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延安文学是现代中国文学史进程上的重要阶段，它以鲜明的大众化实践品格和民族国家话语的建构为主要特色，尤其《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作为纲领性的文艺政策，其影响力直抵当代文学领域，“《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的完全正确，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
，周扬的一番话将延安文学放置于当代文学的直接源头的位置。纵观20世纪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史，延安文学具有极大的研究价值。
选取一个合适的角度切入延安文学显得尤为重要。《讲话》中提到了为工农兵写作，人民性和大众化问题成为《讲话》的核心，然而我在细读《讲话》时发现，作为文艺服务对象的工农兵，不仅仅是书写的对象，也是被革新的对象，他们也有瑕疵，他们也需要变革。而对文学的变革仅仅是延安时期主流话语实践的一部分，如何通过文学的力量来推行主流文化并变革整个延安社会，动员民众并启蒙民众政治参与意识，实现民族国家的独立才是最为主要的。所以本书的研究不仅仅局限在文学文本的分析范畴，而是将研究的视野放置到整个延安社会，从文学背后的话语体系建设入手分析，发现重建社会的战时奥秘。
抗战促成了中国文化中心的西移，由北京、上海等大都市文化中心转向重庆和陕北等中国内陆偏远地区，呈现出国统区和解放区两个文化区域，并与沦陷区和上海孤岛组成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化格局。偏安西北边陲的小城延安，随着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不仅成为政治军事中心也成为文化中心。解放区树立起五四新文化以及鲁迅的大旗帜，加之发布的一系列宽松文艺政策，吸引了一大批知识分子来到延安，他们怀着“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传统，来到延安感受到家的氛围，有重生的内心体验。但是此时的延安社会各界是初创期的大杂烩，需要一股强有力的中坚文化进行统合，这就是中共中央所代表的主流文化，民族国家话语的统合性特质在这一时期逐渐加强。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处于一个充满暴力与革命的历史时期，在这个特殊的时间范畴里，不仅局势动荡，而且还遭受着异国异族的入侵。如何取得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成为摆在各党派面前的首要问题。在现代中国的革命进程中，俄国革命以及法国大革命影响巨大。笔者在阅读法国学者皮埃尔·罗桑瓦龙得《法兰西政治模式》一书时候，对文中所论及的统合性原则充满了好奇，统合性不同于总体性，统合性是政治学和社会学领域的概念，而总体性则是哲学意义上的更高范畴。而好奇是伴随着疑问来的，那就是法国大革命进程中表现出来的统合性原则对中国革命的影响是什么，抗战时期的延安社会是否也存在统合性的趋向。通过对延安社会大量史料的阅读后发现，延安时期的统合性特征是比较明显的，总的来说就是一种话语体系建设的整体思想，在不断强化的民族国家话语的指导之下，展开了对文学以及对社会形态的变革，在文学与文化革新过程完成对延安社会各种力量的统合，以达到为革命战争服务的目的，而这种统合趋向所遵循的是延安社会主流文化精神，这种文化在形态上属于凝聚式的文化，延安时期主流文化是对统合性文化的对接，尤其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和延安文艺整风之后这种主流文化的凝聚性不断增强。
同时，围绕着这种凝聚性文化和民族国家话语，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接踵而至。延安时期这种主流文化是如何深入民众心理的，如何影响知识分子创作的心态，文艺整风期间对延安文学进行变革的背后有啥深层次原因，延安时期政治权力又是如何集中的，在知识分子政策上有何体现，延安社会形态以及发展模式对我们重建更为合理的社会能够提供哪些经验和反思的东西？带着这一连串问题，我展开了对延安时期政治史文化史等方面书籍的系统收集与阅读。通过大量阅读延安时期的报纸杂志、文学作品以及文艺理论方针政策，同时广泛查阅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涉及延安文艺的回忆录等文献资料，我认为延安文艺创作风格的转向与延安知识分子心态的转型，并非一场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和一个文艺政策的发表就能实现的，文艺界整风期间知识分子经历了复杂的蜕变过程，而对文学的变革是服务于对社会变革的总体要求的，延安时期的民族国家话语建设对延安文学转型有重要影响。
一个政党的思想、一种政治理念要在社会推行，仅依靠政治权力的高压是很难实现的，相反会出现叛逆性反抗的心理图示，这个时候文学就发挥了重要作用，文学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教化方式宣传了延安时期主流文化，使得政策方针制度和政治理念等深入到民众心理，影响民众对边区政府的情感和态度。所以，从人的心理层面和接受机制入手，将思想文化观念深入到民众心理，这也是大众心理研究的重要方面，所以对民众的心理结构和社会心态的分析也是本书的研究重点。
以延安文艺整风运动为界，延安文学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延安文艺总的来说，是相对自由的创作风气，知识分子初到延安，面对文学创作空间和时间的变化，他们的文艺创作并不成熟，依然延续着此前的创作思维和范式，较少有分量的作品出现，一方面抗战初期，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作家也如同战士们一样奔赴前线，有的以笔为战，有的投笔从戎，尽自己所能为全民族的抗战贡献力量，文艺形式要求短促有力，符合战时“宣传”工作需要；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大都是从重庆地区或东部沿海地区集结到延安的，面对着这样一个地处偏远、生活条件艰苦、生存环境和精神环境都发生变化的新环境，他们的创作势必会受到影响，这些外部因素深深影响到作家创作心态，并形成独特的心灵体验。后期延安文学出现大的转型，无论在创作心态、创作主题等方面都呈现与此前文学较大的差异，文学的转变配合了民族国家话语指导下的社会革新。
“话语”既是言说又是一种实践，延安社会开展了广泛而持久的整风运动，以达到思想统一的目的。其中文艺界整风对延安文艺的影响深远，民族国家话语的传播成为延安文学创作风向转变的关键点。所以对延安文学话语体系建设的研究对把握延安文学的发展走向具有至关重要的研究价值。而延安时期的民族国家话语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并非仅是在文学领域的一次变革，它的生成意义已经超出了文学价值本身，被纳入了统合性延安主流文化之中，是服从于抗战时期的阶级解放、民族解放主题的，并以达到全民的解放、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为旨归。这是战时文化观念的宏大理想。
延安文学是一种统合性的文学，要求取消民间的、地域的、都市、个人的文学的独立性，通过对文学的变革形成“方向”性的文学体系。从统合性角度来看延安文学，延安文学才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在一个大的社会背景下的文学图示，文学是为主流文化体系服务的，这种文学观念在特殊的战争历史情境下可以起到凝聚人心、社会动员作用。
本课题有以下几个研究价值与意义：
（1）本书认为话语体系建设是延安文学的核心命题，以往的研究多认为人民性和大众化是延安文学的核心价值所在，然而在笔者看来延安文学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文艺界整风前后文学形态和知识分子心态的差异，离不开对文学和社会的革新。延安文学话语体系建设不仅是对文学本身的变革，也是对文本外整个社会形态的变革，并以此考察文学在社会进程中的作用，本书将系统考察延安时期文学变革的总体面貌。近几年延安文学成为研究的热门，尤其《讲话》发表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各文艺杂志和学术刊物设立纪念专栏并刊发了相关论文，掀起了延安文学研究的新浪潮。而如何选取一个较好的角度切入是一个需要深思熟虑的问题。延安文学的民族国家话语体系建设与实践是延安文学对五四文学、左翼文学、地域文化等各方面的吸收与借鉴，从这一个点可以带出整个面，从细部入手达到窥探延安时期文学转型的目的与轨迹。对延安文学的研究离不开对原始史料的占有，所以对民族国家话语与延安文学关系的研究也是一个爬梳和整理延安文学史料的过程，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是打捞和抢救延安文学史料的系统工程。
（2）本书选取统合性为一个研究的角度切入延安文学，以一种更为细致的方式考察主流文化与文学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延安文学对社会各文化生态统合的反映状况，进而探寻延安文学创作转型的历史文化动因。20世纪80年代在“重写文学史”大浪潮的推动下，学界开始了对延安文学的再解读阶段。唐小兵的《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增订版）《英雄与凡人的时代：解读20世纪》，李杨的《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等著作
从不同侧面对“红色经典”作品进行着知识考古式的分析，并建立在大量史料基础上得出文本细读的真知灼见。90年代以来对延安文学的研究进入了多元化时代，一方面得益于新的文学批评方法和新的文学研究视角的引入，另一方面是研究者本着“回归历史的本真”的意图，力图深入挖掘延安文学史料，从文学与文化的角度建构起了一个丰满而立体的延安文学图景。但我认为从审美等角度对延安文学的解读尽管丰富了研究视野，却又会在另一个层面上造成对延安文学本质的遮蔽，所以我们应当正视民族国家话语对延安文学的影响，寻求趋向历史真相的可能性。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延安文学话语体系建设，在这一历史时期话语体系建设的重点是建构民族国家话语，其中民族国家话语与延安文学的关系问题是本书研究的核心，而统合性则是本书的一个研究视角，战时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延安时期文学话语体系建设所要达到的一个重要目标。现对该研究对象所涉及的相关概念做如下界定：
（一）延安文学
对延安文学的界定，学术界众说纷纭。刘增杰的《中国解放区文学史》在分析时认为解放区文学应当包括“抗日根据地文学和解放战争时期文学”
两个板块，这是学术界的公认，没有异议，他对解放区文学的地域界定，用的是大的解放区概念，囊括了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以及之外的东北解放区、晋冀鲁豫解放区等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笔者看来解放区文学是延安文学的放大，二者并不能等量齐观，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地域是延安文学的生发地，而其他根据地则是延安文学的辐射地，前后有影响和接受的差异和错位，比如《讲话》最初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对延安周边地域的文学影响广泛，而其他地域的文学创作观的转变却是滞后的，在《讲话》的传播和接受方面会与原先的有种种差异，再者延安时期的整风运动主要集中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这一地域的凝聚性文化氛围最为浓烈，这一社会心态转型的关键时期是本书考察的重点。
从时间上来说，在文学研究界，艾克恩主编的《延安文艺史》以1935年10月至1949年9月为时间划分，从四个时期加以论述
。而袁盛勇则认为“延安文学史形成的开端自有其富有标志的文学事件，这个事件乃是‘中国文艺协会’于1936年11月22日在陕北保安的成立”
，这是他认为的延安文学的上限，这是从文艺生发的典型性事件来阐述的，然而每种划分总有其缺憾，共产党来到延安之后不能说就没有文艺生发的迹象，尽管没有轰轰烈烈的文艺运动，但延安文学一直是在积聚中前进的，且延安文学的直接源头是苏区文艺。贺志强等学者则认为，“延安文艺，是自1936年7月至1948年3月10余年间，在以延安文艺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进行的一场规模空前、关系复杂的文艺运动。”
历史学界关于“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
的表述被视为主流界定，指的是中国共产党于1935年10月长征胜利进入陕北，直到1948年3月因胡宗南进犯延安，党中央东渡黄河撤离延安这一历史时期。
本书认为延安文学的时间界定也应当与从党中央进出延安的十三年相吻合，此时期的文艺也被称之为“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文艺”，且在空间地域上来说主要以延安为中心辐射至与延安地域贴近的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为考察对象。这样的划分不仅为了本书论述的方便，也是契合历史史实的，本课题不仅考察延安文学的转型轨迹，而且要分析延安社会变革和文学转型的复杂图景。民族国家话语体系建设之下，此话语指导的延安文学研究则主要以延安文艺座谈会和文艺界整风为关键点前后的文学和社会为主要分析对象，正是有了延安时期的文艺座谈会和整风运动才开启了一个变革之风盛行的时代，呈现出在统合性主流文化凝聚和教化下的立体的文学和社会革新景观。
（二）话语体系建设
话语体系建设是近几年学界研究的新的学术增长点，在思想政治、生态文明、跨文化传播等领域研究的学术成果较多，从研究实践来看，主要有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中国国家传播话语、中国对外话语、外国文学研究话语、生态文明话语、外交话语、民生话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话语等话语体系的研究，相关研究丰富了话语体系建设研究的内涵，主要侧重考察某种话语体系产生的思想渊源、现实依据、发展历程、话语特点、传播途径、价值意蕴、实践反思等方面。从话语体系建设的角度研究延安文学的论文和专著相对较少，这成为本课题研究的一个创新之处，本书从话语体系建设方面系统研究延安文学，从话语体系的传承与发展，话语体系建设中的个体书写、新型集体意识的觉醒，话语体系建设后的景观形成等方面展开，力图展现延安时期文学话语体系建设的复杂性。
（三）统合性
“统合”一词属于法国社会学家埃马努埃尔·约瑟夫·西埃耶斯的自创，在他看来“人们通过联合过程组成一个真正严密的整体”，所以“统合”一词指的就是“一群个人‘组建民族’的运动过程。”
统合性也被翻译为整合性，整合性是社会学的概念，西方社会理论家斯宾塞、涂尔干、韦伯、帕森斯、哈贝马斯皆提出过整合观念，归纳起来可分为文化整合与社会整合，同时研究学界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此不一一列举。
本书提到的“统合性”概念，主要基于法国学者皮埃尔·罗桑瓦龙在论述法国大革命时所做的解释和理解，统合性主流文化是一种源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文化模式，总的而言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统合性，它有三种表现形式，即作为社会形式的统合性，作为民主品质的统合性以及作为调控模式的统合性，分别对应着大一统原则、即时性原则以及法律至上原则。“对中间体的排斥和对单一社会的向往从一开始就是革命政治文化的主要特征”
，特殊性成为统合性的最大障碍。对延安社会来说，正是由于统合性的凝聚性文化的存在，这一时期的文学逐渐摆脱自由主义发展的方向，文学首先被要求改变，经过一番“脱胎换骨”的革新被纳入延安时期大的历史背景下的主流文化运行轨道，继而以革新的文学形态配合对社会的变革，达到社会动员的目的，通过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设成战争语境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一）研究现状
延安时代是一个文学方面话语体系建设与实践突出的时期。针对五四新文学的所存在的以西化为追求、全盘否定传统文化且在追求文学现代化的路径上以一种先锋的姿态进行启蒙工作、造成了局限在狭小知识分子范围内的文学格局、与民众产生了较大的隔膜的现实状况，延安时期凝聚性文化的统合性增强，对五四新文学进行全方位的变革，突出表现在对人的再造，尽管这在五四时期就是一个核心主题，但此时是以新政权下的新人歌颂取代五四时期的暴露批判；以对传统文学样式的极力推崇取代一味对现代小说叙事模式的热衷；以对家庭的革命性介入和战时重组取代传统血缘伦理意义上的家庭；以对知识分子的整风蜕变取代只针对农民的国民性改造。总之，延安时期开启了一个全面变革的文学时代。学术界对延安文学革新方面的直接研究和关联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在这里笔者打破历时性的分析归纳法，分别从以下几个角度论述。具体如下：
（1）关于延安时期作家创作转向的研究。延安文学研究中有不少涉及文学变革的文章和著作，它们大都以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以及延安文艺整风为分界，分析某一作家的创作和思想风格转向问题，如对延安时期的“何其芳现象”“丁玲现象”“周立波现象”等热点领域的研究方面，大都将他们的转向归结到意识形态，揭示延安变革的文学内涵。贺桂梅的《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一书的其中章节以丁玲为个案，分析她在延安文艺整风前后与革命政权要求下的文学体制间的冲突与缝合。佘丹清的博士论文《周立波新探》其中的章节探讨的是周立波的转向问题，论述周立波如何从一名具有浓郁西方文学修养的作家如何一步步转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家的
。他们在探讨延安作家创作转型原因时，延安文艺整风对作家的规约成为绕不过去的历史存在，然而仅作为某一个案来考察，并没有对知识分子群体蜕变的全局性考察，同时从作家心态以及作家精神气质方面分析较少，这应该是考察作家心路历程的重要角度。
（2）关于1942年延安文学的研究。1942年成为延安文学研究中一个绕不过去的年份。这一年不光在文学界，甚至在延安整个地域进行了广泛的整风运动，整顿党风、学风、文风，改变了此前不符合规范的异质性文化。胡玉伟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一九四〇年代的文学转型》一文，认为“《讲话》赋予文艺以改造历史的任务，将其纳入历史创造的实践活动中，从此文艺不再仅仅局限于‘文化革命’范围内与旧世界的对抗”
，突出的是延安文学的“实践”性的品质，但对文学如何被变革的复杂过程并没有揭示。李书磊的《1942：走向民间》一书，以文学史上重要转型期的1942年为论述对象，论及纷繁的延安文事，并揭示出延安文艺整风的精神实质，认为可把“文化的实用性与集中化要求看作一个有能力实现社会整合的政党在其革命过程中必然具有的严厉本性的一种体现”
，并从文学史与作家生活史结合的路径来写作，是一种新的文学史体例的尝试，引起很大反响。
（3）关于延安时期伦理以及话语变革的研究。文贵良在《话语与生存——解读战争年代文学（1937—1948）》一书中，从话语生存论与战争年代文学关系入手，分政治话语、大众话语以及知识者话语三个方面分析，其中的章节涉及文学变革，如以被改造的政治来解读民间，悉数秧歌改造的特征等方面，并认为“改造，就是知识者的同化之路；同化，就是知识者的存在之状”
，但本书对变革的书写是服务于作者的理论体系建构的，况且在论述变革的时候也只是提及了相关的几个方面，所以给笔者留下了很大的阐释空间。孙红震的博士论文《解放区文学的革命伦理阐释》，以革命伦理为视角分析它是如何进入个体叙事、身体叙事、情爱叙事以及家庭伦理叙事的，并如何用一种新的伦理观念来批判和颠覆旧有的伦理秩序的，尽管没有明确指出延安文学变革的实质内涵，但革命伦理对解放区文学叙事的影响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可借鉴的路径。
（4）关于延安文学样式转变的研究。吴道毅的专著《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新英雄传奇小说研究》，以在20世纪四十年代中期民族抗战的大背景下诞生的新英雄传奇为考察对象，认为新英雄传奇尽管总体上以回归民族叙事传统为旨归，但并非照搬传统，而是融合了中国新文学以及外国文学的发展经验，“对传统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造，在改造的过程中，力图创造新的民族形式，使古典小说的艺术传统向现代发生创造性的转化”
，谈及的是对旧形式的转化与利用问题。傅宗洪的《延安时期民歌改造的诗学阐释》一文，从文学趣味、诗体样式、文本语言等三个方面来窥视延安时期民歌改造的探索之路，认为“它以对‘本土’与‘歌性’的倚重显现出异趣的诗学观而构成了中国现代诗学的另一种价值向度”
。李洁非和杨劼的《解读延安》一书，提出了延安文学的诸多问题，尤其在论及“延安体”上见解独到
。总之，他们的研究从具体的文学内部入手，从内部研究上取得了很大成绩，然而文学研究的内外结合可以让我们更好地把握延安文学发展的历史脉络。
（5）关于延安文学体制与意识形态的研究。近几年延安文学硕博论文中涉及文学转型的论文不断涌现，赵卫东的博士论文《延安文学体制的生成与确立》，围绕着延安社会战时民主观与延安文学生态、延安文人的话语危机以及《讲话》对延安文艺政策确立的重要性方面论述。袁盛勇的博士论文《宿命的召唤——论延安文学意识形态化的复杂生成》从延安文人心态、鲁迅传统、集体创作等角度展开，认为延安文学是一种“党的文学”。黄科安的《延安文学研究》一书，从延安文人承担的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本土话语体系的时代命题入手，以作家个案分析切入延安新的意识形态生产复杂性
。他们的研究与笔者的研究方向切近，然而笔者是从延安主流文化统合性以及民族国家话语角度论述，在此基础上揭示出延安文学转型背后的权力集中机制，而他们在具体阐述文学转型的角度方面还有更深入挖掘地方。
（6）关于延安文艺整风的研究。延安文艺整风是延安知识分子心态转换的重要环节，如果说《讲话》为延安文人蜕变指明了方向，而延安文艺整风则是这种蜕变的具体实施环节。朱鸿召的《延安文人》，从知识分子的视角切入对延安整风运动的梳理，认为在整个20世纪的所有潮流运动中，“组织最严密，程度最烈，声势至大，影响至深的，不是发生在城市里的五四文化运动，而是出现在黄土地上的延安整风运动”
，整风运动给知识分子带来挥之不去的“精神清洁”记忆。高新民、张树军的《延安整风实录》，从延安的政治局整风、学风党风文风的整顿方面系统展现延安整风的复杂面貌，第六章专论文艺界整风，认为“延安文艺界的整风不仅在党领导的文艺运动史上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思想革命运动，而且在当时整个运动中，也是有代表性”
，肯定了文艺界整风的巨大历史作用。张志清、孙立、白均堂为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编著的《延安整风前后》，属于《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丛书》系列之一，以伟人的视角看延安整风的前后过程，从思绪如潮、窑洞明灯、春雷声声、治病救人、走向辉煌、永载史册等六个方面来展开伟人的延安之路。许志英、邹恬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主潮》一书第四编为延安文学（1937—1949）部分，作者从文艺整风入手对延安文学题材与主题以及民族化与现代化关系方面有详尽的论述，该书以专题的形式切入中国现当代文学，认为延安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间有一个启蒙与被启蒙的转换问题
。按照中央工作分工，延安文艺整风由毛泽东负责，所以对延安文艺整风的研究也就包含了对延安时期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考察，恕不再单独列出。这些著作的问世，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认知领域，对了解延安文艺界整风的复杂图景以及知识分子的蜕变历程具有重大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7）关于延安文艺回忆录以及延安史料的挖掘。丁玲1982年发表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以自己的切身经验讲述了座谈会前后思想的变化。灰娃的《我额头青枝绿叶》用回忆录的形式写作，她在少年时代就进入延安学习与生活，该书以少年视角窥探出延安时期文化变革的复杂性和给少年心灵上投射出的心理变化，以解释当时战时文化生活给民众生活造成的紧张感。茅盾的女儿沈霞曾在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学习，由她写作、钟桂松整理的延安生活日记《延安四年》（1942—1945）以日记体的形式展示了主人公在延安时期学习以及大生产等运动中的内心感受，是以个人视角了解延安整风和知识分子蜕变的重要史料。另外艾克恩编著的《延安文艺回忆录》以及朱鸿召的《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等著作，从回忆录以及史料方面为我们认识知识分子的转变之路和延安时期的历史文化生活提供了一扇窗口
。
在总结前人研究基础上，延安文学研究需要继续深化的地方在于：
第一，尽管延安文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对延安文学话语体系建设的研究比较零散，没有一个全方位展现延安时期文学文化与社会转变的图示，这是本书要深入探讨的。
第二，尽管有学者尝试用文学体制以及意识形态角度切入对延安文学话语的研究，但并没有真正揭示延安文学的精神实质，战时背景下的民族国家话语应该是延安文学形态发生发展以及文学转型的现实依据。
（二）研究思路
延安文学话语体系建设研究，重在研究战争背景下的民族国家话语体系建设，话语建设遵循的是逐渐强化的民族国家意识并对民族国家话语体系进行总体建设，对知识分子等个体话语进行引导，力图建设成战争语境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为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而服务。文学参与这一过程的建构，或对其进行形象化书写，同时这种话语体系影响到文学的形态变化和社会的进程走向。
首先，要对延安文学及延安社会进行革新和统合，首先要确立起一种革新的依据，也就是要考察民族国家话语在延安时期的产生过程，其生产机制是复杂的，通过对延安时期知识分子政策的爬梳我们发现，其中包含延安主流文化与文学家在话语方面的对立，最终党中央的主流文化和民族国家话语不断强化，影响到延安时期的文学话语选择。而对延安社会进行变革的重要原因在于，党中央来到延安之后面对的是一个松散的社会秩序，要加强社会各界力量的集中，并在此过程中推行凝聚性文化以达到社会动员和民族解放的目的，势必要继承此前文学发展阶段的民族国家意识，使之发展成为延安时期的主流话语体系，在此基础上对延安本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这种“抢滩登陆”式的文化整合难免造成知识分子群体的整体失势。
其次，在确立文学文化变革的依据之后，也就是在民族国家话语体系建设中，要对与主流规范疏离的文化形态和社会力量进行系统整合，变革的对象包括个体、集体等方面，要取消其发展的独立性，进行主流文化的统合。本书通过找寻文本中涉及思想蜕变的人物形象，梳理其精神气质变化的缘由。在对蜕变对象进行革新实践的时候，着重考察民众在伦理观、文化心理结构、社会心态与世人心态等方面的变迁过程，通过对民众心理的系统梳理，可以窥探出延安主流文化如何被民众接受的复杂图景。凝聚性文化在对民众进行政治文化启蒙的时候，充分重视到民众的接受心理和习惯、地区差异以及文化传统，而本书的研究以回流的方式追本溯源或许可以通达战时文化形态的传播机制。
最后，民族国家话语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对文学产生巨大影响，革新之后的文学创作思想、文学叙事模式以何种样式呈现于世人面前，蜕变后的知识分子呈现出怎样的精神气质，变革后文学的主题有何变动，延安主流文化集中态势如何在文学文本中彰显，这也是本书要深入探究的，力图对转型后的文学景观有个宏观的把握。除此之外，从对延安文学的总体观照入手，以揭示延安时期的民族国家话语体系建设对十七年文学的影响，二者无论在知识分子批判、文学主题以及精神资源方面都具有承续性。
（三）研究方法
针对延安文学话语体系建设研究的现状与局限，笔者认为，对延安文学话语体系建设的考察是分析延安文学转型复杂动因、洞见延安社会格局本质秩序的重要环节，是直接对应主流意识形态叙事的文学事象，是透视延安社会复杂格局以及统合性主流文化的时代性表征。所以本书将该选题置于中国20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的特殊文化语境中考察，力图全面地展现出延安文学转型以及社会变革的总体面貌。本书的研究在具体分析上做到文学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相结合，回到原始报刊、回忆录、内部资料等文件里寻找当年延安社会发展和文学变化的轨迹，不仅从文本中爬梳延安文学变革的渐进过程，而且从延安社会格局的大背景下系统分析文学与社会间的互动。
本书涉及文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知识。针对本书的交叉性特点，本书拟采用社会历史学批评方法，兼顾政治史、心态史、文化史、大众传播学等观点，力求在一个相对阔宏的架构上，通过对原始资料的深入研读与细致整合，力求客观公允地考量延安文学话语体系建设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