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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肃穆的黑色，没有低回的哀乐，文坛世纪老人冰心以她独特的方式与世人告别。
精心设计的灵堂，以大海的蓝色和玫瑰的红色为主色调，空中回荡着在海边实地录制的海涛海浪的声音，间或还可以听到海鸥的呜叫……
冰心——这位“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运动的最后一位元老，最初以她的新诗打开文坛的一片晴空，在走过了一百年的人生旅程之后，又以如此诗意的结局落幕，堪称文坛佳话。
1999年3月19日虽是北京入春以来最冷的一天，但清晨一大早，八宝山第一告别室门外已是熙熙攘攘，人头攒动。告别仪式开始前，很多人特意提前赶来。党和国家领导人李瑞环、李岚清等也前来为冰心送行。
8点45分，灵车停在了告别室的门前。冰心的小女儿吴青手捧母亲遗照，含泪和姐姐吴冰、哥哥吴平走下灵车，每人的手上都捧着红玫瑰和满天星。冰心的灵柩被缓缓抬进了告别室。8点48分，冰心柔弱的身躯被轻轻安放在灵床上。吴青将母亲生前喜爱的蓝底白碎花头巾搭在了母亲头上。
9点整，在轻柔的钢琴声中，冰心的孩子们将无数红玫瑰花瓣撒在老人历经了一个世纪的身躯上。“妈妈”和“姥姥”不再用温柔的目光看着他们，孩子们流着泪轻轻地吻着冰心老人的额头。
“请再给我一枝玫瑰！”无数双手伸向前来。10点整，等候在大厅门外的千余名读者拾级而上，人们彼此分发着一枝枝红玫瑰。如怨如诉的箫声响起，伴着海潮声声和海鸥低呜，这位海边长大的女作家和她的读者们将见最后一面。
1956年，女作家冰心（左三）在福州市“少年之家”和小朋友们做游戏。（新华社稿 相知 摄）
走在最前面的是一群白发苍苍的老者，他们来自各民主党派，其中有些人已行动不便，但依然在亲人的搀扶下颤颤巍巍地前来送别。
冰心老人的遗体安放在鲜花丛中，身穿一件青灰色的中式上衣，稀疏的白发梳理得整整齐齐，身上撒满了玫瑰花瓣。照片中的冰心老人凝神远眺，双唇微启。正厅上方的横匾上，是冰心的亲笔手迹：“有了爱就有了一切。”巴金从上海送来的玫瑰花篮和冰心的子女们特意制作的“心”型花篮摆放在灵堂的显著位置。
一位眉清目秀的少女，胸前捧着一束玫瑰花，在人群中格外引人注目。她叫彭轩，是北京第一百六十六中学（原贝满女中）的学生。她说，冰心少年时代就在她们学校读书，她生前还担任她们学校的名誉校长。这位12岁的女孩称，她最喜欢冰心的散文《笑》，因为文中透露出一种淡淡的爱意，恬静而安详。
89岁的林耀华是冰心丈夫吴文藻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任教时的学生，面对师母，林耀华在两位老同学的搀扶下缓缓鞠躬，愿师母走得平安从容。
将一生献给中国外语教育事业的伊莎贝拉·柯鲁克夫人说：“我和我的丈夫大卫·柯鲁克是冰心两个女儿在北外的同事。她们既有学问，又相当有社会责任感。从这两个女儿身上，我看到了她们的母亲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
柯鲁克夫人的儿子迈克·柯鲁克曾在冰心的母校美国威尔士利学院教授中国文学。他曾在学院图书馆里找到了冰心当年翻译李清照的英文手稿。“冰心的翻译精妙无比。她是李清照诗词最理想的译者。因为作为女诗人，她们既有温柔的才思，又有对国家命运的深沉忧思。”
冰心一直看淡生死。她写道：“我觉得‘死’是一种解脱，带病延年，反而痛苦。”她晚年曾为一位友人题词：“人间的追悼会，是天上的婚宴”，表达了她对死亡的达观心态。
值此“百年喜丧”之际，深知母亲心意的儿女们，决定一改普通葬礼凝重、沉闷的气氛，别具匠心地为母亲设计了没有哀乐，只有涛声相伴、玫瑰满堂的温馨的葬礼。
院子里、大厅内挂满了中外人士的诗词悼文和白色挽联。“一片冰心安在，千秋童稚永存。”——这是四川大学中文系的挽联。
曾经将冰心的《关于女人》翻译成日文的日本作家竹内实写道：“听到冰心老师逝世，深感悲痛。老师在日本东京大学讲授中国文学时，我是学生。老师以言教、身教影响了当时的日本学生。”
他说：“中国文坛中，冰心老师是一颗明星，放出永远不灭的光芒。”
1999年春节前就传来冰心病重的消息，心衰肾衰，发烧不退，神志不清，脉搏一度低至每分钟20次。那时，她刚刚为萧乾祝贺过九十岁诞辰，并与巴金一起，三位文坛老人相约携手进入新世纪。不想，2月11日萧乾先行一步，最年长的冰心能挺过这一关吗？大家暗暗为老人捏了一把汗。
正月初一，冰心的大儿子吴平去看望母亲，带了老人家最喜爱的红玫瑰。冰心那天很清醒，吴平对她说：“母亲，恭喜您100岁了。”冰心笑了笑说：“还不到。”吴平说：“过了今天就算到了。”活到一百岁，这是她和家人、朋友的一个约定，虽然曾经有好几次她已然危在旦夕，但是最后都顽强地挺过来了。一系列的百年诞辰庆祝活动，都早已排进了今年的日程，准备在她百岁生日之际举行。这位与世纪同龄的文坛祖母，实在是盛情难却了。
2月26目，我与吴平通过电话，他说，母亲目前已处于昏迷状态，血压低至60到70，医院已下了病危通知。但是人活百岁，已是世间稀有，百年之后，应是“喜丧”。所以大家现在心情也很复杂。
2月28日，冰心驾鹤西归，“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最后一位元老、也是中国当代最年长、创作活动期持续时间最长的文坛泰斗，带着她一个世纪积攒下来的亲情、友情和无限的眷恋，离开了她挚爱的人间。她生前曾经说过：生命的终结，就是“将历史的悲欢离合，交还了世界，自己微笑着享受最后的安息”。
1981年11月，冰心和小读者在一起。（新华社稿 赵建民 摄）
冰心的大儿子吴平告诉记者，他的父亲吴文藻1985年去世时，告别会就没有用哀乐，而是播放了贝多芬的《悲怆》，因为父亲一生坎坷，用这首乐曲很贴切。母亲自幼生长在海边，对大海有很深的感情，自认是“海的女儿”，一生热爱大海，且一度还说百年后要将骨灰撒入大海，所以家人拟用大自然的海涛之声为老人家送行。
曾经有人问过冰心，为什么最喜爱玫瑰？她说：“因为它有坚硬的刺，浓艳淡香都掩不住它独特的风骨。”花如其人，这正是老人的个性写照。
冰心曾在1990年10月14日立下遗嘱：“我如果已经昏迷，千万不要抢救，请医生打一针安定针，让我安静地死去；遗体交北京医院解剖；骨灰放在文藻的骨灰盒内，一并撒在通海的河内；墙上的字和书柜上的书，都捐给现代文学馆；我身后如有稿费寄来，都捐给现代文学馆；工具书可以捐给民进图书馆。”她后来又表示要与丈夫吴文藻合葬在一处。她还特别嘱咐家人在碑文上用“谢婉莹”这个原名，而不用笔名“冰心”。
那是1998年10月，冰心适逢99岁大寿，我与吴平约好，去探望老人家。走进北京医院高干病房的三楼，远远地，就看见护工推着冰心老人走了过来，一路跟医务人员打着招呼。吴平介绍说，母亲目前是这座楼里年龄最大的人，而且无论年轻的、年长的医生、护士，都读过她的作品，所以她在这里受到格外的尊重。
吴平把我介绍给母亲：“这位是新华社记者，两年前来采访过您，今天特来给您祝寿。”老人点点头说：“谢谢，谢谢。”我拿出一本很厚的杂志，上面刊登着我那次采访之后写的文章，并配了一张很大的照片。照片上，冰心穿了一件淡紫色的碎花衬衫，铁灰色的马甲，微笑中透着神采，背景是一篮鲜艳的红玫瑰。看到这张照片，冰心笑了，笑得很天真，连说：“这是我，这是我。”
与两年前相比，冰心更瘦了，愈见苍老。我清楚地记得，那年她的体重是42公斤，这时只有38.4公斤了。99岁，对于普通人来说，已经是誓言里的数字。而她，正一如既往地以顽强的毅力，创造着生命的奇迹。
被中国文学界称为“文坛祖母”的著名作家冰心，平静地度过了她的99岁华诞。这年她的生日适逢农历八月十五，在合家团圆的日子里安享99岁寿辰和来自各界的问候，这大概是世间稀有的美妙时刻。
病房里陈设相当简朴，最引人注目的是那随处放着的一篮一篮红玫瑰。靠窗的写字台上唯一的陈设是一台旧式的收录机。护工小王说：“老人家爱听音乐，有时给她放点轻音乐。”我将送给老人家的一束红玫瑰交给守候在侧的大儿子吴平，听他介绍冰心近况的时候，我不禁回忆起两年前在这间病房里采访的情景。
那是1996年10月，冰心老人正值97岁生日。当时这间病房刚刚装修过，空气里还弥漫着油漆的味道。老人躺在床上，用温和的目光望着我。她的手暖暖的，但是柔中有刚。当时正面临香港九七回归，当我问及届时是否愿意到香港看看时，她笑着说：“我愿意去，就怕去不了，那里还有我的朋友。”言谈间，老人眼中那份对友情的眷恋着实令人感动。
冰心自1994年开始一直住在北京医院，身体状况比较平稳，虽然不时有点儿肠胃感染之类的小毛病，据说也曾几次发烧至40度，令家人、朋友虚惊一场。但靠着医务人员和家人的精心护理，心衰和糖尿病得到有效控制。以她如此的高龄，自然有时显得精神不济，但思维清楚的时候，还常念及往事。
窗台上放着几枝黄玫瑰，护工小王问她：“黄玫瑰代表什么？”冰心说：“代表友情。”“那么红玫瑰呢？”“代表爱情。”小王问：“那为什么大家都送您红玫瑰？”老人幽默地说：“大家都爱我吧。”
我问她：“您还记得在美国的事吗？”她说：“记得。”吴平问她在那里待了几年，她表示记不清了。但过了一会儿，她忽然说：“6年，在美国6年。”她记得很准确。小王问：“英语‘我爱你’怎么说？”“I LOVE YOU。”周围的人都笑了。吴平说，这是母亲近来最爱听的一句话。
冰心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最后一位元老，也是中国当代最年长、创作活动期持续时间最长的文坛泰斗。1995年7月，《冰心全集》出版，分8册近400万字，收集了冰心自1919年秋至1994年底75年间创作的小说、诗歌、散文、通讯、特写、序跋、杂感等各种体裁的作品1000多篇。冰心说：“临老有点东西献给广大的读者，让他们能更全面地认识自己。”
冰心原名谢婉莹，祖籍福建长乐，12岁随父母到北京。冰心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中文系。1923年，23岁的冰心只身赴美国留学，3年后获威尔斯利女子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同年回国。三四十年代，她曾在燕京大学、北平女子大学、清华大学任教。抗战胜利后，冰心随丈夫吴文藻一起东渡日本，吴文藻出任中国驻日本代表团政治外交组组长公使衔组长和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国代表团顾问，冰心则任教于东京大学。
1952年，冰心与吴文藻受周恩来总理之邀回国。据吴平介绍，当时夫妇二人手上都有美国大学的聘书，原打算只是回国看看，后来经周总理的挽留就留了下来。冰心进了作家协会，吴文藻则执教于北京民族学院。
冰心从1922年开始发表作品，其代表作是散文集《寄小读者》和诗集《繁星》《春水》等。她是一位享誉世界的作家、诗人，是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者之一。
10岁起就读冰心作品的著名作家王蒙曾说：“本世纪进程中的经验教训都真实地反映在冰心的作品中。她在自然、本色、真诚、平实之中又富有原则、高尚和尊严。她是坚持原则而有所不为的人，幽默之中含锋芒。她总是以光明、乐观的态度看生活，文如其人。人如其文，智慧、达观、使命感，在冰心身上体现得最充分，她是中国文化中的高尚因素。”
晚年的冰心常梦回年轻时光，梦见故乡福建、重庆、武汉、烟台，还有遥远的美国、日本和欧洲。她常常念及儿时喜爱的一则民谣《小白菜》中的诗句：“亲娘想我一阵风，我想亲娘在梦中。”
1962年3月，冰心在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发言。（新华社稿 陈娟美 摄）
“爱在左，同情在右，走在生命路的两旁，随时撒种，随时开花，使得这一径长途，点缀得花香弥漫，让穿枝拂叶的行人，踏着荆棘，不觉得痛苦，有泪可挥，也不是悲凉！”这不仅是冰心对爱的诠释，也是她对人生的理解。
冰心的很多作品都是写给孩子们的，她的《寄小读者》、《小橘灯》是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几代人耳熟能详的作品。多年来，她就这样提着那盏爱心制成的“小橘灯”，风里雨里，照亮了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心。
冰心对孩子的爱，不光写在她的作品里，而且真正身体力行地融入到生活之中。她与五位小孤儿30多年来的亲情、友情绵延至今，传为佳话。
1964年1月8日，《北京晚报》报道了五位小孤儿失去父母的生活情况，轰动京城。冰心闻讯赶到五位小孤儿的家中采访、探望，并写作了报告文学《咱们的五个孩子》，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冰心由此与这个特殊家庭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结下不解之缘。
30多年过去了，五个孩子先后长大成人，成家立业，老大还当上了北京市供电局的副局长，其他几位兄弟也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工作。1987年春节，他们各自带着自己的妻儿，全家共16口人到冰心家拜年，那时冰心已是八十六七岁的老人了，可依然能记得当年最小的一个孩子长有一对可爱的小酒窝。大家一起过了一个团圆年。
1995年冰心住院后，五个孩子和他们的孩子还经常去看望老人家，并总是不忘记带上她最喜爱的玫瑰花。在翻阅冰心老人最近的来客留言簿时，我又发现了他们的名字，吴平说，他们又带了鲜花来。
在冰心早年的一篇题为《往事》的散文中，她曾说：“假如生命是乏味的，我怕有来生；假如生命是有趣的，今生已是满足的了！”那时冰心还只是年方二十的年轻女子，如今已进入耄耋之年，几经沧桑，对人生自然又多了许多透彻的感悟。
1995年，年逾九旬的冰心常谈及自己身后之事，除了表示要与丈夫吴文藻合葬外。她还特别叮嘱家人，百年之后她愿意和教师、文人们葬在一起，周围种满鲜花。《冰心全集》出版，老人将全部稿酬悉数捐给了中国农村妇女教育事业。冰心的小女儿吴青说，母亲一生重视教育，尤其是妇女教育事业。她认为，新中国的成立，使妇女获得了解放，改革开放，妇女的经济地位又有了前所未有的提高，与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的提高相比，农村妇女的受教育程度还相对滞后，老人要在有生之年为中国农村妇女教育事业的发展尽自己的一份力量。1988年长江发洪水，冰心还捐款12000元给灾区人民。
在《冰心全集》中，全文收入了她近年来陆续完成并发表的《回忆录》。冰心自己说，年轻时感情丰富，作品容易把感情铺叙，是为绚烂；人老了，感情就凝聚，文笔看似平淡，实则深含对人生的思考。她说，年轻时喜欢泰戈尔的作品，而年纪大了，则更喜欢纪伯伦，因为他的诗里有人世间的道理。
冰心的译著有洋洋51万字，影响最大的就是泰戈尔的《吉檀伽利》和纪伯伦的《先知》《沙与沫》。她在比较了两位作家之后认为，由于泰戈尔一生比纪伯伦要顺利，生活也不像纪伯伦那样清贫，所以，觉得泰戈尔的诗表现得似乎更天真、更欢畅一些，也更富于神秘色彩；而纪伯伦却更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对年轻人讲些处世为人的道理，在平静中流露着悲凉。其实，这也是冰心散文前后两个阶段的文风写照。
在冰心家里简朴的客厅里，挂着一幅不大的条幅：“世事沧桑心事定，胸中海岳梦中飞。”这是冰心早年留学美国时，托人请梁启超先生题写的。几十年来，她无论走到哪里，总是把它带在身边，挂在室内。也许，她心底里是以此作为自己人生座右铭的。
冰心生命的最后岁月是在北京医院的病房里度过的，由于行动不便，与老朋友们的交往已是身不由己，但旧日的友情和如今的牵挂却时时萦记于心。她与巴金一直保持通信，子女们也常常电话联系。每逢生日，更不忘每每以鲜花相赠，殷殷之情并不为时空阻隔。冰心与萧乾同住在北京医院，萧乾前一段时间身体好的时候，还亲自前来探望。
享年99岁的冰心，顽强地走完了她辉煌的人生之旅，到达生命的终点。在“五四”作家中，她这一径人生长途是最漫长的，其间风风雨雨，历尽沧桑，而始终在文学的路上奔走，堪称典范。而她的“玫瑰葬礼”，正是她作为诗人的最好终结。 （与林谷合作）
【后记】1999年3月19日与同事林谷合写的《送别冰心》2008年被收入冀教版小学语文第八册，沿用至今。这篇文章在《送别冰心》的基础上，更全面地回顾了冰心老人的一生。从1997年10月到1999年3月，我见过冰心先生3次，前两次是采访，最后一次是参加她的追悼会。印象最深的是1998年10月，第二次采访冰心先生之后写了《九十九朵玫瑰的祝福》，在《北京青年报》刊出后反响热烈，多年后有些读者还记得那篇报道。那是冰心老人的最后一次生日，转年2月她就走到了生命的终点。从中学时代起，就喜欢读冰心的散文和诗，以及她翻译的泰戈尔和纪伯伦的散文诗。曾经不明白，为什么她屡屡说更喜欢纪伯伦——一位声名远逊于泰戈尔的黎巴嫩诗人，如今终于理解：其实一个人的喜好和品位，也是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而变化的，从关注风景到关怀人生，纪伯伦会告诉你：“一个人的实质，不在于他向你显露的那一面，而在于他所不能向你显露的那一面。因此，如果你想了解他，不要去听他说出的话，而要去听他的没有说出的话。”将人生的历练化为文字留给后人，这正是古人所谓“人生三立”——立德、立功、立言之中，“三不朽”的第三极——“立言”的根本吧。
作者探望病中的冰心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