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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社会进程追求现代化，民族国家意识不断强化，由此形成了朦胧的民族国家话语，倡导建立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文学方面则追求现代性，民族国家叙事也就成为宏大的叙事命题。延安文学时期民族国家话语逐渐成为重要的话语形态，是整合延安时期社会文化资源的指导方针，而这种典型的民族国家话语是在对五四文学、左翼文学、延安本土文学进行吸收与借鉴，传承与发展起来的。从晚清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新民说》《新中国未来记》等宣扬的“民族国家主义”开始，民族国家话语在五四时期出现了个人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危机，那时候盛行的无政府主义给人们带来了世界眼光，看到了民族国家的弊端，左翼时期民族主义被再次重视，阶级话语凸显，而随着抗日战争的出现，民族国家话语又回归公众视野，抗日战争是一场反对外国侵略的战争，救亡和启蒙并存，民族国家意识要在大众中普及并强化，民族国家话语体系要不断建设成为主流话语体系，对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与实践和对建立战时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期许成为时代的最强音。
延安时期面对文化贫乏的边区民众，如何普及并强化民族国家意识，怎样进行民族国家话语体系的建设，则是摆在党中央面前的首要问题，这就需要对此前文学话语体系进行传承与发展，同样需要借助文学的力量对延安本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延安时期文学配合了时代政策的宣传，配合了对社会力量的整合，参与了新的延安社会秩序的重建。
相对于延安本土文化系统来说，延安时期共产党的文化属于一种外来型的文化形态，要在延安本土立足，就需要与延安本土文化进行交流，并对后者进行创造性转化，使之适应战时的文化背景，发挥新旧文化的社会功能，所以这属于一种凝聚性与统合性的文化形态。在这种新型文化观的指引下，延安本土文化需进行内涵转变，剔除不符合新社会发展的文化流脉，其中不仅涉及文化系统的更迭，同样涉及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此消彼长的问题。延安时期的这种文化形态一方面要求组织内部文化的系统化规范化，另一方面也要将组织外的社会各阶层聚拢，整合民间文化、知识分子文化、媒体文化等各文化生态，达到战时语境下文化力量的协调一致。
中共中央经过长征的历史壮举，从异域开放空间来到陕北封闭空间，逐渐取得当地民众认可，文学成为不可或缺的环节，尤其是萌芽状态的文学样式深受延安当地民众喜爱，这是中央苏区文学传统的延续。相对于陕北地域文化来说，中共中央是作为一种外来文化承载者出现的，它的到来是对原有文化格局的补充，后来很快跃居为延安社会主流文化，推出新型话语体系，也就是打造民族国家话语体系统领延安社会各种话语，对文学、社团、媒体等进行一番改变。陕北文化以农民文化为主体，面对陕北地区文化水平不高、政治觉悟不强的工农大众，如何发挥文化优势，实现广泛的社会动员是当时所要考虑解决的核心问题。对群众来说，他们的评价标准体系是善恶标准和既得利益标准，而对时局的政党价值观念区分较少。同时群众中普遍存在着变天思想，如丁玲就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描绘出农民思想意识的摇摆性。如何摆脱农民思想的动摇意识，则需要文艺配合政策的宣传，深入到民众文化心理，取得广泛的文化认同。“在人类不能创造出新的力量的情况下，就只能通过组合并掌控现有的力量来维持自己的生存。因此，人类唯一的出路就是要将他们分散的力量联合成一个整体，在共同的目标下采取统一的行动，从而使自己强大到足以克服任何的困难。”
战争语境下，如何将松散的延安社会凝聚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发挥社会动员作用，才是迫切的任务。
红军长征的空间大转移使得革命转危为安，保留了革命的火种。作为一种新型的文化形态，其强大的凝聚力不仅表现在对组织本身的凝聚方面，也体现在对组织外社会力量的凝聚上，从组织自身的内部结构上看，凝聚力是通过对内部成员结构的重组优化达到的，“它正是通过其内部的一定的结构来形成不同程度的统一认识和统一意志，从而将其成员连接成为一个整体……内部结构首先是以一定的纪律为基础的组织系统，没有这一组织系统就无法达到意志的集中，从而行动的一致。”
这种组织系统表现为对组织成员纪律的严格要求，不扰乱当地民众的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以及对组织内部成员思想意识的统一方面，那时候推行的“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政策等严明纪律，加强了与民众的血肉联系，取得延安民众的支持，延安时期以整肃党风、文风、学风为基础的以达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目的的整风运动，则是加强组织内部凝聚的集中显现，推动了组织思想的统一，形成了建设性的文化形态。
同时，初到延安之后，政权如何稳固，如何建立属于自己的文化系统也是要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民族战争的重大问题上，共产党坚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了联合不同政治立场的党派共同抗日，走过了一条“反蒋抗日”“逼蒋抗日”到“联蒋抗日”的政治轨迹。“西安事变”的和平处理方式彰显出领导人的冷静思维和以民族大义为核心的价值观念，由此赢得了民心，让众多的仁人志士看到了民族国家的前途与希望。大批知识分子以及爱国人士纷纷不远千里万里来到陕甘宁边区政府所在地延安。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成立意味着新政权有了存在的合法性依据，这是在政治层面的认可。从中国历史的传统文化来看，民众是上层社会权力结构依托的重要组成，然而民众的政治意识相对淡薄，处于朦胧状态，如何让这种政治认可情感深入到民众中去，就要发扬宣传鼓舞性的文化传统，与民众的文化心理结构发生关联，团结民众一致抗日。在民族战争的契机下，同仇敌忾的民族文化心理和坚决抗日的姿态，维护民众根本利益的宗旨，赢得民众的支持，这种民族大义的彰显就变为对共产党的拥护，共产党在民族利益和政党利益两个层面获得了极大的认同感。同时，国民党尽管取得与共产党的再次合作，但由于政治本质和阶级立场的根本对立，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基本倾向没有变化，在统一战线中国民党屡次制造国共摩擦，掀起以“皖南事变”为代表的反共高潮，使得国共合作陷入僵局，尤其国民党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派兵围困陕甘宁边区，造成延安军事和经济困难，共产党不得不实行生产自救来度过困难的岁月，正是这次大生产运动，密切了军民关系，民众对共产党的支持增强，对国民党的反感更多起来。民众纷纷动员起来，以自愿自觉的方式支持民族战争。
延安在古代称为肤施。“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之际，延安只是西北荒漠地带的一个边陲小城，这里交通不便，到处是贫瘠和沟壑的黄土高原，当地居民多居住在窑洞里。同时延安还是一个历史文化名城，是历史上的军事交通要道，不仅是游牧民族征服中原地区的要道，也成为成吉思汗大军远征西安府的必经之路。延安是个理想的军事交通要塞，整个小城处于山谷中间，沿着延河兴建，城市狭长，道路狭窄，四周高山林立，人烟稀少，当地民众的知识水平更是接近文化沙漠，“当时贪婪的军阀强迫农民种植鸦片，最好的土地都种上了鸦片，一遇到干旱的年头，西北的主要粮食作物小米、麦子和玉米就会严重短缺。”
鸦片的风行使得粮食生产陷入困境，不仅腐蚀了他们的身体，更侵蚀了他们的精神思想，所以共产党初到延安之时，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兵力损失严重，面对外敌侵略，势必要壮大自身实力并动员民众。共产党来到这个贫瘠的黄土高原地区之后，在精神层面对民众来说是极大的鼓舞，要改变过去他们那种松散的精神状态，要用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滋养民众，以取得对抗战的支持。要实现这个目标，文艺的功用被重视，尤其萌芽状态的文艺形态，文艺要为抗战这个最大的社会现实服务，文艺配合着政党的方针政策，以一种通俗易懂的方式深入民众，启发民众。所以要从延安本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出发，尊重当地民众的风俗习惯和文化心理结构，深入挖掘本土艺术形式在组织民众中的作用。随着一系列措施的发布，凭借文学这一武器，社会风尚陡然一新。共产党来到延安的几年内，延安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面目旧貌换新颜，直到一九四四年的短短几年内，“他们已经掌握着三十万平方英里的中国土地，在那里居住着九千万人民，用来保卫他们的已经是一支拥有近百万的正规军、再配合这数目两倍以上的民兵的一支强大军队了。”
1942年国民党文人张道藩发表《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的文章，妄图在坚持国家和民族至上的原则的基础上，“建树独立的自由的民族文艺”
，但并不能掩盖其反动本质。中国左翼文人与其展开了激烈争论，在争论中将自身的政治立场摆到突出位置，使得当地民众对共产党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
同时，共产党进驻时的延安社会，总体而言是一个松散的社会结构，人口稀少，民众对家国一体的观念不强或者很少有，共产党要在此立足，团结广大民众进行革命和战争，首先要从陕甘宁边区着手建设模范性的边区政府，这样才能带动其他根据地的发展壮大。农民是抗战的最大团结力量，他们关乎抗战的成败，因为中国革命的问题就是农民问题，而农民民族国家意识的激发需要文化人的感化和熏陶，这就需要培养大批党的干部和文艺工作者，并深入农村进行社会总动员工作。文艺的位置凸显起来。然而初到延安之时，共产党的文艺事业是很薄弱的，尽管在江西苏区也有过文艺宣传，但能搞文艺的人员比较少，要大量吸收和团结知识分子。这是与国民党争夺知识分子的斗争策略，更是为以后的建国储备智识资源的需要。此外还应重视乡村社会的文化宣传，历史证明这种宣传作用巨大，“很简单的一些标语、图画和讲演，使得农民如同每个都进过一下子政治学校一样，收效非常之广而速”
。
一种新的文化理念和方针政策要让社会成员接受，需要与民族文化和民众接受心理相连接，这样才会产生广泛而持久的文化认同。而我们要理解一种新型文化的这种社会效应就应当将其放置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考量，中国文化并非是单一性的文化，相反，“中国文化是一种混合文化，其中伦理、道德、政治、社会、自然都融为一体，文化深入到心灵深处”
。而如何做到深入到民众内心，就要借助传统的伦理、道德等方面的力量。
延安时期的凝聚性文化形态从实质上来看是一种科学文化。它树立起鲁迅和新文化运动的先锋旗帜，团结了大批知识分子来到延安，并且对科学文化知识的运用是对民众思想启蒙的方式，只有改变民众的旧有思想意识，才能用科学文化填补旧有文化失落之后的空缺，并建立起一种新的文化意识体系，从这个层面来说，战时的科学文化不仅是先进性的文化，更是团结民众的不可或缺的力量。
法国大革命对20世纪的中国革命影响深远，“法国大革命可以被视为一个社会文化整合的巨大过程，通过1789年的‘反封建’爱国主义以及后来接受的雅各宾意识形态来完成它的诉求。”
抗战时期共产党对延安社会文化的整合与创造性转化是通过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价值观念来完成的，并且在对民族国家的诉求中完成对这种凝聚性的文化形态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