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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是战时宣传、启蒙、教育的自然选择，这由文艺本性上天然的优越性所决定。在大西南的宣传、启蒙运动中，广大下层民众开始成为文艺的读者、受众，但由于当时社会中农村的迟滞、闭塞，文化上几近真空，故民众识字率颇低
。针对该现状，就需要找到一条合适的途径与形式，去承载那些民众急需的“现代”内容。
实际上，改变人们思想意识应属理性认识范畴，最有限的形式自然是（战时在知识者们之间流传甚广的）社科类书籍或小册子，如《大众哲学》《联共党史》《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但这种理想形式有其前提，及受众需受过相当教育、有相当程度理解能力，于是只能对具备现代文化基础的知识者才能奏效，无法作用于下层民众。以农民为主体的下层民众，基本没受过教育，识字人数较少，（封建）传统意识既陈旧又浓厚，常常对那些在知识者看来是几乎常识的名词、事物都极为陌生。
1938 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曾召开过一个《怎样编制士兵通俗读物》
的座谈会，与会作家结合自身的实际工作经历进行交流，其中谈到很多细节，典型地反映了农民的观念意识及其理解程度，与现代文明之间的遥远距离。徐炳昶举了个例子，谈字汇和字汇所传达的观念要能渗入大众生活的重要性。如“送一封信”能为大众所懂得，而“传达消息”大约还能懂，但若改为“传递情报”这样的表达许多人就不大能懂了。老向也提及以往流行在知识者之间的歌曲，在乡下却一点效用都没有。如歌词“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老百姓不懂“奴隶”是什么，所以他们在金华的下乡宣传以失败告终。柳倩也认为在面对以乡民为主的对象时，知识者若用从前上海亭子间想出的文字，是难免要碰钉子的。比如“饥寒”二字农民就不懂何意，而改为“饿肚子”“挨冻”就明白了。亚平也举了个事实，即哑剧在乡村的效果相当不错，倘是话剧，要用国语演出，就往往为观众所不懂，而哑剧纯粹用动作表现，反而大家能够看懂。以上所举事例，主要现代新字句不能为乡民理解所造之困难，但问题常常并非仅体现为字汇，而是其背后所代表的文化与文明。上面的故事就颇能展现内地乡民与现代文明的巨大隔阂：一个卖汽车的到乡下宣传，说了一大堆汽车的好处，之后让大家提问，农民却反问他，没有牛拉，汽车怎么会走？内燃机驱动的汽车是现代工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旗帜，而农民的思维、观念则仍处于以“牛耕”为典型代表的农业时代。
人们常说，“语言是思维的外壳”。语言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符号系统，每一个词语、概念背后，都有它所要传达的内容及对象，而这些内容、对象都从属于更深的现代知识体系、文明体系。民众所不能了解的，从根本上说是这些知识与文明，“字句”只是其表现形式而已。另外，知识分子的主观嗜好、习惯、思维方式、表达方式，都会给宣传、教育过程中带来意想不到的障碍。田汉举出他亲历之事，在长沙宣传时有许多标语，用美术字来写；可乡下人连正楷字都认不清楚，美术字就更加难辨；但知识分子这样做其实往往出于下意识，觉得不用些美术字就不过瘾，似乎就不能满足自己。于是，在下意识满足自己口味的过程中，就为宣传、教育工作设置了障碍。老舍也认为许多作家身上还留着浓重的欧化、唯美倾向。诸如类似“老舍的眼光投了一个弧形，心中起了微茫的伤感”的句子，从艺术、美感的角度看颇能投合文艺家的胃口，但这样的句子，在当时“连初中程度的学生也不见得十分了解”，更遑论劳苦大众了。
郭沫若就提到过，现代中国的新文艺虽然已经十分欧化、西化
，但是相比其他的知识门类，文艺还算是最为“中国化”的：
凡中国近百年来的新的事物，比较上“中国化”了的，还当推数文艺这一部门。其他多半还是直接使用舶来品，竟连《中国社会史》之类还在使用东洋货。就拿自然科学来讲吧，高级一点的学校都还在使用外国教本，且以使用外国教本为荣，各项部门的术语学名都还没有译定，或者也竟直接使用东洋货。和这些比较起来，文艺不能不说较胜一筹的。
因此，在启蒙、宣传运动中，由于其受众、对象成了以农民为主的大众，故采用较为“中国化”的方式才能为他们所理解、懂得和接受，才能在事实上发生效用。既契合民众心理上被野蛮侵略激起的反抗、觉醒、求知欲，又把民众身上散落的自发力量调动、激发、组织起来，使之转化为“抗战建国”之力。既然文艺相对而言还较为“中国化”，便自然成为宣传工具中的重中之重。
试看下面的王季思创作的《抗战军歌》：
好男要当兵，好铁要打枪；
当兵上前线，拿枪打东洋；
一枪打一个，两枪打一双；
中华有男子，中国永不亡！
歌词形式上采取了中国传统的五言诗格式；音韵铿锵、流畅，语言上相当口语化，通俗易懂；更重要的是，其内容能鼓励入伍抗战，明显有破除中国传统意识中“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之观念。而老向所做的诗歌更是通俗：
小日本儿，不讲理儿，
偷东西儿，赛耗子儿。
我是狸猫捉耗子儿，
我要当兵打日本儿。
这篇作品模仿民谣的形式而作，利用口语中常见的儿话音押韵，既诙谐幽默又朗朗上口，利于传唱，但传达的内容主旨却十分明确、清晰。在众多智识低下、文盲众多的民众当中，这样的作品反而因为能够被人们听懂、接受而产生较大影响。地方上也有许多民谣亦发出召唤民众抗战的呼声：
送郎送到门外头，
郎的眼睛大如牛；
问郎在恨那一个，
恨的日本贼骨头。（贵州民谣）
月亮出来月亮黄，
日本鬼子好猖狂；
与其留着来等死，
不如送郎到战场。（云南民谣）
接下来，需要从文艺在宣传、启蒙中的天然优势，展开分析。譬如哲学、历史、社会学等知识门类大都诉诸人的理性，虽然在思想、认识、理论的深刻程度上较有优势，但其对象只能划定在受过良好教育、有一定知识基础的群体。而文艺形式则运用感性、形象、寓教于乐之方式，用生动活泼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去表现所要传达的抽象内容，激发人们共通的情感。哲学家贺麟在抗战时期也大力提倡民众宣传、教育，有一篇文章的题目就是《宣传与教育》。文中贺麟先指出以往士大夫阶层对宣传的鄙视与轻蔑，追溯了宣传在西方源于宗教的历史，并认为在近代世界以来，“宣传成为任何大众化或社会化的运动所不可少的凭借。近代社会化的运动，也可以说是一种扩大宣传的运动”
。贺麟把宣传的性质看成是，“由少数人的‘知识’，过渡到集体的行为的一种媒介，也就是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引起社会广大的运动，在多数人的行为上，发生伟大的影响所必须经历的过程”。
并且宣传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将高深的通俗化，将复杂的简单化，将系统的直切化”，而要达到这一目的，这需要做到：
宣传的方法，需要艺术化。诗歌戏剧图画种种的表演，都是宣传决不可少的条件。宣传的方法是拿真挚的热情来感动人或感化人。枯燥乏味的宣传，纯粹注入式的宣传，宣传者本身就感觉勉强，听众自然更感觉无味。不过我们说宣传要艺术化，并不是说艺术应该宣传化，或说拿艺术来做宣传的工具。我们只是说宣传应当受艺术的陶冶以感人于无形。这样的宣传，才能给人以具体美化的印象，而不只是呐喊些空洞抽象的口号，以引起旁人的反感。
这是从哲学家视角，就文艺的本质特性得出的认识。前面提到过就影响、改变人们的思想、立场而言，或许社科类读物能起到更为直接、有效的结果，事实上在战时知识者中间也确实发生了很大的效果。但抗战时期整个国家面临的历史任务，是要找到一条“抗战（民族独立）”“建国（现代化）”的道路，故不能无视占中国人口 80％以上的农民。发生在大西南的文艺运动，就是这一历史使命的最重要承担者之一，它要起到宣传、鼓动、启蒙的效果，就只能采用广大民众能够接受的方式去推进。而文艺诉诸人的情感来发生效用，由于情感、感性的形象与美感皆为人类共有，即便那些不识字的人们（甚至对许多没有文字的民族）亦能领受；它影响人们的方式是“感动”“感化”与“陶冶”，包含着某种趣味性，不像某些“空洞抽象的口号”，既“枯燥乏味”，又较难理解。
其实，在面对知识贫乏的农民之时，文艺在启蒙、宣传时的效果一直都是最为突出的，这既由文艺的特性所决定，又在实践中体现得最为显著。比如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的乡村建设运动潮流，晏阳初等领导的“中华平民教育总会”是其中重要的一支，其乡村建设理论中有“四大教育”“三大方式”之说。而“四大教育”构成其乡村建设的主要内容，包括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其中的“文艺教育”一项颇为引人瞩目，它包含两方面内容，即文字教育和艺术教育两部分。文字教育是为了获取知识，而艺术教育则是利用文学艺术的特性达到文化教育之目的。“文艺教育就是以文学艺术为工具，逐渐培养农民的文艺兴趣。使他们能在欣赏文艺时见到民族精神的伟大与无限的前途；更要他们能取得现代的科学知识，使能适应现代的生活，所以文艺教育的目的是文化教育。”
可见，即便是以改造乡村为宗旨的乡村建设运动，文艺也因其感性、直观等特征而被视作有效的教育工具，文艺教育的最重要目的不在文艺本身，而在于由文艺承载的“民族精神”“现代的科学知识”等，以期适应现代的生活。
“平教总会”推行的艺术教育，以图画、音乐、无线电及戏剧教育为具体形式。这四种形式都充分利用了直观、直感教育的特性，其中晏阳初尤为重视戏剧，认为戏剧是培养农民知识力的一个“有效的方法”。“他不同意那种认为唱戏听戏是公子哥儿的事，毫无教育作用的观点，而认为戏有很大的吸引力、感染力，能使人于娱乐中不知不觉地接受教育，并且可以打破文字障碍，所以是最理想的教育方法之一。”
其实，在漫长的传统社会历史中，农民价值观的形成大都来自乡间的戏曲、说书等说唱型娱乐节目。晏阳初看重的正是文艺的这种潜移默化“寓教于乐”之力，且文艺形式可跨越文字之障碍，此亦是文艺在宣传、教育中的一大优长。“平教总会”在定县建设中大力发展戏剧实验，不久，熊佛西发现了一个奇迹，“一般农民对于话剧的兴趣非常浓厚，便自动地起来组织剧团，演戏给他们自己看”
。可见，农民识字率虽低，但并不说明他们没有感性的欣赏、领悟能力，而其智识低下也主要由于没有得到受教育的机会，不能说明其禀赋便天然的愚昧、低劣。
所以，抗战时期大西南的宣传、启蒙运动，选择以文艺为主要形式，有其内在必然性。众多新名词、新知识、新观念如果直接抛给民众，常常令其摸不着头脑，但如果用文艺的方式将它们排演出来，则因其生动、形象、直观而迅速被他们领受。比如“活报”这样一种戏剧形式，原本来自苏联，曾在唤醒民众、建立集体农庄的群众运动中起到过极大影响：
“活报”是戏剧中一种轻骑式的短小杂剧，内容包括唱歌、对白、舞蹈、演说，并且配有音乐；由一群天真活泼的小孩子表演，做得非常有趣。“活报”的任务是随时以趣味的方式报告新的社会情形、政治消息、学术思想，和“报告文学”具有同样的性质和优点。它不需要布景，不用特别的衣饰道具，处处可以因环境之需要而演出。用筷子敲饭碗，用锯子代替梵亚林，用洋铁罐作鼓，用木棍击破缸，可以配合一组很齐全的音乐队。在秋收的农场上可以出演，在盛大的会场中也可以出演，把新的内容用土语灌入当地最流行的歌调中，所以，很容易流行普遍。
“活报”这种戏剧形式简单、灵活却又生动、活泼，很适合在农村进行宣传，在战时大西南的文艺运动中被广泛采用，其任务在于“报告新的社会情形、政治消息、学术思想”。而如何传达这些内容，此处特举一例。“联合战线”这个名词对于普通的乡下百姓而言，较为陌生，但“联合战线”所蕴含之内容却至关重要，急需在民众间宣传普及；而“活报”剧则用一种十分简单却又形象的方式，就能使不识字的乡民了解其基本含义。如在一幕叫作“联合战线”的“活报”中，“启幕时为一个某某人分头向几个兄弟挑拨，令他们互相打架，一等到兄弟们打得你死我活时，夺取他们的家产。后来，大家发现某某人和汉奸的阴谋，才知被骗了，拉起手来接成‘联合战线’同打某某人”
。
文艺正因其特殊的表现方式、传达形式，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刻被赋予沉重的历史使命。而其自身，亦不负时代，在“抗战建国”的宣传任务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总之，文艺通过启蒙、宣传的方式唤醒民众、组织民众，既提高了群众的救亡热情，又通过思想改造的方式完成广大基层民众的初步“启蒙”，为此后的基层改造（如土改）工作及现代化建设打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