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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明照、王运熙等先生认为《文心雕龙》中体现了比较纯粹的儒家思想。他们的意见，主要是针对刘勰思想主导归属何家而发，符合刘勰自己的论述。不足在于，这些纯粹的儒家思想表现在哪里？除了先生们普遍举证的《序志》《征圣》《宗经》，也就是序言和枢纽论部分确立儒家思想为主导之外，在文体论、创作论、附论
部分是否也是尊崇儒家并以之为主导？
儒家思想在书中的体现，是需要专文乃至专著详细论述才可能讲清楚的问题。
仅以书中直接论“儒”之意见为例，除去《谐隐》篇“侏儒”之论，《文心雕龙》对儒家的推崇，贯穿全书，褒赞之情，无以复加：
（1）《征圣》
《邠诗》联章以积句，《儒行》缛说以繁辞，此博文以该情也。
（2）《正纬》
通儒讨核，谓伪起哀平；东序秘宝，朱紫乱矣！
（3）《辨骚》
王逸以为：“诗人提耳，屈原婉顺。《离骚》之文，依《经》立义。……名儒辞赋，莫不拟其仪表，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者也。”
（4）《祝盟》
汉之群祀，肃其旨礼，既总硕儒之义，亦参方士之术。
（5）《杂文》
唯《七厉》叙贤，归以儒道；虽文非拔群，而意实卓尔矣。
（6）《史传》
及班固述《汉》，……其《十志》该富，赞、序弘丽，儒雅彬彬，信有遗味。
（7）《诸子》
孟轲膺儒以磬折。
（8）《诏策》
观文景以前，诏体浮杂；武帝崇儒，选言弘奥。策封三王，文同训、典；劝戒渊雅，垂范后代。
（9）《奏启》
自汉以来，奏事或称上疏；儒雅继踵，殊采可观。
（10）《奏启》
观孔光之奏董贤，则实其奸回；路粹之奏孔融，则诬其衅恶：名儒之与险士，固殊心焉。
（11）《奏启》
墨翟非儒，目以羊彘；孟轲讥墨，比诸禽兽。
（12）《奏启》
立范运衡，宜明体要：必使理有典刑，辞有风轨；总法家之裁，秉儒家之文。
（13）《议对》
及后汉鲁丕，辞气质素，以儒雅中策，独入高第。
（14）《体性》
典雅者，镕式经诰，方轨儒门者也。
（15）《隐秀》
若篇中乏隐，等宿儒之无学，或一叩而语穷；句间鲜秀，如巨室之少珍，若百诘而色沮：斯并不足于才思，而亦有愧于文辞矣。
（16）《时序》
爰至有汉，运接燔书；高祖尚武，戏儒简学。……施及孝惠，迄于文景，经术颇兴，而辞人勿用：贾谊抑而邹、枚沉，亦可知已。
（17）《时序》
逮孝武崇儒，润色鸿业；礼乐争辉，辞藻竞骛：……遗风馀采，莫与比盛。
（18）《时序》
及明、章叠耀，崇爱儒术；肄礼璧堂，讲文虎观。……帝则藩仪，辉光相照矣。
（19）《时序》
自和、安以下，迄至顺、桓，则有班、傅、三崔，王、马、张、蔡。磊落鸿儒，才不时乏；而文章之选，存而不论。然中兴之后，群才稍改前辙：华实所附，斟酌经辞，盖历政讲聚，故渐靡儒风者也。
（20）《时序》
逮晋宣始基，景、文克构，并迹沉儒雅，而务深方术。
（21）《才略》
荀况学宗，而象物名赋；文质相称，固巨儒之情也。
（22）《才略》
仲舒专儒，子长纯史，而丽缛成文，亦《诗》人之告哀焉。
（23）《才略》
马融鸿儒，思洽登高，吐纳经范，华实相扶。
（24）《程器》
然子夏无亏于名儒，浚冲不尘乎竹林者，名崇而讥减也。
（25）《序志》
敷赞圣旨，莫若注经；而马、郑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
以上二十五条例证，共计二十六次论述到“儒”之不同含义，涉及对著名作家、时代文风、著名作品、著名学者、风格类型、诸子论战的评价，除了“墨子非儒”条讲述事实外，其余二十五处均为褒义。对伟大作家或学者，刘勰称之为“名儒”“硕儒”“鸿儒”“巨儒”“专儒”“宿儒”，崇敬之情深及骨髓而溢于言表。对历时的文学发展，尤其是断代文风，刘勰指出，凡是崇儒尊儒、儒道兴盛的时代，其文学发展就繁荣昌盛，如汉武帝时代；凡是戏儒抑儒、儒道不兴的时代，文学发展就沉寂混乱，如秦代文学与汉高祖时代。儒学是否兴盛，本来是统治者选取或否定的治国策略在文化事业、学术思潮上的反应，刘勰洞察到儒学与文学发展之间的这层深刻的体用关系，而不是仅仅从审美、创作、技法角度来看待文学的发展，一方面说明他敏锐深刻的分析能力、洞察能力，另一方面，不得不说是因为对儒家思想的尊崇学习，使他走在了以儒学立其文论根本的终南捷径上。
笔者认为，儒家在《文心雕龙》中主导地位的取得，其原因有三：第一，在国家思想层面，以汉武帝实行“独尊儒家”的思想政策为标志，儒家取得了诸子各家不可比拟的政教特权，以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方式被确立为治国思想，这一国策将儒家从先秦诸子中比较显赫的地位显著提高到一家独尊的地位。两千多年来，这一地位在整体上未曾被动摇过，更没有被替换过，这就保证了儒家思想传承的政治条件。《文心雕龙》在齐梁儒家地位下降的时期追思孔子与两汉，就有坚决支持、积极恢复儒家正统地位的动机在内。第二，随着儒家政治地位的提高，儒家著作在汉武帝时代开始称经，汉武帝首先确立五经博士制度，使之成为经学独立的标志。自此，中国历史各个阶段在选材、用人、教化方面均以儒家经典及其要义为主，在隋唐时期还发展为科举考试制度，儒家经典上升到思想文化垄断地位。两千多年来，以经学为主的文化制度在整体上未曾被动摇过，更没有被替换过，这就保证了儒家思想传承的学术机制优先运行。《文心雕龙》在魏晋玄学思想与高层政治集团推崇佛教的大背景下成书，经学地位是被明显削弱了的，刘勰有恢复经学独大地位的潜意识和显写作行动。第三，在政治背景和学术条件之外，儒家思想主张积极入世，讲究伦理观念，重视个人修养，突出国家民生，这是与其他各家思想明显不同的地方，历史上一代又一代读书人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毕生奋斗的理想，以仁爱、友善、诚信、成为君子为个人目标，这是中华民族传承至今的美好品质，也是当今社会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的核心内容，儒家思想的积极有为、艰苦奋斗、百折不回精神，是《文心雕龙》作者刘勰从底层出身、坚持树德建言的必然选择。
回到上述例证中来，它们还仅仅是带有“儒”这一术语的举证。笔者曾耗费大量时间与精力，对全书中涉及儒家的内容进行了详细的搜集与梳理，发现：如果算上对古代圣贤，如黄唐、尧舜、文王、周公、孔子等人物及其言论的评价，以及对儒家经典文献的评价——即对“圣”与“经”的评价，那么，儒家“圣”“言”“经”“论”在《文心雕龙》中累计被反复论述、征引了至少八百七十次以上！如此，整个一部《文心雕龙》，从前到后的五十篇，从哲学、文学、美学理论一脉而下得出的主导思想，从体例结构、枝干章句乃至用词，在神髓、骨骼、体貌、脉络、血肉、细胞的各个层面上来看，儒家思想是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这是事实俱在的定论，也是刘勰以儒家思想指导《文心雕龙》写作的本意所在，毋庸置疑。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对孔子、孟子所称颂的商周文学，刘勰论述了五十二次之多，加上对上古三代与夏代文学的评价，全书对春秋、战国以前的文学论述合计有九十七处之多，相对集中于“枢纽”论和文体论部分，在这两部分篇目中几乎每篇都有。这些论述，仅有极个别略有微词，如《诸子》论夸饰，而绝大多数是赞美的评价。因为这些文学作品是由先贤创作或是在先贤统治下创作的，遂由征圣而赞文，由爱屋而及乌。
从《文心雕龙》全书的论述来看，除了思想倾向外，在具体的文学写作问题上，儒家的主导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确立了征圣宗经的基本思想，主要是主张复古宗经的文学经典意识，在评价纬骚、论述文体、创作审美、执术驭篇、文学新变、写作习染、学术思潮等若干问题上，刘勰的基本主张就是“典诰之体”“还宗经诰”“熔铸经典”“必先雅制”“武帝崇儒”，以儒家五经为其主要的雅正思想标准与审美艺术标准。
第二，提出了“圣文雅丽，衔华佩实”的儒家经典的整体风格特点，并以“雅丽”为贯通全书的文学思想主张。这一主张包含这样几个构成因素：
一是华实相符的华丽文采与充实内容的和谐统一，即文学内容与形式的完美和谐，达到文质彬彬的状态。
二是既雅且丽的风格特征，包含了雅正为主的尚雅主张与五经含文的尚丽因素，是儒家文论雅正为主，兼及美丽的结合。
三是从五经源于“自然之道”出发，经典是文采郁然的“人文”，这就从哲学依据上分外突出了五经尚丽华美的特点，这主要是取法了道家文论尚美尚丽主张的结合产物。
四是伴随《文心雕龙》宗经的经典意识，在“枢纽论”中确立的“雅丽”主张，必然将影响到从五经流出的若干文体的创作与审美，对于文体论的“论文叙笔”、创作论的“执术驭篇”、附论部分的“知音”鉴赏等理论产生贯通性的影响。
五是“雅丽”主张既尚雅又尚丽，刘勰顺此提出雅言、雅体、雅制、雅篇、正采、正式、执正驭奇、尚雅贬俗等若干为文之术，又提出丽辞、辩丽、奇文、伟辞、壮丽、绮丽、艳丽等文体审美评价或时代文风评价，是创作宗经的规范要求与文学发展的审美因素的结合产物。
笔者认为，既雅且丽的这一主张，显然带有折中儒道的意味与明显的史学意识。儒家尚雅尚正，是为公认；道家讲美讲妙，人尽皆知。先秦诸子中，第一个大肆谈美论丽的人是道家的庄子；其后儒家的荀子折中儒道兵法数家，一改孔孟古板的面孔，大力宣扬情性、美丽、法术之说；两汉以来，以《淮南子》为代表的道家继续讲美论丽；以扬雄、王充、曹丕为代表的儒家人物也继续在尚雅基础上极尽尚美尚丽之能事。这样看来，《文心雕龙》“圣文雅丽”文学观念的得来，既有“文源于道，郁然有采”的哲学依据，也有儒家尚雅尚正的一贯主张，同时将儒道两家谈美论丽的若干思想认知折中于内，并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加以继承，然后贯通运用于《文心雕龙》全书之中，表现了哲学规律、经典意识、折中思维与史学意识的完美结合。“雅丽”主张，是《文心雕龙》一以贯之的文学思想。
从具体的评价运用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具体支持：刘勰主张“雅丽”思想之后，评价纬书，是“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丽而不经；评价楚辞，是“取镕《经》旨，自铸伟辞”，主张“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的执正驭奇与华实相符；评价诗歌是“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主张“华实异用，惟才所安”；评价《乐府》是“《韶》响难追，郑声易启”，带有明显的尚雅贬俗的正统儒家诗乐观念；评价辞赋，“大体”是“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睹，故词必巧丽”，主张“丽词雅义，符采相胜”，提出“风归丽则”的雅丽创作观；评价“风骨”，主张“确乎正式”，“篇体光华”，论述“情采”主张文质相谐，“正采”彬彬；论述风格，主张会通“八体”，“得其环中”，“雅丽黼黻”；论述文学发展史则以“商周丽而雅”为其中轴，之前尚质，其后偏文；论述修辞技法之《比兴》《夸饰》时，皆以《诗》之“比显兴隐”“夸而有节”为范，对辞赋用比忘兴、夸饰无度加以规讽，照应“丽词雅义”之说；论述物色动人的描写时，对“诗人丽则，辞人丽淫”加以区分，复述“风归丽则”之旨。上述所及，是从枢纽论、文体论、创作论直到附论的明显例子，可见尚雅尚正与尚丽尚美的观念不仅贯通全书，而且是主导全书的文论思想。从理论特征强烈的《宗经》“六义”说与《知音》“六观”论，一首一尾，同样可以看出这是“雅丽”思想在审美、创作、鉴赏领域内的具体体现。
上述所及，是儒家思想在《文心雕龙》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最基本分析，支撑这一独尊地位的儒家诸子思想与诗乐理论，将是本章的主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