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河流催生了中国文学

伟大的自然河流孕育了丰赡的人类文明，浸润了悠久的历史文化，催生了丰富的文学艺术，作为大河文明滋养下的中华民族，其文学艺术理所当然地与河流血脉相连，也正是河流的催生、养育、浸润，中国文学才如此光辉灿烂。梅新林在《中国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一书中认为河流对中国文学地理的影响至为明显：“一是河流为中国文学版图的形成与演变奠定了基本轴线，流域轴线的移动促使和推动中国文学地域空间的移动；二是河流为文人群体的聚合以及作品跨区域传播提供了天然通道，尤其在古代交通条件相对落后的情况下，舟行河流是最普遍的行路方式之一；三是河流作为文化生命之源泉，对于作家创作灵感的激发也是其他自然物所无法比拟的，古人云‘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也正道出了‘水’超越于物质之上的文化意义。” 梅新林主要是用统计学的方法，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考察文学与河流的关系，指出河流对中国文学地理分布、文人流动、作品传播、创作灵感等层面的重要影响，并精细地绘制出了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运河流域的文学轴线图，应当说这样的宏观视域、新论创见很值得借鉴，是目前这一论域的重要成果。笔者借鉴、融合他的观点，提出自己的看法，试图从文学起源、文学作品、文学人才、文学创作、文学风格等方面来审视河流对文学的深层影响。

第一，文学起源。关于文学的起源，古今中外有多种说法，如“模仿说”“游戏说”“巫术说”“劳动说”等，适用解释中国文学起源现象的主要是“巫术说”和“劳动说”。中国文学源于远古神话传说与民间巫术活动，诗乐舞结合，文史哲不分，文学的雏形孕育在远古神话、地方歌谣、《诗》《书》《礼》《易》《春秋》及诸子百家的典籍中，而这些文学雏形中总有河流的声色、姿态与倒影，河流催生了文学，仅以神话为例即可诠释这一独特现象。中华民族的远古神话与众多河流相关联。现存保存古代神话资料最多的著作是《山海经》，其次是《淮南子》，其他散见于经、史、子、集等类书中。这些神话很多都关涉河流。在中国开天辟地的创世神话中就有出于汾水的河神巨灵“造山川，出江河”的传说：“华岳本一山当河，河水过而曲行，河神巨灵，手荡脚踏，开而为两，今掌足之迹，仍存华岩”（《水经注·河水》）。“洪水神话”是古代神话的一大主题。在大禹治水之前，就有因治理洪水不力而受责罚的巨人朴父夫妇，如：

东南隅大荒之中，有朴父焉。夫妇并高千里，腹围自辅。天初立时，使其夫妻导开百川，懒不用意，谪之，并立东南，男露其势，女露其牝，不饮不食，不畏寒暑，唯饮天露。须黄河清，当复使其夫妇导护百川。古者初立，此人开导河，河或深或浅，或隘或塞，故禹更治，使其水不壅。天责其夫妻，倚而立之。若黄河清者，则河海绝流，水自清矣。（东方朔《神异经·东南荒经》）

鲧禹父子是洪水神话中的英雄，《尚书·尧典》载：

帝曰：“咨！四岳，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佥曰：“於！鲧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试可乃已。”

帝曰：“往，钦哉！”九载，绩用弗成。

但鲧治了九年都没有取得成绩，他不惜盗窃天帝的息壤填塞洪水，洪水反而愈涨愈高，惹天帝震怒而被杀，《山海经·海内经》载：

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

关于大禹治水的神话，典籍记载很多，禹最初也是按照鲧的方式，试图堵住洪水，《淮南子·地形训》云：“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为名山”，《汉书·沟洫志》引《夏书》云：“禹堙洪水十三年”。但洪水是堵不住的，禹才改用疏导的方法，不辞辛劳四处探查河道地形，“三过家门而不入”（《孟子·滕文公上》），“疏河决江，十年未阚其家”（《尸子·君治》）。禹的成功，除了他自身的努力之外，还得益于灵龟、神龙、河伯、伏羲、瑶姬等诸多外力相助，如：

禹尽力沟洫，导川夷岳，黄龙曳尾于前，玄龟负青泥于后。（《拾遗记》卷二）

禹理水，观于河，见白面长人鱼身出，曰：“吾河精也。”授禹河图，而还于渊中。（《尸子》卷下）

禹凿龙关之山，亦谓之龙门，至一空岩，深数十里，幽暗不可复行，禹乃负火而进……又见一神，蛇身人面。禹因与语。神即示禹八卦之图，列于金版之上。又有八神侍侧。禹曰：“华胥生圣子，是汝耶？”答曰：“华胥是九河神女，以生余也。”乃探玉简授禹，长一尺二寸，以合十二时之数，使量度天地，禹即执持此简，以平定水土。蛇身之神，即羲皇也。（《拾遗记》卷二）

云华夫人，王母第二十三女，太真王夫人之妹也。名瑶姬，受回风混合万景炼神飞化之道。尝东海游还，过江上，有巫山焉，峰岩挺拔，林壑幽丽，巨石如坛，留连久之。时大禹理水，驻山下。大风卒至，岩振谷陨，不可制。因与夫人相值，拜而求助。即敕侍女，授禹策召鬼神之书，因命其神狂章、虞余、黄魔、大翳、庚辰、童律等，助禹斫石疏波，决塞导阨，以循其流，禹拜而谢焉。（《太平广记》卷五六）

此外，古代文献所记载的洪水神话还有伏羲、女娲在葫芦里躲避洪水 ，古蜀国鳖灵治水（《太平御览》卷八），等等。这些洪水神话主要把洪水看作一种自然灾害，所展示的是先民与洪水抗争、拯救生民的英勇智慧，洪水是作为人类的对立面而出现的。

其他还有大量以河流为背景的神话故事，如漫游的羿遇见忧伤的宓妃（《楚辞·天问》）、风流河伯娶媳妇（《水经注·浊漳水》）、孟姜女寻夫拍干一条河（《孟姜女万里寻夫集》）等与河流有关的神话和传说。据笔者统计，仅《山海经》里提到的河流就有奥水、般水、葆江、北江、边水、薄水、苍体之水、涔水、承水、泜水、赤水、赤泽水、丑涂之水、楚水、床水、从水、大江、丹水、堤水、帝囷之水、帝苑之水、敦水、洱水、泛水、汸水、肥水、汾水、漨水、浮濠之水、浮水、符禺之水、滏水、甘水、赣水、刚水、杠水、皋水、皋涂之水、高水、鬲水、共水、姑儿之水、谷水、怪水、观水、灌水、虢水、汉水、豪水、好水、合水、黑水、滹沱水、湖灌之水、湖水、滑水、淮水、槐水、瀤泽之水、环水、皇水、黄酸之水、潢水、惠水、濩濩之水、濩水、激女之水、激水、即鱼之水、集获之水、济、济水、夹水、葌水、减水、涧水、江水、匠韩之水、交觞之水、教水、潐水、晋水、泾水、景水、九江、决决之水、潏水、滱水、狂水、贶水、来需之水、滥水、劳水、潦水、澧水、历虢之水、历聚之水、栎水、留水、龙余之水、溇水、溇液水、庐江、鹿水、伦水、沦水、泺水、洛水、旄水、门水、濛水、明水、明漳之水、末水、末涂之水、木马之水、鲵水、鸟危之水、牛首之水、区水、欧水、盼水、滂水、彭水、芘湖之水、陂水、漂水、平水、凄水、濝水、汔水、器难之水、蔷水、谯水、沁水、青水、清水、清漳之水、丘时之水、求水、渠猪之水、娶檀之水、荣水、融水、汝水、乳水、辱水、若水、弱水、杀水、沙水、勺水、招水、少水、蛇水、申水、生水、渑水、绳水、尸水、师水、石膏水、食水、视水、爽水、顺水、汜水、汜天之水、泗水、酸水、溹水、太水、泰陆之水、汤水、棠水、滔雕之水、桃水、条菅之水、苕水、涂水、涂吾之水、湍水、橐水、洈水、洧水、鲔水、渭水、温水、鲜水、鲜于之水、宪翼之水、湘水、嚣水、休水、修水、徐之水、宣余之水、玄扈之水、熏水、洵水、燕水、杨水、洋水、淫水、液女之水、伊水、役水、峄皋之水、肄水、阴水、石垔水、泿水、英水、婴侯之水、滽滽之水、泑水、余水、鱼水、禺水、俞随之水、郁水、欲水、涴水、沅水、原水、杂余之水、蚤林之水、泽更之水、瞻水、展水、漳水、浙江、畛水、正回之水、诸次之水、诸怀之水、诸绳之水、诸余之水、诸资之水、竹水、逐水、浊浴之水、浊漳之水、菑水、滋水、子桐之水、泚水、佐水等等，共计260多条河流 。可以说，古代神话是在千姿百态的河流上焕发出绮丽的光彩。

奇伟瑰丽的古代神话“本身就是我国古代独特的民间文学样式之一。它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表现手法，对于后世文学，不论诗歌、小说、戏剧、散文，都有着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成为后世文学的灵感源泉、原型母题、题材典故，与河流相关的神话更是泽被万世、流光溢彩。例如，洪水神话在《诗经》中有“丰水东注，维禹之绩”（《大雅·文王有声》）、“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商颂·长发》）等大禹治水的神话，鲁迅的《故事新编》中有《理水》，就是以大禹治水神话为中心创作的现代小说。《诗经》还有“汉有游女，不可求思”（《周南·汉广》）等汉水女神神话，在《离骚》中有“吾令丰隆乘云兮，求宓妃之所在”，曹植有《洛神赋》等，不胜枚举。

如果按照“劳动说”，也许更能解释河流与文学的关系。逐水而居而歌是人类的天性与生存法则，故“河流文学”的出现就是一种必然，在中国更是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对文学起源劳动说的论述比较宏大，而鲁迅的这段话就很贴近文学本身：“我们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作，必需发表意见，才渐渐的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倘若用什么记号留存了下来，这就是文学；他当然就是作家，也是文学家，是‘杭育杭育派’” 。我们看《诗经》就可明白，里边的不少篇章都与河边的劳动有关，如《伐檀》：

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坎坎伐辐兮，置之河之侧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亿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坎坎伐轮兮，置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沦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囷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鹑兮？彼君子兮，不素飧兮！（《诗经·魏风·伐檀》）

当然，河流与文学发生联系并不仅仅是因为农耕、渔樵等“劳动”行为，更多的是因为人们居住在水边的日常生活、情感世界等多个方面都与河流相关，如男女恋爱，也在河边展开，《关雎》《蒹葭》《汉广》《柏舟》《褰裳》《氓》等篇无不如此。正是人们选择逐水而居，引发了无数的“河流文学”，逐水而居又是人类在自然生态环境竞争中的必然选择，那么“河流文学”也就必然产生、发展起来。

第二，文学作品。河流不仅在中国文学的雏形中大量出现，催生了中国文学，而且历代不少重要的、经典的文学作品也得益于河流的浸润。《诗经》中的河流相当丰富，有研究者统计，“《诗经》305篇，直接描写或涉及河流的就多达99篇，占全部篇幅的近三分之一。这99首诗中，有明确具体的河流名称的59篇，这59篇共涉及黄河、汉水、长江、汝河、沱江、寒泉、浚水、济水、泾河、渭河、肥泉、泲水、奥水、淇河、泉源、沫水、隰水、溱水、洧水、汶河、汾河、泌水、漆水、沮水、淮河、洛河、氿泉、滮水、洽水、土水、丰水、泮水等32条河流”，其中“出现次数最多的是黄河，有15篇……其次是淇河，有6篇。第三是渭河、长江、淮河，各5篇。第四是泾河、汉水，各4篇，等等。没有具体指其河流名称而概写河流或与河流有涉的40篇。” 这些河流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诗经》十五《国风》收集的是诸侯国的地方声调、地方土乐，有诗160篇，主要产生于黄河中下游及汉水流域一带。

《楚辞》为南方文学的代表，“楚本古荆州之地……其境北接汝颍，南接衡湘，西连巴，东并吴。方域带其内，长江梗其中，汉水、淮水、沅、湘之属，迄其上下……其地跨今十一省之多，为战国最大之国。” 《楚辞》中“伯禹腹鲧，夫何以变化？纂就前绪，遂成考功。何续初继业，而厥谋不同？洪泉极深，何以填之？地方九则，何以坟之？应龙何画？河海何历？”（《天问》）等与河流有关的神话，《九歌》中的《湘君》《湘夫人》《河伯》，《九章》里的《涉江》，以及《渔父》《沉江》等篇均写到河流，涉及的河流有沅、湘、白水、洧盘、赤水、江水、醴水、九河、黑水、回水、溆水、长江、夏水、汉水、沧浪、庐江、代水、丹水、素水、黄沱（古代长江别称）、汨罗江等20多种 ，因而有研究者感叹：“通读《楚辞》，很难不使人生发出一种随江河奔涌而踉跄行走的感觉” 。

郦道元的《水经注》是中国第一部记述河道水系的地理性专著，以长江、黄河为主线，贯穿其他众多河流、湖泊、峡谷，所记大小河流千余条，从河流的发源到入海，凡干流、支流、河谷、河床、水位、沙量、瀑布、滩濑等详尽记述，并穿插相关的历史事件、人文典故，文笔雅健俊美，风格清新隽永，深得自然山水之神韵，被誉为中国山水文学的第一座高峰 ，并直接启发了柳宗元、徐霞客等文学家的山水文学。其他如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中荆轲刺秦王，临行前唱的《易水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探虎穴兮入蛟宫，仰天呼气兮成白虹。”曹植的名篇《洛神赋》，《古诗十九首》中的《青青河畔草》《涉江采芙蓉》，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等都是盛开在河流之上的奇葩。古典文学中的重量级人物李白、杜甫、苏轼等都写了不少与河流相关的作品。例如，李白写到的有沧浪、湘水、汉江、淇水、陇水、黄河、汾水、吴水、洛水、秦水、沧江、葱河、颍水、吴江、锦江、渭水、汉水、易水、交河、白水、白河、泾水、天津、汴水、洪河、横江、澄江、秋浦、清江、新安江、长江、九江、浙江、朗江、西江、西洱河、伊水、汶水、楚水、汴河、灞水、桂水、剡水、汶水、琴高水、赤水、楚江、淮水、巴水、漾水、漳水、越水、皖水、溧水等等 ；杜甫写到的有洪河、清河、渭水、交河、黄河、绛水、曲江、沧江、白水、沧浪、曲江、汉水、瑶水、泾水、渝水、清江、颍水、泗水、长江、澄江、锦江、吴江、湘水、沱江、涪水、白河、蜀江、巴江、九江、楚水、楚江、西江、横水、沅水、西江、陇水、济江等等 ；苏轼写到的有锦水、沧江、长江、荆江、楚水、汉水、蜀江、沧浪、颍水、霅水、汴水、泗水、菽水、黄河、白河、淮水、桐柏水、明河、苕水、涪江、重江、滹沱、曲江、易水、澄江、弱水、湘江、松江、九江、嘉陵江、南江、涧水、陂水、汉江、洛水、钱塘江等等 。《诗经》《楚辞》之后，河流成了历代诗词歌赋重点书写的对象，河流成就了伟大诗人们不朽的诗篇。

中国古典小说虽由市井文化催生，是城市文明的产物，但明清小说中也不乏河流意象及河流文化。《水浒传》虽是以梁山为核心的“山文学”，但它直接以“水边”故事为题，是中国文学史上“水浒文学”的一个高峰。小说《水浒传》源于说唱文学，它的成熟是由长期流传在黄河流域各种各样的水浒故事积累、衍化而成。演唱水浒故事是元杂剧的重要题材，水浒戏也就自元杂剧以来不断发展、演变，从黄河流域逐步推向全国。据考证，“水浒剧的作者大部分为水浒故事流传最广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人” ，如康进之、高文秀、杨显之等。《水浒传》中的“梁山泊”位于山东省西南部梁山县境内，因唐宋时期滔滔黄河多次溃决大堤，滚滚河水倾泻到梁山脚下，形成了一望无际的大水泊，号称“八百里梁山泊”，小说中对此有精妙的描写：“山东济州管下一个水乡，地名梁山泊，方圆八百余里”（第十一回），“这石碣村湖泊，正傍着梁山水泊，周围尽是深港水汊，芦苇草荡”（第十九回）。《水浒传》的故事、情节也多次发生在水泊，如《梁山泊林冲落草》《晁盖梁山小夺泊》《梁山泊义士尊晁盖》等，以及阮氏兄弟在梁山泊打鱼、划船、摇橹等弥漫着水乡气息的日常生活场景。

由《水浒传》内容生发而来的《金瓶梅》则与运河文化密切相关。故事发生地为清河县，靠近临清，官员、商贾、市民等各色人物均在运河一带展开活动，以大运河为空间依托，展现了丰富多彩的运河文化，如繁荣的运河商业经济，清河县内商贾云集、店铺林立，临清码头“商贾往来，船只聚会之所，车辆辐辏之地，有三十二条花柳巷，七十二座管弦楼”（第九十二回），以及西门庆、何官儿等商人角色，在西门庆的餐桌上甚至还有连朝廷都还没吃过的新鲜鲥鱼，因为鲥鱼产于春夏之交的南方各大江河中，运到北方宫廷需冷冻，临清码头是当时贡船的换冰之地，因而西门庆等人才可近水楼台先得月。可见，《金瓶梅》只有诞生在运河两岸才会如此富有社会时代气息和日常生活情味，有研究者说：“《金瓶梅》的主人公们是依附河流而生存的，他们过黄河上京师，寻求政治庇护，沿运河下江南，寻求经济利益。黄河如果象征了某种障碍，运河则是生路、富路的象征。”

《西游记》中所写到的河流有流沙河、子母河、通天河、黑水河，以及众多不知名的河流。即便是《红楼梦》这样的城市、家族小说也与河流密切相关。例如，“前已遣了男女船只来接”，“黛玉听了，方洒泪拜别，随了奶娘及荣府中几个老妇人登舟而去。雨村另有一只船，带了两个小童，依附黛玉而行”，“且说黛玉自那日弃舟登岸时”（第三回），“宝玉又一眼看见了十锦格子上陈设的一只双金西洋自行船，便指着乱说：‘那不是接他们来的船来了？湾在那里呢。’贾母忙命拿下来”（第五十七回），可见黛玉进京或回乡都需要走水路，具体经过哪条河书中没有交代，但从苏州到京城，应是京杭大运河。“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原来是从河水上来的。

由此可见，中国大地上众多河流在几千年来的古代文学文本中占据着十分显要的地位，或者作为文学家审美观照的核心，或者作为作品生发生成的背景，或者作为促发创作灵感的自然物象，都对文学作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河流，中国文学将失去众多优秀的篇章，如果没有河流，中国文学就不会如此活色生香，我们无法想象一部没有河流的中国文学史。

第三，文学人才。从中国历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来看，河流流经的地区常常是文学人才聚集之地，重要的文学家主要分布在几大流域。例如，黄河流域的文学家主要有孔丘、孟轲、墨翟、荀况、韩非、阮籍、孔颖达、卢照邻、贾岛、王昌龄、杜牧、韦应物、韦庄、杨炯、薛涛、颜师古、颜真卿、杜甫、王维、高适、白居易、韩愈、柳宗元、李贺、李商隐、司马光、元好问等；长江流域的文学家主要有李耳、庄周、屈原、宋玉、刘向、刘歆、枚乘、陈琳、司马相如、扬雄、卓文君、嵇康、曹植、谢安、谢灵运、王羲之、张若虚、皎然、孟郊、钱起、李白、苏洵、苏轼、苏辙、黄庭坚、晏殊、晏几道、姜夔、张先、周邦彦、陆游、吴文英、朱熹等；运河流域的文学家主要有康进之、武汉臣、张养浩、刘敏中等；珠江流域的文学家主要有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等。

曾大兴在详细地统计、分析了历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状况之后，认为中国历代文学家分布重心的形成与外界环境有着重要关系，主要分布在京畿之地、富庶之区、文明之邦和开放之域，因为京畿之地以政府移民、兴办学校、收藏图书、开科取士等行政手段聚集了普天之下的文人，富庶之区官学、私学教育发达，且山川风景秀丽，便于文人四处交游，文明之邦文化传统悠久，根基深厚，文化领袖的模范作用具有一种精神凝聚力，开放之域便于物质交流和人员往来 。这些分析较为合理可信，然而这几大因素都离不开河流的滋养。“文明之邦”与河流的关系上文已论及，兹不赘述。“京畿之地”无疑离不开河流。丰富的水源是中国古代城市形成的必要条件，也是历朝都城选址的基本原则，《管子》中说：“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 ，立国必依山川，从夏商周开始，京畿之地往往位于河流沿岸，自秦以后的各个统一王朝的都城几乎都无一例外地选在大河流域，如六大古都中的西安位于渭河流域，洛阳位于洛水，南京位于长江岸，开封位于黄河汳水，杭州靠近钱塘江，北京位于濹水，等等。“富庶之区”与河流几乎是一种天然的对应关系。中国是以农业为本的内陆性国家，大河流域有着肥沃的土壤、温润的气候，灌溉便利，最适宜农作物的生长，因而物产丰富，经济发达，黄河、长江和珠江这三大河的中下游流域都是古代的富庶之区。“开放之域”既指地理的开放，也指文化的开放，在古代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河流就是通往外界的最主要的交通渠道，因此水网发达的地方商品物资的运输、交换十分便捷，人员往来频繁，在物资、人员的来往中，文化艺术也随之得以传播、扩散，相互影响、融合，特别是文人的交游、迁移、流动对文艺的影响巨大。因而可以说支撑这四大因素的背后是各条大小河流交织而成的黄金水网，正是这巨大、密布的黄金水网牵连、网络着不可胜数的处于不同时空中的文学人才。

纵观大诗人李白的文学创作与游踪便可窥见河流这一丰厚的温床对文学人才的培育。李白毕生的生活轨迹与重要的诗歌创作都与万里长江密不可分，有研究者这样总结道：“李白成长于长江上游的巴蜀，卒葬于长江下游的当涂，中间因就婚安陆、寓家南陵、系狱浔阳、流放夜郎，以及早年漫游、晚年流浪，一生大部分时间生活于长江流域。沿江万里的自然风光，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对其影响极深。李白吸收多方面营养，以其天才的创造，将长江流域的自然与人文之美，向诗坛作了展示，成为诗史上的重大开拓。” 李白少年时随父入蜀，居于彰明县青莲乡，涪江流经其地，此为长江上源的巴蜀文化圈，具有道家、纵横家的风采，以及司马相如、扬雄的辞赋风格；他二十五岁出川，在安陆结婚成家，安陆在长江支流涓水岸边，此为长江中游的荆楚文化区，老、庄思想学说源远流长，屈、宋余风犹在；晚年游历于当涂、金陵等长江下游，六朝乐府、江南民歌繁盛，文风柔媚清绮，加之整个长江流域人杰地灵，山晖川媚，自然风光气象万千，更有岳阳楼、黄鹤楼、滕王阁等名胜古迹星罗点缀，这一切都熏陶了李白，睹山川之灵秀，发思古之幽情，形成了他诗词浪漫不羁、汪洋恣肆、铺张扬厉、辞彩华茂而又清俊飘逸的独特风格。如果说李白文学才华与文学创作主要是“得江山之助”，那么长江流域及其沿岸自然风光与文化风气无疑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江山”。

第四，文学创作。水为生命之源，水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母体。在我国古代哲学中，水具有核心意义，先民对水有着敬畏之情，一方面尊敬自然亲近自然，天人合一、物我交融，另一方面又畏惧自然，畏惧洪水，随着人们认知世界的深入，前者逐渐成为主流模式。儒家、道家文化哲学都对水有着经典的阐释。例如：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道德经·第八章》）

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论语·雍也》）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

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济此，命也夫！（《史记·孔子世家》）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楚辞·渔父》）

儒家的中庸之道、道家的无为而治都与水有着密切联系，而这些都促使“水”成为中国哲学、文化、文学中的审美意象，“美哉水，洋洋乎”就明确地肯定了水之美，《诗经》中的“河水清且涟猗”也就是水之美的表现了。这无疑是中国“河流文学”的哲学、美学基础。刘勰在《文心雕龙》的《原道》篇中就说：“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 即山川是“道之文”的表现，人为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这就是说人文具有必然性，人文与山川也是一种必然关系，模山范水是一种写作方式。到了魏晋南北朝，“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 ，山水成为文人的审美核心，作为他们心灵的家园，谢灵运、陶渊明、孟浩然、王维等人的山水田园诗成为一时之选，如：

孤客伤逝湍，徒旅苦奔峭。石浅水潺湲，日落山照曜。（谢灵运《七里濑》）

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谢朓《晚登三山还望京邑》）

江路西南永，归流东北骛。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谢朓《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

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秋河曙耿耿，寒渚夜苍苍。（谢朓《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

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孟浩然《宿建德江》）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王维《山居秋暝》）

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王维《鸟鸣涧》）

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韦应物《滁州西涧》）

此后，山水与文学的联系成了中国文学中的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山水相间的抒情气息，特别适合汉文学、汉文化，它们之间结下了不解之缘，陆机《文赋》中说写作时需要：“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 ，水能通灵性，激发创作灵感，故文学家们都乐意有山有水，他们面对山水或心中有山水，往往下笔如有神，从写作学方面来说，有水的文学既抒情又好看、漂亮，渲染水文化具有重要的审美意义，也符合“生态美学”的旨趣。有研究者总结说：“水与我们中国文学之间就有着很密切的内在关系，甚至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由于有了水的洗礼，因而充满了灵性与诗意。” 不仅仅是古代文学，现代、当代文学也是如此，鲁迅、周作人、废名、沈从文、苏童、张炜等作家的不少作品均是借助于水而得以审美升华，并且到了现当代，作家们的创作与水、河流的关系更为密切，他们常常谈到河流与其生命成长、文学写作的关系，这将在第二章进行详述。

第五，文学风格。《汉书·地理志》说：“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 ，即区域文化的形成与自然环境有很大关系，不同的河流造就了不同的地域文化，进而影响到该地区的文学风格，如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文学风格迥异。关于两河流域、南北文学风格的差异，历代学者多有经典论述，如魏征在《隋书·文学》所说：“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 近代学者梁启超也说：“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吴、楚多放诞纤丽之文，自古然矣……长城饮马，河梁携手，北人之气概也；江南草长，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怀也。散文之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者，北人为优；骄文之镂云刻月善移我情者，南人为优。” 刘师培撰有专文《南北文学不同论》阐述了南北文学的不同风格及其原因：“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 魏征、梁启超、刘师培等很明晰精到地道出了南北文学风格的差异，并看到了这种差异与地理环境的密切关系，一方水土形成了一方文风，但他们尚未明确指出或重点强调地理环境中的河流。实际上，正是两河流域自然环境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文化环境的不同形成了南北迥异的文学风格。

黄河流域幅员辽阔，地形地貌差别很大，地势西高东低，横跨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黄淮海平原，西端为温带大陆性气候，东端是亚热带季风气候，黄土流沙，河宽水急，屡次决堤，洪灾连连，人民生存不易，既要与自然灾害抗争，又要为政治权力征战，因而民性刚烈、尚武，其文学风格以雄浑豪放、悲慨高古为主，专注于现世人生的苦难多艰，更多具有“现实主义”的特色。兼之黄河流域多王畿之地，以儒家孔、孟文化思想为内核，正统教化严谨，且“子不语怪力乱神”，因而其文学较注重实际功用，缺少浪漫色彩。《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也是黄河流域文学的代表，“雅”“颂”均为祭祀祖先、赞美圣王的宫廷乐歌，“十五国风”中的《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均产生于黄河流域，除《蒹葭》等部分情诗外，多涉及农事、战事，如农事诗有《豳风·七月》《魏风·伐檀》《魏风·硕鼠》《卫风·氓》，战事诗有《魏风·陟岵》《豳风·东山》《王风·伯兮》《秦风·无衣》等，因而后代论者常言《诗经》“开创了我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

长江流域主要是亚热带季风气候，夏季高温多雨，冬季温和少雨，雨量充沛，水源充足，阳光和煦，地面以平原地形为主，土壤肥沃，适宜农作物生长，植被丰富，人民生活相对安定、富足，整个流域自然风光旖旎，且远离王化，以老、庄哲学为根基，因而其文学较崇尚虚无玄思，浪漫夸张，多专注于个性生命体验的抒发，浪漫情感的张扬，风格以华美、清奇、婉约为主。两河流域文学风格的不同在《诗经》中就有了分野。《诗经》的《周南》《召南》主要是长江流域的民歌，多写爱情婚恋、寄物抒情，甚至神鬼灵异事件，如《关雎》《卷耳》《桃夭》《芣苢》《汉广》《摽有梅》《野有死麇》《麟之趾》等，其中《汉广》《江有汜》《野有死麇》是学界公认的“楚歌”，二《南》与楚辞的渊源也得到论证，刘师培说：“二《南》之诗，感物兴怀，引辞表旨，譬物连类。比兴二体，厥制益繁，构造虚词，不标实迹，与二《雅》迥殊。至于哀窈窕而思贤才，咏《汉广》而思游女，屈、宋之作，于此起源……屈平之文，音涉哀思，矢耿介，慕灵修，芳草美人，托词喻物，志洁行芳，符于二《南》之比兴。” 但只有《楚辞》的出现才真正奠定了长江流域独特的文学风格，而《楚辞》的创作形成与长江的关系更为紧密，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中就说：“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略语则阙，详说则繁。然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 “江山之助”所言的“江山”就是长江流域的“江山”，即王夫之在《楚辞通释》中说：“楚，泽国也。其南沅湘之交，抑山国也。迭波旷宇，以荡遥情。而迫之以崟嵚戍削之幽菀，故推宕无涯，而天采矗发，江山光怪之气，莫能掩抑” ，正是“江山光怪之气”的感召才使得屈原、宋玉等荆楚诗人的作品凄美绝艳、浪漫诡异，主体个性张扬。

沿波而下，两河流域的文学风格南北判然有别，无论是文人诗词、乐府民歌，还是小说弹词，都承续《诗》《骚》传统，打上了各自所属流域地理特征的烙印，如黄河流域的韩愈、杜甫，与长江流域的李白、苏轼、欧阳修等的诗风、文风差异颇大，民歌则更体现出“骏马秋风冀北”与“杏花春雨江南”的区别。可见各大河流对文学风格的影响、塑形具有不可低估、不可替代的作用。 w2/5Ee5gwlRz8HzAxFuSlHZPFClMBQiCfF+VLKxuGWtEACgrypXh76qJyfz17d6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