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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不仅主张尚美尚丽，更极力提倡征圣宗经，主张“正采”之“雅丽”。这一思想不是孤立的，而是贯通全书的，在不同的版块中有着不同的提法。例如，刘勰在《序志》中有这样的隐性表达：
予生七龄，乃梦彩云若锦，则攀而采之。齿在逾立，则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旦而寤，乃怡然而喜：大哉！圣人之难见哉，乃小子之垂梦欤！
刘勰二梦，后遇孔子，其“征圣”之后的“树德建言”之心显露无遗，也有研究者认为这是刘勰的“北人意识”在支配着他。
而对于其中“彩云若锦”的绚丽之美与“丹漆礼器”的庄重之美，还没有人看到其特殊意义。试想：为什么刘勰要将梦设定在美轮美奂的彩云之巅而不是高山大海呢？“丹漆”乃朱红正色，这不是儒家孔子、扬雄所一直主张的“崇朱恶紫”正色观念的最佳表现吗？
所以，刘勰二梦，实际上在表明自己“征圣立言”的同时，还表明了自然物色华丽之美与尊崇儒家正色的雅正观念，二者的结合，就是“既雅且丽”的正美观念。这在文章“雕龙”纯美的基础上，设定了一个正色的限制。显然，这种隐性的表达暗示了刘勰在“雕缛成体”的基础上的更为理性的主张。
刘勰认为，近当代文学的创作和理论研究都存在不小的问题。首先，《序志》认为曹丕、陆机、曹植、应玚、李充、挚虞等人的文论主张“各照隅隙，鲜观衢路”，都不全面。而且，更重要的问题是，桓谭、刘桢等理论家“泛议文意，往往间出”，自言自语，不管影响效果，“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这尽管有刘勰自视甚高的可能，但是反过来看，刘勰写作《文心雕龙》“欲述先哲之诰，有益后生之虑”的良苦用心则是可知可嘉的，这就是，首先，要在写作理论上指导正确的写作观念。魏晋宋齐“文学自觉”时代文论的核心，是主张“缘情绮靡”与轻艳靡丽，既然这些主张不正确，那就该给予规范。其次，当前最严重的问题是，文学创作片面追求华丽之美，而远离雅正规范，以至于讹滥丛生：
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
通观《文心雕龙》一书，我们知道，所谓“辞人爱奇”“将遂讹滥”的说法，是有所指向的，这就是“近代以来”的不良文学创作实践，而“近代”所指，则是“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通变》）的魏晋宋齐文学。“近代辞人”的创作“饰羽尚画，文绣鞶帨”，华丽至极，物极必反，因而走向了“丽而不雅”的不正之路。从历史的背景来说，中国文学一向主张重情尚美，先秦两汉的文学创作尽管有“诗言志”（《尚书·尧典》）、“思无邪”（《论语·为政》）、“主文谲谏”（《毛诗大序》）的限制，仍然在“诗可以怨”（《论语·阳货》）、“发愤为作”（司马迁《报任安书》）、“情动于中”（《毛诗大序》）、“郁郁乎文”（《论语·八佾》）以及“文质彬彬”（《论语·雍也》）、“丽淫丽则”（《法言·吾子》）等理论支持下，涌现出了《诗经》《楚辞》与汉赋等体物尚丽的不朽经典。萌芽于两汉、兴盛于魏晋的“文学自觉”运动，更是将这一传统大加发挥，“尚丽”主张在曹丕、陆机的文学理论支持与若干创作实践的作品支持下，“缘情绮靡”（陆机《文赋》）、“离本弥甚”，丽则丽矣，但不是雅正之“丽则”，而是讹滥之“丽淫”。
据此我们知道，刘勰写作《文心雕龙》这本书的当下动因，是因为文学理论的片面主张与文学创作的尚丽过度，因而失去了雅正的特点，是“丽而不雅”的创作。反过来看，刘勰的主张是什么呢？就应该是“丽而且雅”的理论主张与创作主张。这种创作的标准在哪里可以找到呢？在儒家经典“衔华佩实”（《征圣》）的“雅丽”（《征圣》）文风之中。主张既雅且丽的“丽则”文风，反对华而不实的“丽淫”文风，就成为《文心雕龙》的基本审美追求，也就必然影响到全书对各类文体创作要求和各种创作技法的论述。
这种影响，最为鲜明地体现在全书对“雅”“正”等术语的运用和雅丽文风、技法、审美、创作标准的论述之中。
作为五篇“文之枢纽”的理论核心，《宗经》篇在文源于道、圣人则之的哲学基础上极力赞美经典内容之美、文采之美，大力提倡文出五经的观念，明确要求从五经流出的所有文体的创作，都应该“禀经以制式，酌雅以富言”，以经典之雅正文风、雅正言辞为最高法则来进行创作。因此，“典雅”风格成为《文心雕龙》全书综论所有作家、作品、时代风格的最高标准，《体性》篇说：“若总其归途，则数穷八体：一曰典雅，……典雅者，熔式经诰，方轨儒门者也。”将一切文章的最高风格标准树立起来。《定势》以为：“模经为式者，自入典雅之懿。”要求后世作家在学习、创作的时候，一定要以经典儒家著作为标准。在作家作品的范围内，汉末魏初的潘勖《九锡》一文“典雅逸群”（《诏策》），是学得最好的，《风骨》篇以之为“潘勖锡魏，思摹经典，群才韬笔，乃其骨髓峻也”，是取法经典、学习经典的结果。在各类文体的创作范围内，章表奏议因为直接与帝王相同，事关国家政治等军国大事，是文出五经之后，在功能上的最佳代表，故而要求“准的乎典雅”。
在上述基本原则之外，一百多则“雅”论广泛运用于全书各个板块之中，体现出巨大的阐释功能和文学创作、审美、评论的标准功能，其核心结果，是以经典为法则，在文学创作、审美的标准和评论上主张雅丽文学思想。《毛诗序》提出“雅者，正也”的正统王政观念，转化到《诗经》的文学功能上，就形成了反应王政、归正其他的功能。《文心雕龙》对雅、正观念的提倡紧密结合，与“雅”论相似，近百则“正”论也有丰富多样的运用情况，范围极大、所指极多，但其核心，仍然指向儒家经典的雅丽思想标准以贯通全书的各类雅、正主张为基础，《文心雕龙》特别主张儒家圣人及其经典的雅正作用，在论述圣人经典时，以其言辞为“正言”，《征圣》指出：“是以子政论文，必征于圣；稚圭劝学，必宗于经。《易》称辨物正言，断辞则备，《书》云辞尚体要，弗惟好异。故知正言所以立辩，体要所以成辞，辞成无好异之尤，辩立有断辞之义。虽精义曲隐，无伤其正言；微辞婉晦，不害其体要。体要与微辞偕通，正言共精义并用，圣人之文章，亦可见也。”
同时认为儒家经典具有规范学习与修养的作用，《宗经》指出：“义既埏乎性情，辞亦匠于文理，故能开学养正，昭明有融。”
以此为依据，刘勰还在《宗经》篇中指出文学史上楚汉文学华丽过度的弊端，主张“正末归本”，回到儒家经典上去：“夫文以行立，行以文传，四教所先，符采相济。励德树声，莫不师圣，而建言修辞，鲜克宗经。是以楚艳汉侈，流弊不还，正末归本，不其懿欤！”
楚汉文学丽而不雅，近代文学的创作“率好诡巧”“反正效奇”，新变不雅，相当糟糕，就更应该批评。《定势》篇指出：“自近代辞人，率好诡巧。原其为体，讹势所变；厌黩旧式，故穿凿取新。察其讹意，似难而实无他术也，反正而已。故文反正为乏，辞反正为奇。效奇之法，必颠倒文句；上字而抑下，中辞而出外：回互不常，则新色耳。”
在批评结束之后，立刻在同篇之中提出解弊的原则：“夫通衢夷坦，而多行捷径者，趋近故也；正文明白，而常务反言者，适俗故也。然密会者以意新得巧，苟异者以失体成怪。旧练之才，则执正以驭奇；新学之锐，则逐奇而失正。势流不反，则文体遂弊。秉兹情术，可无思耶！”
因此，在各类体裁文风的把握上，《文心雕龙》提倡各体皆通、并总群势：“然渊乎文者，并总群势：奇正虽反，必兼解以俱通；刚柔虽殊，必随时而适用。”
奇正、刚柔各类风格兼通之后，雅丽文风自然能够熟练掌握并运用之，创作之新变弊端自然也就消解了。
刘勰主张一切文学的创作，都应该具有“正采”。《情采》篇指出：“夫能设模以位理，拟地以置心；心定而后结音，理正而后攡藻。使文不灭质，博不溺心；正采耀乎朱蓝，间色屏于红紫：乃可谓雕琢其章，彬彬君子矣。”
同时，主张一切文学的创作，都应当“确乎正式”。《风骨》以为：“若能确乎正式，使文明以健，则风清骨峻，篇体光华。”
并将这一原则用于一切文学的批评之中。《知音》提出：“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斯术既行，则优劣见矣。”
然后将其运用于文学创作的总体要求之中，并合观统照、去弊整合，提出了论述文学创作的总纲领：
若能凭轼以倚《雅》《颂》，悬辔以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则顾盼可以驱辞力，欬唾可以穷文致，亦不复乞灵于长卿，假宠于子渊矣。
这个总的纲领提出于《辨骚》篇末，表面上是对楚辞、汉赋创作的总要求，实则《辨骚》位于“文之枢纽”论五篇之末，因此，上述纲领具有真正的创作总纲性质，正是论述文学创作的“文之枢纽”。
综上所述，雅正思想是刘勰一以贯之的根本思想，体现在全书的方方面面。例如四言正体、确乎正式、提倡正采、运用正言等等，与之对应，则提出“反”这一论述范畴，要求不得反言、不能反本、文势不反、不能反正等等。正反对比，既是出于宗经尚雅的文学思想，也是对雅正宗经思想的反向推演，这样可以大大拓宽论述的空间和深度。汉代京房易学提出飞伏观点，简言之，即对比思维。对比思维不仅运用于卦象的解读，也运用于对学术理论或自然万物的本质分析，使其全面深刻。同时，刘勰标举折衷之法，在论述时采用正—反—合的写作思维模式，这是《文心雕龙》本身写作思维对后人的一大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