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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歇尔·福柯认为权力无处不在，这“不是因为它有着把一切都整合到自己万能的统一体之中的特权，而是因为它在每一时刻、在一切地点，或者在不同地点的相互关系之中都会生产出来。”
而作为言说的话语，也是一个权力场，话语与权力总是相互连接在一起。拿到延安社会来说，建立文化的领导权，是时代话语的表征，然而这个领导权所倚仗的是政治家的话语还是文学家的话语，这里面就包含着话语权的选择问题。而权力和知识在话语中缠绕在一起，“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
延安时期大批知识分子来到延安，他们秉承启蒙和批判的知识话语，而作为政治权力主体力量的政党则持有政治权力话语，两套话语系统在进入延安社会之初是相对祥和的，这与延安时期的宽松知识分子政策有关。不过相对来说，知识分子来到延安后与环境隔膜，出现了短暂的失语状态，周扬写作的《文学与生活漫谈》一文，认为“太阳也有黑子”
，以自己的政治身份探究了其中的缘由。这一论断激起了萧军等知识分子的不满，艾青、舒群、罗烽、白朗、萧军等人在座谈之后，由萧军执笔了《<文学与生活漫读>读后》一文，与周扬进行论战，不过论战却不了了之，没有引起大的反响。萧军此文曾经投到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副刊，却被拒之门外，得到毛泽东的指点才发表在《文艺月报》上，可是相较于《解放日报》而言，后者的影响力却是小了很多。萧军的“败退”一事可以看作是文学家与政治家两套话语系统在延安的首次交流与碰撞。
知识分子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怀有文化启蒙的理想，以对民众的启蒙和对社会的批判来达到社会革新的目标，他们操持国民性批判话语，认为民族的兴衰在于人性的完善，通过立人达到立国。而政治家则秉承社会革命的精神，力图通过革命斗争来达到民族独立、阶级独立的社会理想，这种民族国家话语影响下的公共领域具有排他性，注重文学与政治的互动，相信理想主义和进步主义能造就一个完善的社会制度，必将建立独立的现代民族国家。这就造成民族国家话语与启蒙话语的对立。
1941年春延安社会出现了一股新启蒙主义浪潮，也就是学术界常说的杂文批判运动，在丁玲的倡导下，萧军、罗烽等人纷纷著文，对延安社会出现的种种弊端和阴暗面进行有力批判。这可以看作是知识分子话语在延安时期的一次涨潮期。艾青在《了解作家，尊重作家》中阐述了文艺观，为作家争取社会的理解和尊重做着努力，“作家是一个民族或一个阶级的感觉器官，思想神经，或是智慧的瞳孔，作家是从精神上——即情感、感觉、思想，心理活动上——守卫他所属的民族或阶级的忠实的兵士”
，在这里他将作家的地位提高到民族和阶级兴亡的高度，并且要保证艺术创作的独立品格，不能容忍外界对作家作品做不恰当的评价，“尊重作家先要了解他的作品。作家在他作为作家的时候，不希求在他作品以外的什么尊重。适如其分地去批评他，不恰当的赞美等于讽刺，对他稍有损抑的评价则更是一种侮辱。”
延安时期，为了进行社会的总动员，主流文化要求将文艺创作纳入政治文化运行轨道，文艺家的这种独立性难免受到冲击，文艺家与政治家的话语冲突不可避免。
这一股文艺浪潮掀起波澜，自延安的讽刺漫画展览开始，以及《轻骑队》墙报事件之后，当时延安时期的领导人很关注这一系列文化事件，尤其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王实味的《野百合花》等作品的相继发表，引发延安主流社会的不满，贺龙在当时愤慨地说，“我们在前方打仗，后方却有人在骂我们的总司令……”
，言辞非常激烈，可以洞见政治家对这股批判文学浪潮的激愤之情。果不其然，马上出现了酝酿已久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讲话》指明了歌颂与暴露的限度，并在其中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政治家的话语体系，并着手对知识分子和延安社会的全方位变革。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具有历史意义，逐渐确立起了民族国家话语，打破了五四以来确立的启蒙话语，实现了话语的更迭。《讲话》中对“改造”的相关界定有很强的现实指涉，它要求知识分子的创作要描写工农兵的精神面貌转变过程，更为重要的是要从作品的现实效力来检验作品的好坏，所以变革的领域不仅是文学作品生产的问题，也涉及文学作品的流通环节，即消费阶段。延安时期抗战是最大的政治，主流文化要从政治家阶层传达到知识分子阶层，再传达到广大工农兵阶层，这才是建设现代民族国家所依靠的中坚力量，而工农兵阶层本身从旧社会走过来，饱受剥削阶级的压迫，受教育的权利也被剥夺，所以自然的知识水平不高，识字不多。知识分子的创作就被赋予了传播党的方针政策的现实指向性，首先应当是一名共产党员，其次才是一名文艺工作者。所以作品中的取材大都是现实主义的，来源于水深火热的现实生活，如平民英雄主题，知识分子蜕变主题，以及对家庭的重塑等等。他们以其丰富的文学创作实践回应着民族国家话语。
但我们应当注意到延安时期民族国家话语形成是有个过程的。从《实践论》到《新民主主义论》再到《讲话》，民族国家话语不断强化，在这种话语体系下要把旧社会的铁链砸碎，用革命的方式推翻旧的社会制度，来重建一个光明的新社会，而这个历史的重担落在了共产党人和无产阶级的身上，他们更多承载的是打破不合理世界秩序的重任，“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
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就是建设一个更完善的社会秩序，这包括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以及两个世界的关系的变革。前者要求不断的革命，通过法国大革命式的暴力手段来获得；改造主观世界，则需要通过他者改造到达自觉改造阶段，以实现社会和文化等层面的乌托邦，“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
从新中国成立后一系列批判运动来看，延安时期的整风运动是主流文化凝聚力生发的初步实施阶段。
国民性改造思想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就已经开始萌生，延安时期可以看作是毛泽东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具体实践。青年时期他发表了《难道走路是男子专有的》《女子革命军》《女子自立问题》等文章，表达对五四时期妇女解放时代话语的认同，并提出自己的见解。然而此时的思想观念与激进的反对传统恋爱婚姻制度的社会思潮是基本一致的。直到后来他才将妇女解放与社会解放结合起来，是战争语境下的权宜之计。1919年的《民众的大联合》系列篇什，他系统指出当时的社会现实已经黑暗到难以想象的境地，从那时起他就开始系统思考社会变革问题，他的国民性改造思路是与社会变革紧密联系的，“教育、兴业、努力、猛进、破坏、建设，固然是不错，有为这几样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
要做到民众的大联合，就需要对民众进行革新，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从不同阶层的小联合过渡到社会的大联合阶段。青年时期他加入了湖南改造促进会，该协会组织是为了“筹划驱除湖南督军兼省长张敬尧后改造湖南大计的群众性政治团体，由彭璜、毛泽东等新民学会会员发起”
。他在《湖南改造成会复曾毅书》中倡导湖南保境自治，建设民治，这是在自己的家乡对当时社会现实所进行革新的意见书。延安时期主流文化要求凝聚延安社会各界的力量，进行抗战时期的广泛动员，在民族国家话语指导下进行社会变革。
战争时期的延安社会普遍存在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文艺创作上充斥着鲜明的激进突击心态。从一些刊物的名称，如《文艺突击》《文艺战线》等可见一斑。在这种军事化的文艺观念指导下，文艺的立场问题也被看成了革命与反革命的评判标准。
延安时期，政治家与文学家话语方式的差异，来自二者对鲁迅文学精神理解的不同。鲁迅是集文学家和革命家双重身份于一身的现代知识分子。延安时期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对鲁迅分别选取了不同的身份加以继承发扬。政治家出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目的考虑，看重的是鲁迅精神的革命性，讲求的是实用主义，鲁迅对反动派“以笔为战”冲锋陷阵的革命价值和社会价值才是政治家所倚重的，力图以鲁迅思想的这种革命性来规训具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精神的知识分子，为革命事业所用。所以这是从革命向度来继承鲁迅精神的。《论鲁迅》《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等文章中延安社会多次提到对鲁迅革命精神的赞许，并坚定地认为“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鲁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作用在于，作为一面旗帜集结更多的文化人为战争服务。
然而鲁迅精神谱系中也包含文学精神，来到延安的知识分子主要是从文学家身份理解鲁迅的，他们要继承鲁迅的社会批判和文明批判精神。他们对鲁迅有种天然的依恋，尤其丁玲对鲁迅更是心存感激，鲁迅曾写文章支持她编辑《北斗》杂志，更为重要的是，鲁迅还是丁玲自由权获取之路上的关键人物，“我能逃离开南京，鲁迅是帮了忙的”
，鲁迅文学精神成为奔赴延安的知识分子的内驱力。“文抗”作家于1941到1942年间，发起了一场着眼于对延安社会黑暗面批判的杂文运动，丁玲、罗烽和萧军是这一阵营的代表作家，他们分别创作了《我们需要杂文》《还是杂文的时代》以及《杂文还废不得说》等作品，在延安社会的影响力已经超越了知识界，而被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他们认为尽管新生的边区政权调动了民众的革命激情，但民众经由旧时代而来，身上依然存在落后的习气，革命激情下依然需要国民性启蒙和批判精神，并认为这是对新社会制度尽知识分子之力的表现。知识分子将文学批判话语提高到等同于政治家民族国家话语的位置，显然挑战了政治家的权威。
延安知识分子的话语实践延续了五四时期的启蒙主义的立场，对延安的阴暗面进行文化批判和文明批判，这与延安主流文化所倡导的实用主义价值观是相冲突的，延安新政权于1937年取得政权合法性，外界普遍关切这个西北小城的面貌，对落后面的揭示会造成外在舆论的压力，对新政权形象产生负面效应，同时提倡歌颂新社会新形象也是增强凝聚力的政治策略。斯宾塞在《论动物的社会》一书中曾把社会看作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复杂的集合体存在。所以拿到政治上来就是将松散的社会和个人重新组织起来，其中的组织形式必然要经过艰难的蜕变过程。在卢梭看来，整个社会就是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
延安时期的文化与社会变革从内在上来说，是用民族国家话语来凝聚松散社会体现出来的个人主义话语，要在某种程度上取消个人、家庭等方面的独立性。所以延安时期主流话语的确立实际上就是要确立社会成员对新的信仰和新政权的认同过程，不仅如此，在对新的信仰取得认同的过程中也有自我身份重新认定的一面，也就是自我认同的过程，“新的信仰和自我认同需要新的社会制度作为实践条件，因此，寻找认同的过程就不只是一个心理的过程，而是一个直接参与政治、法律、道德、审美和其他社会实践的过程。这是一个主动与被动相交织的过程，一种无可奈何而又充满了试探的兴奋的过程。”
延安社会所要实现的就是动员一切社会力量为实现现代民族国家而努力，这成为社会强大的精神感召力量，与知识分子的民族国家情怀相契合。对民众来说，土地政策的实施让他们得到了切实的利益，拥军爱民行动的开展也为延安新政权赢得了广泛赞誉和民心，由此产生了向心力。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不仅是延安主流文化的指向，也是传统文化的内在要求。民族国家话语体系强调集体的力量，对人的概念的表述是“人们”，而非具体的个人，相反个人主义是被排斥的，是游离于组织的行为。对压制个人主义这点来说，压制人的个人情感表达，涉及人的婚姻爱情性爱等原欲的追求，个人的解放，被归入到阶级解放和民族解放的大洪流中。
“一个单一的思想，不管它的内容是如何广泛，都必须保有最完整的统一性。即令是为了传达的方便，让它分成若干部分，这些部分间的关联仍必须是有机的”
。延安时期话语建设体系比较系统，其中包括政治、家庭、知识分子等方面，但其中核心的是民族国家思想，即如何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成为其思考的核心，其文艺思想是为这一核心思想服务的，有实用性价值，这与知识分子的人文启蒙理想有相异的地方，延安时期主流文艺思想中也充满民族国家话语，在这种文化体系观照下，必然要展开对知识分子、家庭等群体领域的变革，以达到文学的统一和社会的整合。
延安时期的社会变革是全方位的，战时文化语境下十分重视劳动人民的斗争精神，而且在歌颂他们革命伟力的同时可以忽视他们的瑕疵。“我们应该长期地耐心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摆脱背上的包袱，同自己的缺点错误作斗争，使他们能够大踏步地前进。”
相比知识分子的艰难蜕变来说，“他们在斗争中已经改造或正在改造自己，我们的文艺应该描写他们的这个改造过程。”
这里将文艺对民族国家话语的反映范畴做了明确地表示。在文艺的形式上，延安社会提出既要继承又要发展，“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
所以要重视对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同时还提出了文艺的评价标准问题，其中包括政治的标准和艺术的标准，然而两个标准是有侧重的，偏重于政治标准，在此基础上的文艺作品创作和文艺论争皆被打上了政治的烙印，按照这个标准界定，“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而一切不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动群众离心离德的，反对进步、拉着人们倒退的东西，便都是坏的。”
从这样的评价体系与主流文化统摄下的价值评判，我们可以看出战时文化体系的统合性要求，文艺作品也要符合统合性的内在规范，文艺生产和传播要利于团结，这样的革命性文艺作品才能产生出既定的社会效应，也就是文艺“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艺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
文艺具有凝聚功能，这样的文艺作品才能有效配合民族解放战争，完成民族革命和阶级革命的双重历史重任。《讲话》被视为延安时期最为重要的文艺纲领，从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的知识分子写作，要突出变革主题，并且在根本上要起到改变社会环境的作用，所以民族国家话语是广泛存在于作品内外的，成为社会生活的中心主题。
然而，社会变革与文学的变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并不是一场座谈会的召开、一个文艺政策的颁布就能解决的问题。《讲话》充分体现了延安社会战时语境下的实用主义理念，郭沫若在看到《讲话》文章发表后用“凡事有经有权”
来概括，是民族国家话语在文化领域的体现，得到延安主流文化界赞许，深处国统区的郭沫若相比处在延安社会的知识分子能看得更为清晰。延安的知识分子却没能很快将这种民族国家话语加以吸收，知识分子的话语实践不会很快消退，王实味发表的《政治家·艺术家》以及《野百合花》等作品直陈延安社会的等级制度，因挑战了政治家的话语权威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延安社会树立了拒绝转变的典型，知识分子也与王实味划清界限全身而退表明自身立场。最终在延安主流文化面前，民族国家话语实现了对文学家个人主义话语的统摄。
民族国家话语的建设与推行一方面借助于组织传播系统，以《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为标志，发起延安社会的整风运动，号召要在全党全社会肃清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以及教条主义等错误思想，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另一方面就是通过文艺作品形象地推广这种话语体系，将延安主流文化以文艺想象的方式渗透至社会各个阶层，达到大一统的现代民族国家建立之目标，所以文艺要为政治服务，文艺是政治推行的载体。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一书中，认为宗教共同体与王朝是两种重要的想象共同体孕育场所，宗教世界通过神圣的语言使得共同体的集合与想象成为可能，而在世俗世界里，古老的君主制王朝通过“政治体系”将民众聚合。同时他还十分重视书籍和印刷品的重要作用，“作为商品的印刷品是孕育全新的同时性观念的关键”
，报纸和小说成为传播思想观念的重要载体，报纸被看作是书籍的极端形式，有鲜明的时效性，对报纸上的小说来说，更能孕育持久的魅力，引起轰动效应。延安的新生政权如何推行自己的政治方略和革命意志，且以一种柔性的方式深入民心，文艺的方式就被置于了历史的前台，“文以载道”这个曾一度被五四新文学打压的文艺观念在延安社会重新焕发光彩，不过此道非彼道，这里的“道”指的是政治观念。延安时期的小说大都发表在报纸和杂志上，很少以单行本发行，一方面是迫于出版业的步履维艰，另一方面则是充分利用了作为现代传媒业的报纸的影响效应，知识分子写作对传达时代方针政策起到积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实现了延安主流文化的统合性效应，培育出想象的共同体，凝聚了社会力量，达到社会动员的目的。
这种凝聚作用在于将主流文化深入人心，激发自我的奉献精神，将个人生命安危置于集体主义的感召之下，需要各种体裁的作品来展示这种力量，取材现实并树立文学标本，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创作手法结成的文艺作品成为最好的呈现方式，“民族主义的文化产物——诗歌、散文体小说、音乐、雕塑——以数以千计的不同形式和风格清楚地显示了这样的爱。另一方面，与此类似的，表达恐惧和厌恶的民族主义产物却真的是凤毛麟角”
，延安时期对歌颂与暴露的严格界定就说明了这一点，对民众的歌颂以及对敌人的暴露才能在最大程度上表现强烈的民族国家意识，并能激发起一股民族仇恨和阶级的反抗情绪来。
延安文艺座谈会强调知识分子要与工农大众打成一片，参加群众生活，只有这样才能写出符合民众欣赏口味的作品来，在丁玲看来，“如果忘记了自己的文艺的任务，那虽变成了大众的一员，却也只能成为大众的一员，而不是一个带有特殊性的艺术任务的战斗员了。”
延安时期的革命思想是对法国大革命的承续。法国大革命对中国革命影响很大，中国借鉴法国的革命道路，法国大革命以暴力革命的方式摧毁了旧有的政治和社会制度，“1789年的革命者们所崇尚的统合性观念主要是针对政治领域。他们的主要想法是明确社会的统一和民族的不可分割。”
在延安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代表的主流文化以及渐趋形成的民族国家话语成为最主要的统合性观念，要求社会各界抛却个人主义，以及不和谐的思想情感，贯穿到集体主义的文化体系下，争取民族解放以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所以此时的文本不再以个人主义叙事为主，而是转移到民族国家叙事为核心，个人主义的文本成为延安社会革新的对象。在延安社会主流文化的规约下，作为边缘话语的审美个人主义话语，疏离于战争年代的核心话语系统。
战时环境下之所以特别重视文艺的功能，是因为文艺在革命阵营以及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之间发挥着自身作用，“文艺是革命的友人同志中间相互了解的桥梁，通过这样的了解，革命的营垒才更能团结一起。在今天，知识分子与工农中间的相互了解，是一个重要问题，需要文艺家给予解答。”
知识分子只有真正深入到工农群众的内心世界，在与他们的接触中进行生活体验，才能打破二者之间的隔绝状态，要写出表现民众新的精神状态的文艺作品，知识分子必然要进行一番思想情感转变。文艺的作用不仅体现在抗战民众的动员上，甚至引起了敌军的注意，据沙可夫回忆，“抗战歌声一直传到跑楼上敌伪军的耳朵里，也让他们得到‘欣赏’的机会，甚至有伪军偷偷地跑出来看我们演出的戏”
。所以要创作出符合抗战的新作品，对文艺创作主体的革新成为民族国家话语实践的首选。此时革命启蒙渐趋取代了五四时期的文化启蒙、思想启蒙，是对左翼文学、苏区文学的承续。
延安时期的文学与文化变革是民族国家话语对知识分子以及民间等话语的系统整合。这种话语形成的更替关系，总的来说是话语之间的转换，也就是存在不同文化场域中话语之间的承续性，从对话语的细致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话语形成规律，“在这些新规律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描述和分析连续性的、回归的和重复的现象。”
延安时期的民族国家话语某些方面是对文艺家个人主义话语的借鉴，二者同样需要建设一种新文化，区别就在于前者是在政治层面对文化及社会领域的全方位革新，而非仅是文化变革。民族国家话语不仅是一种言说方式，更是一种实践方式。在确立话语体系建设方略以及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目标之后，接下来就开始着手对文学以及延安社会的各种资源进行统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