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三老：世纪友情感动人心

90岁生日的萧乾先生，1999年2月11日溘然长逝，令文坛一片唏嘘。病中的冰心、巴金，还分别为他的九十华诞致信祝贺，三人相约携手跨越新世纪，如今言犹在耳，而这位“小老弟”却已走在了前面。痛失挚友的心情，可想而知，更何况这三位年逾九旬的文坛巨匠之间保持了长达七十年的友谊，其间沧桑变幻、历经荣辱，而矢志不渝，情同手足，令人感叹。

晚年冰心在北京医院养病多年，与老朋友们的交往已是身不由己，但旧日的友情和如今的牵挂却时时萦记于心。她与巴金一直保持通信，每逢生日，更不忘每每以鲜花相赠，殷殷之情并不为时空阻隔。她与萧乾同住在北京医院，萧乾身体好的时候，还亲自前来探望。因为萧乾少时与冰心的弟弟谢为楫同学，所以至今冰心依然亲切地称他为“小弟弟”，手足之情，溢于言表。

冰心眼中的巴金：“一个真诚的朋友”

由于已年值99岁高龄，一向不服老的冰心，记忆力已明显衰退，但奇怪的是，新近发生的事，她往往记不住，而年代久远的往事，她倒往往记得很清楚。她认识巴金，是20世纪30年代初期，那时巴金还处于创作的早期，约了朋友一起来拜访冰心。

“巴金比较沉默，腼腆而稍带些忧郁。”冰心在83岁时回忆起当年的情景，依然带着几许大姐的风范。她一直认为，巴金是那种不是为了当作家而写作的人，他心中的爱与恨都很强烈，不吐不快。

冰心曾经在一篇题为《一位最可爱可佩的作家》的文章中说，巴金最可佩服之处，在于他的真诚，为文为人，都是如此。她说：“我最记得40年代初期在重庆，我因需要稿费，用‘男士’的笔名写的那本《关于女人》的书，巴金知道我们那时的贫困，就把这本书从剥削作家的‘天地出版社’拿出来，交给了上海的‘开明书店’，每期再版时，我都得到稿费。”

冰心深有感触的，还有巴金对恋爱和婚姻态度的严肃和专一，这是她佩服巴金的另一个原因。“巴金对萧珊的爱情是严肃、真挚而专一的，这是他最可佩处之一。”冰心晚年在读巴金寄来的新出版的《随想录》中《再忆萧珊》一节时，还深深地为这对患难夫妻的一片真情所打动，情不自禁地落下泪来。

1980年夏天，冰心与巴金率领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日本，巴金是团长，冰心是副团长，陪同出访的还有巴金的女儿李小林和冰心的女儿吴青。冰心至今认为，她与巴金最好的一张合影，是在日本时照的。她还记得，在日本的一个夜晚，两个女儿结伴出去逛街去了，她与巴金留在饭店里有一次长谈，谈话的内容已经记不得了，只记得巴金的“滔滔不绝”。

如今俩人都已是九旬老人，健康状况亦不尽如人意。但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友情，以及数不尽的世事沧桑，他们还是一如既往地坚定地固守着他们的信念，互相鼓励着，跨进新世纪。

冰心眼中的萧乾：“我最疼爱的小老弟”

萧乾与冰心的弟弟谢为楫是少年时的同窗好友，那时他们同在北京的崇实小学读书。放学后，萧乾常常连家都不回就跟着为楫到位于中剪子巷的“谢家大院”去玩耍，慢慢地和为楫的姐姐谢婉莹（冰心原名）也玩熟了，于是跟着为楫喊她“大姐”，竟一直就叫到了90岁。

萧乾喜庆九十华诞，又适逢十卷本《萧乾文集》出版，冰心发来热情洋溢的贺信：“在我眼里，你永远是个小弟弟。我的眼前常浮现出你当伙计时到我家送稿费的样子，你那股调皮劲儿一辈子也没改。当年的小伙计成了大作家，出了十卷文集，祝贺你。现在我们两人都在医院里，不知你有没有信心和我拉着手一起进入新世纪。”

长萧乾十岁的冰心，曾经十分羡慕萧乾的“老当益壮”，甚至与他商议：“你把精力匀给我一点好不好？”她觉得萧乾一生孤独，一生辛苦，一生漂泊，倒是步入晚年“终于走上了他一生最安定最快乐的生命道路”。

冰心不仅是萧乾的“大姐”，而且一度还兼着“师娘”的双重身份。1933年，萧乾由辅仁大学转入燕京大学读新闻，选修了冰心的丈夫吴文藻教授的社会学课。当时冰心在燕京、清华两所大学同时任教，萧乾又成了他们在燕南园府上的常客。

“文革”中，冰心和萧乾两家人都下放到湖北咸宁的五七干校，但因担心落得“串联”的罪名，并没有往来，只是心底里默默地彼此祝福。到了80年代，冰心的丈夫和三个弟弟相继去世，一向很重感情的冰心，有一次对来访的萧乾夫妇说：“我的三个弟弟都不在了，见了‘饼干’，就像见了我弟弟一样。”后又托人嘱萧乾“有空就来看看我”，足见情意深厚。

巴金经常说：“友情是照亮我一生的明灯。”纵然相隔千山和万水，纵然体衰病弱行不便，巴金关注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老友冰心与萧乾。他那颗跳动的心，始终被爱与友情燃烧着。

在巴金寓所的客厅，淡淡的夕阳洒进屋内，刚洗净的沙发套散发着清香。黑色的钢琴静静地躺在那儿，精巧的玻璃柜内摆着友人送的各式小礼品……一切依旧，一切故然。只是巴金没有像往常那样坐在靠门边的凳子上，疾病已使他离家有好几年了。住在医院里的他，此刻在发着高烧。然而存放在这里的友情，却是浓得化不开。

巴金眼中的冰心：“您好像一盏明亮的灯，看见灯光，我们就心安了。”

在巴金的书柜里，珍藏着厚厚的8卷本的《冰心全集》、6卷本的《冰心选集》以及她的散文集、童话集等。打开冰心的作品，但见扉页上都有冰心的手迹：“巴金老弟留念”、“送给亲爱的巴金老弟”。

普普通通的题签，容纳的却是他们半个多世纪的友情。巴金与冰心相识于20世纪30年代初。那是一个初夏的早晨。巴金随靳以一起去看望冰心。从此，冰心就将巴金看成自己的弟弟。所以，她称巴金总是“老弟”。这种非亲缘又胜过亲缘的关系，随着时间的增延而越来越浓厚。

1984年，冰心在《贺叶巴两位》一文中写道：“我一直拿他当弟弟看待。几十年来，相知愈深。解放后，我们还一同参加过出国访问团。最后一次一同出国的机缘，就是1980年春到日本的访问。那次出国，我的女儿吴青和他的女儿小林都参加了。小林叫我‘姑姑’，吴青叫他‘舅舅’。仿佛我们就是亲姐弟似的。”

记得有一次巴金病后访问香港，冰心此时已患了脑血栓病，却十分地不放心巴金的身体，立即写信“关照”，要他好好注意休息。收信后的巴金非常激动，回信道：“您的友情是更好的药物，想到它，我就有更大的勇气。”1993年，巴金9O岁生日时，冰心送来了用90朵玫瑰缀成的花篮。知巴金者唯冰心也。玫瑰，带刺的花朵，巴金最喜欢了。也就是从这时候起，每逢巴金生日，送玫瑰的人越来越多。

早年的巴金比较孤独，他是在读冰心的作品中，找到温暖，找到失去的母爱的。巴金至今清楚地记得，就在他离开四川老家的那年夏天，他还和弟弟在一起一边读冰心的《繁星》，一边学着做小诗。这些诗句，一直存在他的心底，至今不忘。年少时，他跟着冰心爱星星，爱大海。成年后，一直到今天，冰心不仅是他的大姐，更是他的精神支柱。每一回，冰心到上海，巴金都要去机场车站接送。每一回，巴金去北京，都要去探望冰心。

曾经多少次，被疾病折磨的巴金想搁笔不写了，但看到冰心仍在写，仍在呐喊，便“不敢躺倒，不敢沉默，又拿起笔来了”。1989年5月5日巴金给冰心写信道：“70年了，我还在跟着您前进。”1O月12日，他又在给冰心的信中写道：“我常常想，您好像一盏明亮的灯，看见灯光，我们就心安了。”1994年5月20日巴金又一次在一篇文章中表达自己的心情：“冰心大姐的存在，就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她是一盏明灯，照亮我前面的道路。她比我更乐观。灯亮着，我放心地大步向前。灯亮着，我不会感到孤独。”

巴金眼中的萧乾：有才华，七十岁以后更勤奋

在巴金的家里，可以见到萧乾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版的任何一部书：《尤利西斯》《人生采访》《一个中国记者看二战》《感觉的记录》《我的中国我的岁月》《未带地图的旅人》……萧乾的作品，题签最多的是“芾甘教正”这几个字。在台湾版的《人生采访》一书中，萧乾写道：“芾甘，你编校的这本书过了海峡。”芾甘，是巴金的号。

萧乾9O岁生日时，巴金写去贺信：“听说你出了1O卷文集，很欣慰。要是你年轻时像你70岁以后那样勤奋，写得远不止这些，你是有才华的。我们都老了，我现在唯一关心的是中国现代文学馆。我多么盼望新馆开馆的那一天，你能陪我一道去剪彩。新的世纪就在眼前，让我们共同迎接它。”

巴金第一次见到萧乾是在北京沈从文的家里。从文先生称呼巴金“芾甘”，萧乾也跟着先生叫，这一叫就是60余年。后来，巴金在蔚秀园沈从文的新居中住了一段时间，萧乾隔三差五就要来一次。萧乾曾写道：“我能活下来……得感谢两个人，一个是不能再惊动了，另一个我应称他做‘师傅’。”这个不能再惊动的人，是已故沈从文先生。而他要称为“师傅”的，正是巴金先生。

萧乾不能忘记1957年那一个心酸又温暖的日子。那时，他已被戴上“右派”的帽子，这天他被通知去怀仁堂开会。走进这个令他向往的会场，却没有人理他，他也知趣地缩在一个角落。忽然，他听到有人在叫他，那个声音是那样熟悉，那样亲切。他抬头一看，是巴金，正朝着他走来。顿时，他惊愕不安，又激动万分。巴金在他身边坐下，他连连说：“这不是你坐的地方。”巴金就像没听见，亲切地问这问那，并嘱他“要虚心，要谨慎”。直到总理在喊巴金的名字，他才离去。

“挚友、益友和畏友。”萧乾这样概述他与巴金的友情。解放前，他的许多作品是巴金编辑出版的。那本“过了海峡”的《人生采访》，是巴金一篇篇从报上帮他剪下来汇集出版的，这是1948年的事。可以说，萧乾是在巴金的敦促和鼓励下从事文学创作的。他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梦之谷》，便是在这种敦促和鼓励下完成的。20年前，文艺的春天到了。巴金便写信叮嘱萧乾：“我对你的要求是，80岁以前写出三四本书，小说或散文都行。”萧乾没有辜负“师傅”的心意，这20年，他出版的书籍有几十本之多。

萧乾先生在“文坛三老”中，是“最年轻”的。经历了传奇般的旅人生涯，他“不带地图采访人生”的艰辛悲欢融汇了太多的苦涩，也凝聚了太多的甘美。

啜饮过“梦之谷”的清幽芬芳，踏过“南德暮秋”法西斯的废墟，熬过停笔廿载、屈辱颠沛的绝望凄冷，也拥抱过重获创作生命的喜悦欢欣，这位与20世纪一样经受坎坷磨难的世纪老人，带着相交大半生的老朋友的挚爱真情，走到生命的终点。

萧乾眼中的冰心：“老年的冰心更勇敢、更辉煌”

在北京医院，作者第一次见到萧乾先生的夫人文洁若女士时，萧乾先生的健康状况已不乐观。医院方面正在组织会诊，医务人员神情严肃地进进出出——抢救在进行中。原来约好的采访，只好在其亲友之间进行。

自1997年春因肾病和冠心病住院以来，萧乾以一贯的旷达热情接待来访的友人、学者，经院方特别批准，萧乾先生是他所居住的病区内唯一不限制探访的。而且即使是在病床上，已过米寿的萧乾先生还不废笔耕，写下数篇他称之为“余墨”的回忆文章，并与文女士合译了一部环保题材的英文中篇《夜幕降临》。

说到萧乾与冰心的友情，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还在上小学的萧乾与冰心的三弟是同窗好友，去谢家玩时，喊那位头上还留着月牙弯、却已发表了好几篇作品的端庄少女做“大姐”——一喊就是70多年；而原名“萧秉乾”的萧乾，因为谐音而被冰心昵称为“小饼干”，直到后来成为冰心子女的“饼干舅舅”、孙辈的“饼干爷爷”。萧乾追忆说：“小学时，我同她的亡弟是同窗，中学时，我在北新（书局）学徒，给她送过校样和稿酬，大学时，我又师承文藻先生。她到过的地方，大多也有我的足迹。”

在萧乾先生眼中，冰心是坚强而敏锐的。“冰心老人之了不起，首先就在于她虽有时浸在回忆中，然而她那双炯炯有光的眼睛，更凛然地盯着现实。什么尖锐的问题她都敢碰，什么不平她都要鸣。……她拥有一腔火热的正义感和一颗大无畏的心灵。”1992年12月，冰心研究会成立时，被选为副会长之一的萧乾发出贺电：“老年的冰心更勇敢、更辉煌。她那支一向书写人间之爱的笔，就挥向邪恶的势力及腐朽的风气，真是光芒万丈。”冰心94岁生日时，萧乾把自己的六卷本选集作为寿礼送给冰心，并在贺信中写道：“如今，活下来就是胜利，能干出点活来更是胜利。”

萧乾是冰心在世上最老的朋友，更是冰心挚爱的弟弟。文洁若说，年近百岁的冰心遵医嘱很少会客，但萧乾例外。每次探访结束时，冰心总会深情地握着萧乾的手，吻别他。1995年4月，正在住院的冰心闻知萧乾与文洁若合译的《尤利西斯》出版，高兴地口授一篇祝词，送到在社科院召开的国际研讨会上宣读，一时场上掌声雷动。

萧乾眼中的巴金：“一个敢于透视自己的人”

对于巴金，萧乾更多的是一种对师长的敬佩。他说：“我很幸运，早年就遇到两位老师，一位是沈从文，另一位就是巴金。我们的友情终身不渝。”

20世纪80年代初，萧乾在长文《挚友、益友和畏友巴金》中写道：“巴金心胸开阔，具有悲天悯人的情怀，他教我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给了我最重要的启迪。……在巴金的引导下，眼界更开阔，心胸更开阔，文学视野也更开阔一些。”

萧乾先生曾为“巴金与二十世纪学术研讨会”题词：“巴金的伟大，在于敢自我否定。”他称巴金为“一个敢于透视自己的人”，对于巴金的反思求真精神深表钦敬：“我有幸同这位对人对己都努力做到诚实的人生活在同一时代，我也为我们之间有过整整六十年的友谊而自豪。”

他曾为巴金《最后的话》一文中的“最后”二字专门写下一封词意恳切的信，勉励巴金保持乐观，信中说：“我们都算有点后劲儿的。……我认为那个‘势头’应该保持到最后一息。那才真正是‘最后’。”

如今已年届九旬的萧乾先生，曾经体味幼年失怙的绝望，也曾在二战的炮火硝烟中穿行，还曾因不堪“文革”中的屈辱折磨而试图自杀。当一切都成过眼云烟，看尽世事沧桑的老人是如此达观、怡然。他说：“死，这个终必到来的前景，使我看透了许多，懂得了生活中什么是可珍贵的，什么是粪土；什么是持久，什么是过眼浮云。我再也不是雾里看花了，死亡使生命对我更成为透明的了。”

他推崇培根的观点：人生最美的挽歌莫过于当你在一种有价值的事业中度过了一生。因此，尽管晚年疾病缠身，动过两次大手术，但萧乾先生仍旧不废笔耕、尽心竭力，正如他自己说的：“我的姿势不一定总是好的，有时还难免会偏离了跑线。然而我就像一匹不停蹄的马，使出吃奶的劲头来跑。”

事实正是如此。1979年恢复文学创作以来，萧乾先生共出版著作、译作近四十部。刚动完肾脏手术，还“在死亡边缘徘徊”，肾部插着根橡皮管子，就着手日后被挪威王国政府授予国家勋章的《培尔·金特》中译本；在病床上，与夫人文洁若合译了天书一般的洋洋巨著《尤利西斯》，填补了一项重大空白；《未带地图的旅人》《关于死的反思》《我这两辈子》《一个中国记者看二次大战》等多种回忆性作品，真实地勾勒出这位勤勉执着的旅人的足迹。他还多次出访国外，进行文化交流。他虽然年届耄耋，但活力与激情丝毫不减，对生命的热爱丝毫不减：“我一面随时准备辞世，同时又在尽可能地延长我的寿命。……为了把丝吐尽，我惜命。”

在我们的文章即将结束的时候，惊闻萧乾先生去世的消息，不胜悲痛。丝尽泪竭，他倾尽最后的心力，把这一生的句号，画得圆圆满满。 （与赵兰英、程瑛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