的历时性（diachrony）和共时性（ synchrony ）两方面特征，并且强调这是继语言（Languages）和言语（Speech）之分后语言学面临的“第二条分叉路”。“于是，语言学在这里遇到了它的第二条分叉路。首先，我们必须对语言和言语有所选择
；现在我们又处在两条道路的交叉点上：一条通往历时态，另一条通往共时态。”
历时性是指语言历经不同社会历史时期发展变化的特点，是语言的动态特征；共时性是指语言在某一历史横断面所表现出来的系统性特征，是语言的静态特征。索绪尔又进一步指出：“事实上，绝对的不变是不存在的；语言的任何部分都会发生变化。每个时期都相应地有或大或小的演化。这种演化在速度上和强度上可能有所不同，但是无损于原则本身。语言的长河川流不息，是缓流还是急流，那是次要的考虑。”
“无论如何，只要我们没有从单位的两个方面，即静态方面和演化方面去加以研究，就不能把它完全解释清楚。只有把历时单位的问题解决了，才能透过演化现象的外表，深入到它的本质。”
他还说：“语音学，而且整个语音学，是历时语言学的头一个对象。”“但是随着时间起变化的只有声音吗？词的意义改变着；语法范畴演变着，其中有些随着表达它们的形式一起消失了（例如拉丁语的双数）。”
布龙菲尔德（Leonard Bloomfield）曾经强调：“任何言语社群的语言在观察者看来总是一个繁复的信号系统……一种语言在任何时刻呈现在我们面前的都是词汇和语法习惯的稳定结构。然而这是一种错觉。每一种语言时时刻刻都在经历着缓慢而不断的语言演变过程。”
英国学者简·爱切生（ JeanAitchison）也谈道：“在一个人会老，蝌蚪会变成青蛙，牛奶会变成奶酪的世界上，如果只有语言会一成不变，那倒反而会令人奇怪了。”
词汇，作为语言中最活跃的因素，其发展进程会更多地显示出历时性即动态特征。因为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和进步，以及交流的不断深入和新事物的不断产生，新的词语被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来，其间自然伴随着部分词的消亡、词义的变迁、语音的变异、字（词）形变异等一系列变化。任何一种语言的词汇系统都会既历经时代变化而变化，又在时代浪涛中努力保持着本系统地稳定。它同世界上万事万物一样，处在永恒的变化之中，不变是暂时的，是相对的。因而可以说，历时性特征是词汇发展的基本特征之一。
“微观上，通过透视现代汉语词汇的同异度、分布状况以及20世纪现代汉语词汇的纵向演变，可以看出《现代汉语词典》与《重编国语辞典》在汉语词汇的分布与演变的研究上能提供独特的视角与价值；宏观上，《现代汉语词典》与《重编国语辞典》，再加上《国语辞典》，则使得我们在更宽阔的历史背景与地域范围下来研究20世纪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与发展成为可能。”
词汇研究与词典有着天然的联系。词典是词汇材料的聚合体，它反映的是具有普遍的社会性、定型成熟、并经过人们整理的系统词汇材料。
早在五四运动以前，黎锦熙有感于中国传统字书的缺陷，认识到编纂汉语语文辞典的重要性，主张编写一部新型的汉语词典，以供学校汉语教学、广大民众学习语文和专门学者研究汉语时使用和参考。1920年国语辞典编纂委员会成立，1923年国语辞典编纂处成立，1928年该处更名为中国大辞典编纂处。1928年以后编纂处各项工作并力进行，并计划到1948年成书，但是由于《中国大辞典》规模宏大，卷帙浩繁，加之当时战乱不断，一时无法成就全书，编纂处便决定利用已收集到的材料，先编纂一些中小型字典、词典，以供社会及语文教育之急需。《国语辞典》就是其中的一种。
《国语辞典》是我国第一部描写性和详解性的现代汉语词典，全书共八册，1937—1944年出版，1947年再版时合订为四册。它收集了宋元以来白话文学作品里的词汇，以及当时使用的以北京方言为主的现代汉语普通话词语。这在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辞书中属于首创。主编黎锦熙先生在序言中指出该辞典的用处有六，其中之一便是：定词，并在“凡例”中加以说明：①语文中常用、闲用及虽罕用而须供查考之辞，均行采收。②各科学术较常用之辞，分别搜采；见于古籍而尚流行于现代语文中及通俗口语中所用之辞，均尽量采入；其成语之具有特别意义或行文时习用者，亦酌收入。可见，《国语辞典》基本上能反映当时语言使用的实际面貌。1957年商务印书馆将其重新修订出版，更名为《汉语词典》，实际上它是《国语辞典》的简编本，为了叙述和行文的需要，我们简称其为《国语》。《国语》中作为原书特点的北京话词汇和有翻检必要的古汉语材料都被保留了下来，删节后存词汇74000多条（我们的统计为70644条）。其丰富的词汇语料对于我们了解现代汉语早期词汇系统的状况有着极其重要的研究价值。
《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是为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服务的，以反映现代汉民族共同语词汇系统为己任，具有语文性、当代性、规范性的特点。1954年，国务院为了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责成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写以确定词汇规范为目的的中型现代汉语词典。1955年10月中国科学院主持召开了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论证并确定了这个课题。从此，我国语言文字工作者开始了编纂《现代汉语词典》的浩繁工程。这部词典先后由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和丁声树先生主持编写和修订。1958年2月开始试编，1959年10月完成初稿，初稿完成后，曾陆续印出油印稿征求社会意见。到1961年初铅印成“试印本”。又经过4年的通读和修改，才印成“试用本”。1978年，《现代汉语词典》正式出版，1986年出版了“补编本”，1996年出版了“修订本”，2002年出版了“增补本”，2012年第6版面世，2016年9月第7版问世。《现汉》是为推广普通话服务的，其选词的依据，主要不是看查考的需要，而是看词语在语言使用中的频率。因而词汇多半是从现代文学、历史、哲学、经济、政治、卫生、体育、科技著作，以及现代报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一般论著和学校课本中搜集的。其收词的范围以普通话词语为主要对象，兼收一些常用的方言词语、文言词语、口语词语、专科词语以及一些见词明义的词语。本着这些原则，《现汉》第7版最后确定收录词语约69000条，基本上反映了目前汉语词汇的构成与面貌。
因此，两典在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与发展、分布与状况的认识上能提供独特的研究视角和研究价值。将二者结合起来，可以观察现代汉语词汇的百年发展史。
《新编国语日报辞典》（以下简称《国语日报》）出版于2000年，《国语日报》在“序”中表明其“目标在「字音」和「词音」的标注，以及「音」和「义」的互动关系”。“我们的做法，等于是为通行的国语，具体明确地画出了一个轮廓。”由此可以看出，《国语日报》也是一部以规范为目的的现代汉语词典，同时《国语日报》也是参照《国语辞典》编纂的。两部语文词典既同质又同源，为对比研究提供了可行性。从读者群体上来看，《现代汉语词典》所面向的是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国语日报》面向的是一般读者，各级学校学生与各阶层社会人士，两者具有相似的读者群体。从收词上来看，《现代汉语词典》在学者和专家不断地改革和修正下到了第7版收录的各类单字达到13000多个，而收录的词条数目已多达69000多条。《国语日报》收单字9238个，收词50960个，两者在规模上相当。从时代性来看，《现汉》第7版于2016年发布，而《国语日报》的修订本也是2016年发布，两部语文词典发布于同一年，这就增加了比较的可行性及其价值。
因此，对两典在同类别词语的收词、释义进行对比的话，不但能够比较出两岸词语的同与异，进而也能反观同类型词典释义的高低、优劣。
《国语》简本收词70644条，《现汉》7版收词69000多条，两部词典的词语合计约139644条。如此庞大的词汇集合，要想在短时间内进行全面系统的比较研究困难很大。因此，我们选取其中的一部分词语作为研究对象，参考梅家驹等编写的《同义词词林》、林杏光的《简明汉语义类词典》、苏新春的《现代汉语分类词典》等类义词典的分类，选取了植物、动物、经济、击打、衣物、颜色、亲属称谓、敬谦、亲属称谓等多个语义类别，对其中包含的词语给以穷尽、封闭的比较研究。为此我们建立了现代汉语词汇数据库。数据库中，以义位为单位，多义词有多少个义项就作为多少个记录；然后按语义场对义位逐个标注。
在现代化环境中的语言词汇统一体，主要是由两个密切相关的词汇系统构建的：日常的普通词汇和专门的学科词汇。有的学者认为除二者之外，还存在另外一个词汇系统，即具有“双重性能的词”，同时包括术语义和普通词义。专科词汇构成术语语义场，其中又可以划分出科技和哲社两个子场，这两个子场分别包含若干个更小的子场。专科词语承载的是学科义位。“义位总是处在一定的语义场中，并和同一语义场特别是同一最小子场中的其他义位互相联系，互相制约。”我们主要选取“植物、动物、衣物、击打、经济、颜色”等几大类词汇来考察20世纪初以来的汉语词汇发展变化的轨迹；选取“敬谦词、亲属称谓词”等几个类别观察两岸当代辞典的收词、释义，从而窥测当代两岸词汇使用的异与同。
1.定量统计与定性分析相结合
随着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普以及研究手段的革新，特别是电子语料库的给汉语词汇研究提供了便利条件，数据统计、频率统计等计量研究方法也在汉语词汇研究中得以广泛使用。“定量方法对研究共时的语言现象意义重大，对研究历时的语言现象也同样重要。我们若能在频率、频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展现某种历时现象的频度链，那么对揭示这种现象发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层次就有重大的意义。”客观准确的数据统计，对语言规律、结论的论证提供科学依据，使得定性研究更具说服力。
2.历时发展与断代描写相结合
词汇的历时动态研究中离不开共时的描写与分析，这已成为很多学者的共识。沈家煊先生指出：“跟这一趋势相关联的另一个趋势就是把共时和历时结合起来。……把共时的语义分析跟语义的历时演变结合起来，这必将大大加深我们对语义现象的认识。”
3.比较方法
“比较的方法是我们认识事物共性与个性的基本手段”，因此，从语言的单体描写走向比较研究，是语言学研究的大趋势，也是建设汉语语言学理论的必由之路。汉语词汇研究当也不例外。故本研究以不同类型词典为工具，对不同时代、不同空间的汉语词汇进行比较，在对比中发现变化与变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