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河流孕育了人类文明

远古时代的先民就知道选择优越的生态环境栖居。在旧石器时代，人们为了便于采食、捕猎而居于山林、洞穴，直到新石器时代，人类的生存方式发生巨变，进入农业生产和畜牧业的时代，如舟楫等新的劳动工具得以发明使用，人类逐步迁向更适宜生存的江河流域，河流自然就成了人类文明的摇篮与发祥地。考古发现充分证明，远古人类文化遗址大多数是沿河流分布，河流哺育了人类，衍生了文明，孕育了文化。世界四大文明古国无一例外，都是生态丰富的大河的“赠礼”，如尼罗河之于古埃及，恒河之于古印度，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之于古巴比伦，黄河、长江之于古中国，两河流域孕育了西亚文明，地中海区域催生了欧洲古典文明，多瑙河、莱茵河、泰晤士河、伏尔加河、圣劳伦斯河、密西西比河、亚马孙河、湄公河等著名河流都在各自形成的文明圈里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它们见证了历史的沉浮、文明的兴衰。“每个国家的文明都随着一条大河顺流而来，地球上每个角落的悲欢离合都随着一条大河蜿蜒流淌。大河之旅，大处关联着她所流经国度的信仰、生命、语言、文字和所有时代的变更，小处牵扯着每间简陋的茅屋、每座堂皇的宫殿、每片叶子抑或每枝花朵。”

黄河、长江流经苍茫大地则产生了伟大的中国大河文明。我国古代的文化遗址星罗棋布，重点集中在燕山南北、黄河两岸、长江下游三大板块，黄河、长江占其二，是中国的母亲河、华夏文明的摇篮。黄河，在中华文化史上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被尊为“四渎之宗” ，《山海经》《尔雅》《史记》等古书中对黄河多有记载。已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有100多处，其中约70%分布在黄河流域，如蓝田猿人、北京猿人、山顶洞人等古人类，以及丁村人、大荔人、许家窑人、河套人等人类化石。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大多分布在河流经过之处，如渭河、泾河、涑水、伊河、洛河、大汶河、泗水等黄河的主流与支流，主要有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下游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等。其中，仰韶文化是新石器时代中期黄河流域的代表，主要分布在黄河中游一带，其遗址一般都在靠近河流的黄土台地上，如西安半坡遗址位于浐河东岸。我国最早的王朝夏、商、周均以河流为活动中心，其都城均位于黄河不远处。《国语·卷十·晋语四》中说：“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而姬水、姜水均为渭河支流，说明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炎帝两族最初的活动范围都在黄河支流的渭河流域。夏禹建都于阳城，《逸周书·度邑》载“有夏之居”在伊水、洛水两岸，而商则兴起于黄河中下游的一个古老部落，周兴起于渭水中游。概言之，泾渭流域是炎黄部族、周族的活动中心，涑河流域是尧舜禹的活动中心，伊水洛河流域是殷族的活动中心，大汶河及泗水流域则是东夷族的活动中心，也是中国儒家圣人孔子、孟子的诞生之地。以黄河为发祥地的“河洛文化” 则是数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中华民族的核心文化，炎黄文化之根，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可见，华夏文明与中华民族的形成都离不开黄河的滋养。

诚然，黄河文明是中华文明的主体，但与黄河相比，长江对中华文明的重要性毫不逊色。长江为世界第三大河，亚洲第一大河，发源于青藏高原唐古拉山主峰各拉丹冬雪山，流经三级阶梯，自西向东注入东海，横贯中华大地，日夜奔腾不息，与黄河并称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早在旧石器时代，长江流域就是古人类生存和演化的重要区域，如长江上游的云南元谋人，长江三峡一带的重庆巫山猿人，长江中下游湖北十堰市郧阳区的“南方古猿”（命名郧县人）、安徽龙潭洞“和县人”、湖北“长阳人”等。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更是遍布整个长江流域。而在中国的发展进程中，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逐渐从黄河流域南移至长江流域，到宋朝渐趋完成，“江南”成了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长江文明处于明显优势。

余秋雨认为中华文明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唯一没有衰败的大河文明，他曾这样评说黄河与长江：“中国最早的几个朝代都在黄河流域建都。中华文明早期思考的经典思想，如诸子百家也诞生在黄河的下游。黄河是伟大的、深沉的、残酷的。而长江文明则呈现出不一样的另外一种性格。第一个让黄河文明看到长江文明文化形象的就是屈原。屈原家在三峡秭归，他正是长江的代表。他出生于这条江边并自杀于长江流域。长江的神秘、感性和美丽，都跟黄河文明不一样……这两种文明后来交合在一起的时候，没有产生任何大的矛盾，这在世界上也很少见。中国从两晋时期开始，黄河流域开始向长江流域进行人文迁移。在迁移过程当中，因为长江流域有它的文化根基，所以和黄河文明很好地组合在一起，形成了今天我们所说的华夏文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结合在一起以后就形成了中华大文明……河的问题可以概括整个中国历史。” 何其有幸！如果没有黄河、长江，也就不会有中国的大河文明，不会有灿烂悠久的中华文明，不会有能与欧洲文明媲美的东亚文明，世界文明也将大减其色。正是河流孕育了国家、民族、文明，人类文明“因河流孕育，受河流滋养，随河流流淌，与河流共存” 。

“文明”的内涵十分丰富，外延十分广阔，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诸多层面，文化、文学不仅是其中的应有之义，而且是精神文明的核心组成部分。苏联著名学者梅契尼柯夫在《文化与伟大的历史河流》一书中对河流与文化发展的关系做了系统的阐述，彰显了水作为“历史的真正动力”的意义：“水不仅仅是自然界中的活动的因素，而且是历史的真正动力……不仅仅在地质学界和植物学界的领域中，而且在动物和人类的历史上，水都是刺激文化发展，刺激文化从江河系统地区向内海沿岸并从内海向大洋过渡的力量。” 而美国学者达肯则用富于诗意的语言揭示了世界河流对于人类的精神愉悦、情感波动、艺术想象、文艺创作等精神文化层面的重要影响：“河流又常足以引起人们的想象，无论何人，当其耳听奔流的水声，目睹奔流的水色，总觉得悠然神往。河流诱人的魔力，我们是领教过的……河流且常引起人们的神秘，畏惧，以及尊敬的情感。古时埃及人对于尼罗河（River Nile）的崇拜，印度人对于恒河（River Ganges）的迷信，巴勒斯坦约但河（River Jordan）流域的宗教社会都是河流对于人类生活的影响的说明；莱因河流域的优美风景，诗歌和故事中常有它的描写，是爱好美景者所流连不忍去的地方。多瑙河（River Danube）以及其他许多小河莫不鼓励各流域的居民从事音乐和文学的撰著。” 当代约克大学英语及英语文学系教授休·霍顿也认为：“河流一直以来都有一种魔力作用于诗人身上，河流发出声音，为诗歌的节奏、音律提供了来自自然界的呼声，同时也因其鲜活的形象为语言运用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这些来自梅契尼柯夫、达肯、休·霍顿等专家学者的经典论述均很好地阐明了河流对世界文化、文学从宏观到微观诸多层面的重要影响。

当然，河流与人类精神文化的紧密关系远远不止这些，几乎延伸到人文精神的各个领域，诸如神话传说、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宗教哲学、民风民俗……它们的起源、流变与兴衰都在很大程度上依托于各自所在河流所形成的文明圈，而这恰好是“河流文化生命” 的重要体现。因此，河流是人类文明的摇篮，是文学艺术的命脉。 puv25n7bw3/AHl17xtJbMOivSd68I2rm29C0CCfhADNpA8D92kuXnT49zCXh+7z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