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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南文艺大众化运动的主体是农民，宣传对象是下层民众，但首先需要澄清的是，为何战时以文艺为主要形式的宣传活动是一种历史的必要，此中有何较为深层的社会文化因素？
中国传统的“四民社会”结构形态，士为四民之首，在朝为大夫（官僚集团），在野为士绅（地方精英），秉持共同的（以儒家为核心）文化价值体系，将社会连接为一个较为松散的社会模式，与西方近代以来的现代民族国家迥异。接受新式教育的知识者们，对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现代国际格局较为熟悉，而那些绝大多数没有机会接触现代教育的民众，其头脑中古老的（通常是模糊的）“天下”观念已经松散、渐变，但对于现代的国家观念、世界格局仍较为陌生。甚至，内地民众不仅对国际世界陌生，而且还保留了相当程度的“乡土”性，即费孝通所指出的礼治秩序、无为政治、长老统治、血缘与地缘等特征
；由于大体还生存于这样一套社会系统之中，他们往往还只知一隅而不知全局、“只知有家而不知有国”。此种前现代状况，致使中国社会无法迸发出现代社会高超的生产效率和组织能力。因为前者个人效忠的对象仍旧是家族、宗族、地方社团等（主要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群体单位，而后者每个人都直接面对国家、以国家为优先的服务对象。
于是，在很多情况下，民众对外来侵略者的态度可能较为麻木、漠然。如邱东平在其小说《武装的整治工作队》中，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被占区中的人民，并不全是了解自己的地位，有着高度的抗日情绪，积极参加抗战的标准人民，还有少数是做着他们苟且偷安的迷梦，以为敌军一来，如果不和他们反抗，好好地接待他们，便能免受涂炭。乌溪人起初也是这样苟且偷安的一群。在黄池被焚的前后，有一天日本兵到来了，在绅士保甲长们的领导之下，乌溪人完全做了日本“皇军”的顺民，他们排列在河岸上欢迎日本兵。绅士保甲长拿着日本旗子，小孩子拿着香，像敬奉菩萨似的对日本兵表示敬奉。又送给日本兵一只牛。
作品中所描写的此种情形和这样的心理，在当时的中国较为普遍。老舍在《四世同堂》中描写的祈老太爷，在北京面临日军入侵之时，虽然也感觉出不妙，但他始终认为“北平什么事都不过仨月”。于是，天真地以为挪口破缸里面放点石头顶住院门，便能万事大吉。该情境的发生，显然与民众对日军侵略中国之目的及性质的麻木认识有关。1937 年 8 月 28 日的《申报夕刊》曾有这样一则消息：
石洞（罗店附近海口，即小川沙口）平时泊有渔船一百四十余艘，此辈渔民，于沿江水陆交通非常熟悉。战事爆发后，彼辈受当地汉奸之煽惑，由敌方维持其生活，故全部渔船，一律资敌应用。石洞口敌军利用熟悉港汊地理之渔民为向导，故登陆较其他各港为便利，且石洞小港汊甚多，港之正面有我重兵抵御，而敌从侧面小港左活动。
该现象如此普遍，表明那种城乡分离的“军绅”社会中，与新式教育隔离的民众，尚未普遍形成国家观念、民族意识。在其认识中，很难分清日本侵略者和历来的军阀兵匪，抑或三百年前的清兵，有什么本质的不同。阿英在《抗战时期的文学》中记录道，“在后方，现在无处不是拥挤着民众，虽然在每个人脸上表现了对民族抗战的热情，但散漫无组织，对这一回战争没有深切的理解，却是不可掩的事实。”
所以，在一个广大乡民还整体上处于农业（农耕）文明之阶段，那种前现代的观念、意识，具有明显的落后、沉滞、闭塞特征，极不利于一致对外、抗战救亡。而要改变此局面，就需要广泛的民众宣传。
在宣传的必要性上，敌军则从反面给出了有利佐证。孙冶方在一篇文章中谈到日本人在宣传上的积极：
然而在这时期中，敌人却没有忘记在我们国内做它的“群众工作”：宣扬“王道”，提倡复古，散放“真命天子出世”的妖言，看中了民众的痛苦和不满而颂扬“皇军”的“吊民伐罪”的“功绩”，夸张军备实力养成恐日心理——这些就是敌人的政治宣传工作；以威迫利诱的办法勾结我国的上层分子，收买无知愚民成立汉奸团体——这便是敌人的群众组织工作。敌人的政治工作早已先于军事侵略而深入了我们的内地。
日本人的奴化宣传，在思想、文化上配合了军事及政治行动，有着周密的计划和预谋。1938 年贾植芳在致胡风的信中，也提及他在山西看到的情景，说那里敌军的民众工作比我方还要出色，军队里都有专门的政治员（宣抚员），其随军工作经常利用贴标语、开民众大会等方式搞奴化宣传。
此外，在社会非常态的历史情境下，那种自私自利型个人主义风潮容易愈演愈烈，原因主要有二。一者，近代以来的乱世格局，文化传统之效力日趋消失，现代价值规范却姗姗来迟，故道义之约束（无论是旧的还是新的）每况愈下。当遇到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乃至抗战这样大规模的战争年代，人们的生命财产面临严重威胁，人性中“恶”的倾向渐失约束趋向自然状态，便容易滋生纯自私自利型个人主义。“西方的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可由‘他力’的宗教、法、国家社会等加以限制；而中国的知识分子的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则没有，也不接受这些‘他力’的限制，只有听其‘人欲横流’的‘横’下去”
。二者，是现代西方文明中个人主义思潮的影响。个人主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要条件之一，而在近代中国这样一个处于过渡形态的不成熟时段，人们较易受到西方现代“文明的比较表面的一些因素，如追求物质的舒适和享受”
的影响，从而造成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之流行。
自私自利型个人主义的蔓延，与现代国家、民族意识的淡漠有关，会使全社会难以形成团结的强力。可是，在抗战中处于落后一方的中国要取得胜利，仅靠这种松散、混乱的状态是难以达成的。所以，客观形势就需要以某种方式进行广泛的民众宣传、教育，把民众从那种前现代的懵懂状态中唤醒，使他们懂得最基本的道理：在抗战中，没有国就难以有家，而想要保家卫国就需要团结起来，一致对外。诸多史料表明，此类抗战宣传极为必要。
其一，广大的抗战西南大后方，无论城市还是乡村，所受现代文明之熏染都相对较小，尤其是农村。传统已然破败，但真正的现代却尚未建立。正如费正清在 1943 年的观察：
人们很难理解，在这片土地上，有那样多的老百姓，而统治阶级，以及乡绅只是那样一小撮。农民与乡绅都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新中国只不过是很薄的一层，其中包括维持现代社会运转的一小批人。现代中国的物质装备也很单薄。如果当权者把中国与世界隔开，不消几年，所有装潢门面的现代化道具就将一一消失。
这既道出了中国社会的组织结构，又反映了内地、农村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巨大鸿沟。这一点上，当时的人颇有同感。且不论更落后的城镇及农村，即便在当时的陪都重庆，白修德也有这样的观察：
战前重庆的一切，差不多都在城墙以内。二十万人挤塞在这个窄小的区域内。社会上的少数有钱人、军阀、大银行家和富裕的地主，则在市外数英里拥有私人的宫殿似的家宅。城墙弥漫着浑浑噩噩，不知时间的空气。二十世纪之侵入，只不过抗战以前十来年的事情。第一辆黄包车在一九二七年才出现，那在当时是一个奇迹；两条汽车路也是如此。电话于一九三一年来到，自来水是一九三二年，日夜供电制，是一九三五年。第一艘轮船于本世纪之初溯长江而达重庆，这之后，跟着溯江而上的轮船只有很少几艘。
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往华北的旅行犹如从重庆的公路上一下子坠入它的山谷中一样——时间在慢慢往回倒流，回复到古老中国的那种农民文化中去。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人们的认识仍然有浓重的地缘观念、乡土意识，无论“外国人，流亡者和四川人有一样东西是共有的，那就是陌生之感。海边来的流亡者对时间和空间都感陌生。他们在中国的土地上撤退，每后退一步，他们就和不久以前刚脱离的民族古老传统接近一步，他们到达重庆时，就进入了封建时代。重庆本地人对于时代是有陌生感的，新的世界走到他们身上，他们不能了解”
。在受战火驱赶的外来“下江人”和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之间，一开始有着很深的隔阂。前者大多长期读书、工作、生活在沿海都市，现代物质文明的诸多设施已是其生活中习以为常的部分，如“电灯、抽水马桶、污物处理系统、汽车、电车、报纸、图书馆等；他们的太太则习惯于现代化的厨房、淋浴、汽车、电影院和西药。这些现代化的东西在重庆几乎是见不到的。例如，这里有一家电影院，在 1940 年还放映 1936 年的新闻短片”
。而后者在前者眼里，几乎处处都有不满。如 1938 年的《中央日报》上就有文章点明，重庆人几乎是愚昧、懒惰、不思进取的代名词；在“下江人”看来，重庆是一个肮脏、落后、没有同情心的地方，是一个“垃圾堆”和“文明终止点”；甚至“本地人”传统的装束——白布包头，也被抨击为“野蛮民族的装饰，有碍都市观瞻”，认为“当空袭来临时，尤给敌机显明的目标”，所以应当取缔。
本地人甚至还有这样的举动，即重庆第一次遭大轰炸之夜，四川恰巧遇到月食。据中国的民间传说，月食缘于天狗食月，只有敲打铜锣，把天狗吓走，它才不致把月亮吞掉。于是，五月三日空袭至五月四日空袭之间的夜里，“救月”的铜锣通宵敲打，锣声响彻山城，和火爆声及许多受难者的哀痛之声混成一片。
一方面是物质生活上的巨大差异，另一方面是现代文明自身把传统与现代、农业与工业、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差异设定为野蛮与文明的二元对应，造成了人们心理上的隔阂。在精神层面上，一个重要的区别是，接受现代文明的“下江人”有着现代的民族、国家意识，而“本地人”（乃至整个内地人、农村人）则缺乏这些观念，其头脑中原有的“朝廷”“天下”观已然远去，仅剩自己的乡土地域意识。所以，“下江人”大多以“文明人”自居，且流亡中深受颠沛流离之苦，有时亦养成“义民（相对于沦陷区的顺民而言）”心态，故常有一种优越心理，在“本地人”面前高人一等。而“本地人”一方面既对“下江人”在物质、精神上的优越性表示羡慕，另一方面也把他们当作客人、外人、闯入者。“下江人”对他们的轻视、讥笑令其反感，他们不喜欢这些闯入者带来的卷发、女孩子嘴上的口红、青年男女公开在餐馆吃饭等；日军飞机轰炸重庆，在“本地人”眼里这也是“下江人”把日本鬼子的炸弹引来的；当粮食涨价的时候，也是外来人把米价搞涨了；甚至重庆下起雪来，也是由于“下江人”所致。持此心理者不仅限于一般百姓，对于当地的“军”“绅”而言，同样有之：四川军阀在战时服从蒋介石，但这只是表面的服从，他们在心理上并非要像现代国家的军队那样，完全听命、臣服于国家、政府之号令，而仅仅把这种表面的服从当成是暂时的抗日联盟而已，重庆政府只是一个“客人”政府，他们的心之所想仍旧是割据一方
；虽有些绅士反对地方军阀，欢迎蒋介石入川，但他们却不接受国民党及其他政客，其目的亦并非（像现代国家那样）要将川政完全归于政府，而是欲借助蒋介石平衡军阀势力，以实现“川人治川”，而所谓“川人”主要指当地的绅士、地主
。
非独重庆，成都亦有此现象。抗战初期，何其芳曾留下这样的诗句：
然而我在成都，
这里有着享乐，懒惰的风气，
和罗马衰亡时代一样讲究着美食，
而且因为污秽，陈腐，罪恶
把它无所不包的肚子装饱，
遂在阳光灿烂的早晨还睡着觉，
虽然也曾有过游行的火炬的燃烧，
虽然也曾有过凌厉的警报。
让我打开你的窗子，你的门，
成都，让我把你摇醒，
在这阳光灿烂的早晨！
至于军队，上层军官军阀特性浓厚，下层兵士多由农民组成，因而自上到下都缺乏现代的国家、民族意识。战前曾对中国有深入调查、研究的日本，也发出这样的声音：“中国的军人只知自私自利，只知升官发财，没有国家观念”
。
抗战爆发时中国内地的农村生活，许多地方还处于这样的状态：无数的佃农，一生的劳力，却换得饥饿和无告；妇女们的脚缠得比金莲还小，用着大拇指尖扭着走路，其命运受买卖婚姻的决定；愚昧和迷信笼罩着农村，秘密教门成为劳苦农民的麻醉休息场所；儿童也在穷困、劳苦、无知中挣扎，教育的福分光临不到他们头上，念几本《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已是分外之事。老头子临死的时候还在念着，“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不是年头儿了！”
而北方妇女往往一出生，命运便被决定了：在娘家自小挨打骂，半成人后勤劳苦做；二十来岁，父母就将其送至夫家，受公婆无情之虐待；小丈夫不懂事，没有爱情的安慰，如此悄无声息地埋葬了一生；在封建镣铐枷锁中，她们没有意志、没有地位、没有路，似乎一辈子不见阳光、欢乐与幸福；一点最低的自由也没有，一点做女人的趣味也没有。
而在山西南部，中条山里的女人头上还梳着古趣盎然的唐代发髻；脚缠得只有二三寸，甚至走路时用膝而不用脚，把脚拖在后面；与通常的“重男轻女”不同，在这里生了女孩则皆大欢喜，而生男孩则有被溺死的危险，因为女孩越多财产就越多，女孩和财产成正比。就这样，这些内地的宛如“桃花源”中的人们，过着昏昏然“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日子，浑不知外部世界的模样。在知识者看来，他们就像是自筑了一道牢不可破的围墙，把自己圈在里面。这堵墙，是传统封建势力之总和，上面寄生着自私、无识、愚蠢等各种各样的腐蚀物。
大西南“军绅”社会的种种情形，使当地民众与外来（当时人们地缘意识尚浓）政府、新旧绅士与现代知识者都有相当距离及隔膜。
而在农民与政府、知识者之间横亘的“农耕意识—现代意识”之别，及由此造成的理解、沟通、团结上的障碍，都会对抗战造成不利之影响。
其二，战争客观上导致传统家族观念、地域观念中狭隘因素的难以为继，为新的国家意识、民族觉醒、文明更新提供了契机。
日军侵华使中国人民遭受了空前重大的灾难，给国家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然而，战争也促使中国从一个文明型社会向统一现代国家的转型。埃德加·斯诺把日军侵华所引起的中国对日本的普遍憎恨，看作是日本对于中国统一的最大贡献。而该认识基于这样极端的经历：
一切被炸城市里的几百万劫后余生却因此激起了深深的狂怒和厌恶，他们对于侵略者有一种特别切身的憎恨，你如果没有钻过地洞，没有伏在田野上躲过直插下来的轰炸机，没有看见过母亲找寻她儿子的尸体的破碎头颅的光荣，没有闻过被烧死的学童的气味，你决不能完全了解这种憎恨。这恐怕是日本对于中国的统一的最大贡献。
这样对敌人残暴、野蛮行径的憎恨，激起的既有反抗，也有重建国家、促使民族新生的斗志和决心。于是，野蛮、残暴的侵略造成了这样吊诡的后果：它不但没有如预期的那样瓦解中国人抵抗的勇气，反而“激起反侵略的浪潮，它们不过更加提高了人民大众的抗战精神，同样提高了他们的物质力量，使人们加强自己的团结，准备支持必要的措置，以实行更大的持久战斗”
。在日军炮火轰炸中，原本那些千千万万彼此陌生、互相隔膜的“本地人”“下江人”、内地人、沿海人、工农兵、知识者，在面对大轰炸、大灾难的时候，才逐渐明白他们无论来自何方，都使用共同的文字，说着大体一致的语言，有着共同敌人，面临相同的生命威胁，捍卫着同一片土地……这才因对外的“同仇敌忾”激发了向内的紧缩、团结，万万千千隔阂的心灵才汇聚到一处。白修德也注意到，“使重庆成为伟大，而把各种各样参差不齐的男女融合成为一个社会的是大轰炸”
。侵略战争这种最让人无法回避、没有退路的极致形式，同时刺激着人们从最落后、麻木到最进步、昂扬的转变。日军的残暴和在全中国的轰炸，已经使最贫穷、受压迫最深的中国大众，认识到日本是非加以抵抗不可的敌人……日军士兵的残暴，他们在中国市镇乡村的屠杀、奸淫及掳掠，补偿了中国政府和地方行政的缺点，全中国的知识青年都燃烧着强烈的爱国反日情绪。
而要真正做到团结一致、共同御敌，就要求人们必须首先抛弃传统社会的那种个人仅对家庭、家族、地方团体负责的态度，此态度主要是靠血缘、地缘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礼俗来维系。建立在这种心态上的国家是一盘散沙，缺乏效率，而且各种地方组织的冲突与内耗大大削弱了它对外的力量。正如某些观察家所看到的那样，中国要想在这场战争中获得胜利，就需要在很多方面学习敌人，尤其是国家、军队的组织方面。道理很简单：要对抗外来强力，就需要其内部产生同样坚硬的强力。
这次战争也许比以前任何灾难更深刻地动摇了中国的家族制度……全体性战争把严重而复杂的问题抛向每个中国人，家族主义有限的手段再也不能单独应付了。群众在空前的灾难之前需要安全，结果便造成了社会结合和互相依赖的新形式，以及顺从广泛集团权力的更大愿望。
几百万的人民离开了他们的亲戚和父母，有的由于军队的征募，有的在混乱中死里逃生，但千万的人却是自愿别离家庭去为国效劳的。
换言之，那种近代以来因内忧外患加剧的文化生态失范之局面，以及畸形社会中迅速蔓延滋生的自私自利，在战争年代日趋恶化。但要避免失败及被奴役之命运，客观情势反而需要打破这种狭隘的利己观念、传统的家族地缘意识，建立更为统一的现代国家，组织民众、团结一致。于是，战争有其意想不到的积极面：旧中国生活秩序已经被这次战争所推翻，比前代任何事变更为厉害。要创造一种新生活，以服务军役、爱国主义、“全体性”战争代替只顾身家、苟活自保，原本需要很长时间、经历许多周折。不料此次战争，反使中国人产生了社会和社会服务意识，不像以前似的只肯担任家义务了。
也有作家发现：“敌人越深入，国民受敌人的欺侮越深，则他们的民族意识益为觉醒，反日斗争情绪益高，抗战意志，胜利信心益坚，国家潜力量愈益能够发挥出来”
；日本帝国主义的对华侵略，“它从政治、经济、文化的侵略进而军事占领，一些国内买办阶级豪绅地主高利贷者从中渔利，更撕毁了农村的编制，这两种暴力，唤起了民族意识的觉醒”
。即言之，外来的侵略压迫，反而在客观形势上造成了有利于养成国民现代意识的局面，使那些大多数还处于前现代、文化型社会的国民向现代公民转变。
不过，必须强调的是，这种转变的客观局势，只是外在的有利条件，即便它造成了人们心理、态度上的良性态势，也仍旧处于自发、零散的状态，要真正使其转化为切实的事实，还需要国家内部某种力量的努力和领导，借此有利态势，把自发的潜力转化为自觉的物质强力。就中国现代史而言，承担该任务的是现代政党与知识者群体（两者有交叉）。发生在战时中国大西南的文艺运动即为该历史任务的一个分支。
总而言之，战前的文艺大众化呼声，在实践方面十分薄弱，很大的原因在于大部分作家、文人集中于城市，不了解中国社会大多数人的生活实情。不但在知识上、观念上与下层民众有巨大鸿沟，且情感上亦无同情与理解，甚至轻视民众、鄙视农村的心态已然根深蒂固。再加上作家也和其他（所谓的）现代中国人一样，贪恋或者说习惯于现代文明提供的物质生活便利、舒适，享受感官的“快乐”，所以注定战前的“大众化”口号难在实践上有何实质进展。
战争的驱赶促使文人作家了解更广阔的现实，接触更广泛的人民，在度过了抗战初期这一既激昂又惶惑的阶段后，他们找到了真正适合自己的岗位，开始深入农村、进入军队，用笔杆来弥补枪杆的不足，为抗战凝聚力量。此时的他们发现，笔杆子的任务或许还更为艰巨。
齐同在《当前文艺运动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中，就发出这样的呼声：
有组织有计划地动员文艺工作者到前方和后方去，是目前最重要的事情！没到过前方或深远后方去的人，不会晓得那些地方对于精神食粮的需要是何等的迫切呵！前方的民众苦闷着，看不到指导抗战的书报，没人领导参加战地工作。后方的民众也苦闷着，只觉得生活上一天天烦扰着，不知道这是遇到了什么年月。抗战这名词，他们是知道的，究竟是怎样一回事，他们并不完全清楚。这问题还不算严重吗？
的确，在内地民众的那种“前现代”的观念中，只怕连抗战中“敌人是谁、自己人是谁”的问题都未必真正清楚。如一些地方“军”“绅”，常常把蒋介石及中央政府看成是比日军更为危险、凶狠的敌手，山西的阎锡山即是这样；甚至许多内地民众也不把外地人看作自己人（中国人），而视为暂时居留之客，而日本人也许只是另一种不同之客而已。在军队中情况可能更为严重。中央军鄙视、排挤、压迫地方军，甚至有时乐见“杂牌军”被日军消灭，以削弱其背后地方“军绅”势力；地方军之间互不信任、互相猜忌，对于中央军更敌视有加，既痛恨中央政府在装备、薪饷上的不平等待遇，又要时刻提防后者试图将其削弱、消灭的阴谋。这都是民国时期那个畸形的“军绅”社会中所特有的现象。所以，大西南的文艺大众化运动就是要通过宣传、教育改变这些非常态的“怪现象”在人们心头的思想根源——各种前现代思想、观念、意识。
实际中，抗战中的此类需要客观上相当强烈。老舍批驳了那种指责文艺总拉住抗战死不放手的论调，在他看来，这都是不了解战时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所致。因为“事实上，却是前方将士，病院里的受伤的弟兄，政治的宣传，民众的教育，敌后方的争取民众……都急切的需要文艺”
。
只有基于此等事实，我们才可能理解茅盾的这一段话：
最后特别重要的，是因为抗战所引起的一些问题逼着大多数人民要求更多的智识，——抗战提高了人民的求知欲，抗战亦教育了民众，把他们的文化水准大大地提高了。在这上边，文艺工作是起了巨大的作用的。抗战给我们的文艺运动造成了空前的有利的条件，同时，抗战的现实，——充满了英勇的斗争，可歌可泣的悲壮与矛盾现象的，刺激着人民大众的心灵，觉醒了人民大众的创造的才能，大批的青年文艺工作者从社会的各阶层涌现出来，支持了抗战文艺的广长的阵线。
为何抗战逼着人们要求更多的智识，提高了他们的求知欲？为何抗战给文艺运动造成了空前的有利条件？抗战这个严酷的现实，以及该现实造成的种种全新形势、矛盾及困境，都以“逼问”的形式驱使人们寻求回答，不同的答案决定其不同的抉择、不同的道路及承担不同的历史任务。
于是，我们也才能理解那些参与大西南文艺运动的作家们，在从事运动之时，为什么会再三强调文化力量的重要性，以及这种文化的“大众”身份、“人民”立场的重要性：
我们不能否认文化力量的发扬和光大，直至今天还没有到达它应有的高度，万万千千浴血苦斗于抗战前线的将士，在切盼着文化的供应；广大的战区，沦陷区域的民众，在受着敌人的肉体以外的精神的迫害，广大的农村还不少被埋葬于无知的黑暗之中，急切地需要文化的救济。文化人已应该深刻地觉醒，把文化局限于知识分子的狭小范围内，在今日的新形势之下，已经是一种不可自恕的犯罪，没有普遍的大众的基础，绝不能有真实崇高的文化，每个执笔杆的人应该在纪念第二十次“五四”的今天，宣誓为大众的文化而战斗。
由以上分析不难看出，战时轰轰烈烈的大宣传、教育运动，有着中国社会在抗战这个复杂严峻历史时期强大的内在需要，有着强烈的必然性；它是对民国“军绅”社会结构的一种强烈反驳。后者中内外难题的长期堆积，如同“镣铐”和“枷锁”，锁死了迈向现代的脚步。故非如此，既不足以完成“抗战”获得民族独立，也不足以完成“建国”实现真正的“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