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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大革命之后曾言，“在我自己，觉得中国现在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但这所谓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不是死，就是生。这才是大时代”
。在广州鲁迅以独特的方式近距离感受了大革命，“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
。于是更加认清了政治斗争的严酷性及革命的必要性。因为那是一个极端的、畸形的年代，革命是时代之主题，最终体现为战争。而当最严酷的战争（抗战）来临时，这种非生即死的特征就被催逼到极限，造就了更为紧迫、畸形、极端的“大时代”。
鲁迅的深刻，不仅在于其细节方面的敏锐洞察，还有触及历史本质的宏观把握。关于民国历史的性质，他把握到了“革命”的主题，“中国现在的社会情状，止有实地的革命战争”
。而革命时代的特点重在实践，“是注重实行的，动的”
，“大家受革命潮流的鼓荡，大家由呼喊而转入行动，大家忙着革命”
。所以，对不满于现状的革命青年而言，最紧要的是“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遇见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
，地上虽然没有路，但通过行动、抗争可以披荆斩棘般地闯出一条民族“新生”（现代化）之道。换言之，那是一个革命优先、实践迫切的时代。
民国时期的内忧外患，不仅仅是精神性的，更多是物质性的。因此，所谓“革命”，其主导方面是要用物质性力量去摧毁陈腐、反动的物质性旧物
，正如“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
。这和马克思的论断相吻合，“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
。抗战既是“大时代”中的“大时代”，是“乱世”中的“乱世”，所以更极大突出了外在、物质“强力”的重要性。而何谓物质力量？与“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
的道理一样，人类社会中最强大的物质力量，源于最广大群众的社会实践。正如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所论，日本是强国但也是小国，中国虽然贫弱却是大国。
因而要对抗外敌，只要将我方之优势最大限度地发挥，就有获胜之可能。所谓大，不仅指空间上的幅员辽阔，还有人口之众多。所以，唯有民众之合力才能对抗侵略之暴力。
于是，非生即死的“大时代”，对广大民众的觉醒、团结发出了最殷切急迫的呼唤。正是对这一历史客观需要的感知，中国共产党才发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造成民族革命战争之势，凝聚全民之力，方能有效对抗侵略。
近代以来的社会转型，导致了“力”元素之凸显。根本原因在于，当蕴藏在文化价值规范中、用以维系社会稳定的“软”性力量逐渐废弛之时，物质性的“硬”力量便不可避免地抬头。民国的“军绅”政权即是其表现之一，而抗战期间，这种坚硬的强“力”元素更显得空前重要，其表征一般体现在军事、政治、经济方面。政治上，虽然国共第二次合作，但二者之间始终暗流涌动、摩擦不断，再加上国民党地方“军绅”政权林立，相互防范、制衡、对抗、渗透之情形不断发生，故内耗严重。军事上，中国军队相较日军而言装备落后
，指挥系统表面上统一但实际上中央军内部、中央军与杂牌军之间仍矛盾重重。经济方面，国民政府在东南沿海的现代化成果，多被日军破坏、侵占，内迁工业规模及数量均十分有限，财政上愈加依赖农村与农民。内地乡村及广大农民成为战时国家的支柱力量，这不仅体现在提供庞大军费及财政税收方面，还有军队方面的巨大伤亡、各种军民建设上的人力需求等等。所以，越是在抗战这样的极端时刻，人们便越会发现真正的国之强“力”源于民众。
试简要回顾近代以来，“力”及“民众之力”的觉醒过程。
中国传统社会，自秦汉以降皆以及文官集团治理为特征，由此才屡屡出现广土众民的汉族常被少数民族武力征服，但武力强盛一时的少数民族却无一例外被中国文化所征服之情形。所以，中华文明历来都不是汉文化的一元格局，而是不断杂取融合诸多民族之文化。中国文化之精髓在“文治”而不在“武功”，也恰恰因为此，传统社会在规模上才能够保持庞大的“帝国”架构，若依靠武力统治则势必难以为继。因此，传统社会中，带有武力色彩的身份、职业常被视为低下行当，俗语中就有“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之说。蒋梦麟回忆家乡，描写了邻村一位品行不端的人去当兵，在他告假返乡时，大家避之若瘟神，因为村民们有个牢不可破的观念，认为当兵的都是坏人，可鄙可怕而且可憎。
连国外观察家也注意到：“兵”在中国向来被认为是比罪犯还不如的寄生匪徒，而兵的主子更被目为强盗王。
然而，此情形在近代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改变，根本原因在于帝国主义的全球扩张主要表现为暴力侵略，而中国（近代以来）长期处于被暴力凌辱的状态之中，抗日战争亦是该过程的延续与高潮。李约瑟曾描述过西方世界长期大肆侵略养成的一种统治心理，概括成一句话就是：“……因为我们有/马克沁机关枪，而他们没有”。
所以，近代以来中国人曾发生过心态上的转变，此转变来自生存危机：
最要紧的是救中国——北方由陆路来的东南由海道来的强……敌都得应付。那么，怎么办？赶快建立一支装备现代武器的现代化军队吧！士兵必须训练有素，而且精忠报国。我们怎么可以瞧不起军人呢？他们是保卫国土的英雄，是中国的救星，有了他们，中国才可以免受西方列强的分割。鄙视他们，千万不可以——我们必须提高军人的地位，尊敬他们，甚至崇拜他们。不然谁又肯当兵？
大家的心理开始转变了。……从此以后只有好男才配当兵。
抗战爆发后，知识分子也普遍意识到这种转变。如闻一多经历了西南联大的小长征，目睹了文化衰颓、国家败亡的过程，而在那些知识者印象中最愚鲁、迟钝、畏缩的乡下人身上，却闪现着原始的生命之“蛮力”。于是，他在《西南采风录·序》中才给予热烈的赞颂：
你说这是原始，是野蛮。对了，如今我们需要的正是它。我们文明得太久了，如今人家逼得我们没有路走，我们该拿出人性中最后、最神圣的一张牌来，让我们那在人性的幽暗角落里蛰伏了数千年的兽性跳出来反噬他一口。打仗本不是一种文明姿态，当不起什么“正义感”“自尊心”“为国家争人格”一类的奉承。干脆的是人家要我们的命，我们是豁出去了，是困兽犹斗。如今是千载一时的机会，给我们试验自己血中是否还有着那只狰狞的动物，如果没有，只好自认是个精神上“天阉”的民族，休想在这地面上混下去了。……还好，还好，四千年的文化，没有把我们都变成“白脸斯文人”！
也就是说，对于中国这个向来讲究“文治”的国家而言，发生“力的自觉”皆因长期遭受外来武力、暴力的刺激。而“力的自觉”的发生，则不仅仅集中在军队上面，还体现在民间原生态的“野蛮”力上，并延伸到广义的“技”与“器”的层面：
在整个的自由中国，技术工艺的重要性有着从来未有的货币价值乃至权威。到处的着重建设，促起了对双手有训练的人们的注意。学者和政治家所全部靠赖的便是这些工人——石匠、木匠、铁匠、机械师，他们真正创造了自由中国，——除了他们之外，似乎都是无用的人，只会说话不会做事情。就我看来，在这些有着有用的双手的人们中间，正日益产生一种力的自觉。
也就是说，“力”的范围不仅仅表现为“武装暴力”，还包括在技术、器物以及生产中蕴含的“物质”力量。而这些力量的承载者，则是那些看似笨拙、不善言辞乃至历来无声的劳苦大众。
于是，抗战爆发改变了以往的局面，在最惨烈战争的锤击下，之前最被社会上层（包括知识分子）忽视的人民群众映入人们的眼帘，且迅速凸显，成为瞩目的焦点。在抗战这个最真实、迫切感受生死存亡的“大时代”，在有可能促使民族新生的后备选项中，知识者惊讶地发现了“民众”之伟力。造成该结果的原因有：
其一，近代教育体制孕育的现代知识分子，与中国近代化的城市化天然同步，且知识形态上的分门别类造就的多是“专门家”“技术家”。前者导致了知识分子与广大乡村、农民的远离，后者则显示出较强的“知识化”倾向，两者都在客观上导致了知识分子与民众的陌生，双方互不了解。
而在战时的漂泊、流亡、贫病中，知识者重新接触了中国社会，体验其更全面的现实，在寻找国家富强、民族独立的出路时，民国“军绅”政权的两大主导力量，无论“军”抑或“绅”，其丑陋、腐朽的反动面目以一种集中爆发的形式呈现在知识分子面前。
其二，抗战拉近了知识分子与大众的生活，提供了两者相互了解的条件。于是，令知识者震惊的是，恰恰是为“上层人”“文明人”所瞧不起的乡民，虽然其生活的苦难艰辛与“军”“绅”的享受奢华形成（戏剧性的）强烈对比，但无论在前线或是后方，恰恰是他们扛上了抗战中最沉重的人力物力重担。这体现在各个方面，首先，军队主要来源于农村和农民。在 1938 年“文协”召开的一场“怎样编制士兵通俗读物”座谈会上，他们表达了一致看法：
锡金：我觉得士兵和民众所需要的，应该是有共同的地方的。
炳永：兵士本多来自田间，所以兵士与民众的生活有相同之处。
振武：我以为在目前军民一致抗战的现阶段，兵与民是不必有显著的分别的，目前在前线参加抗战的队伍，就有许多是新从农村里出来的老百姓。
安娥：是的，现在的一般士兵多半来自农村，所以我们的作品也必须发导士兵爱家乡、保护家乡的感情。
其次，后方的建设、运输、生产等活动也都主要靠农民来支撑。植山在其报告文学中总结了农民在抗战中的地位：“农民，其实并不是当真天生‘落后的’。只要想一想多少壮丁在前线作战，在后方运输，便可了然最主要而且最基本地支持着抗战的脊柱，其实还是农民。”
作家耕史在考察了战时的西北公路之后，也发出这样的感慨：“没有一个人能估计西北这些运输的脉络对当前的抗战贡献有多大。这些贡献当然不是几位负责人物独有的功绩，它是西北成千成万无名英雄以他们的血肉筑成的——历史是属于这些无名英雄的呵！”
最后，除了人力、物力之外，抗战的财源也主要来自农民。民国社会的“军绅”结构使得真正占有权力和财富的“军”“绅”阶层，不但逃避了他们应当上缴国家的赋税，而且还借助其手中的征税权大肆勾结、巧立名目、浑水摸鱼、中饱私囊。战时国家人力、物力、财力的紧张，反而成为他们投机倒把、聚敛财富的天赐良机。因此，抗战期间，政府主要从农民那里获得人力、财力及粮食供给以支持战争。
其三，下层民众身上虽然有着愚昧、保守、落后等特征
，但更令知识者震惊的是那些他们以往所不了解的另一面。如淳朴、善良与坚忍，如那种面对灾变、苦难的默默承受与乐观。这个巨大发现，亦使得越来越多知识者越来越把“抗战（民族独立）”“建国（现代化）”的希望投向民众。有学者早就指出：
40 年代对“农民”的再发现，不仅是社会学、政治学，以至民族学意义的——这种意义因为抗日战争所特具的“以农民为主体的民族解放战争”性质而得到前所未有的强化，这是谁都可以看到的；而另一面，当战争于眨眼之间毁灭一切的残酷性，使得人生活与观念中的一切都变得不稳定、不可靠，显示出生命的有限、短暂与脆弱时，“农民”就作为一个“永恒”的存在，被人们惊喜地发现。
农民身上那种在屈辱、苦难中，默默承受却又生生不息的顽强，具有一种“存在”意义上的永恒价值。他们默默无言却又内蕴坚韧，这种形象的反差极大地冲击了作家：他们，在任何时代，都是人类社会存在的主体，知识者的所有努力，都应当主要以他们为目的和归宿。穆旦经历了西南联大的小长征，穿过了祖国内地许多闭塞、落后的地方，看到了他此前陌生的卑微乡民，然而恰恰在这些“佝偻”“粗糙”的人民中，他发现了支撑“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的力量。穆旦以他的《赞美》，表达了知识分子在苦难、麻木、无言的农民身上，感受到其中蕴含着的“力”的深沉：
一个农夫，他粗糙的身躯移动在田野中，/他是一个女人的孩子，许多孩子的父亲，/多少朝代在他的身上升起又降落了/而把希望和失望压在他身上，/而他永远无言地跟在犁后旋转，/翻起同样的泥土溶解过他祖先的，/是同样的受难的形象凝固在路旁。/在大路上多少次愉快的歌声流过去了，/多少次跟来的是临到他的忧患，/在大路上人们演说，叫嚣，欢快，/然而他没有，他只放下了古代的锄头，/再一次相信名辞，溶进了大众的爱，/坚定地，他看着自己溶进死亡里，/而这样的路是无限的悠长的，/而他是不能够流泪的，/他没有流泪，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作家司马文森战时随军采访，曾进入粤北一个遭受日军蹂躏的村庄，他记录下这些饥饿而又淳朴的村民：
沿途都能看见农民的尸骸，烧毁的房子和许多敌人来不及搬走的赃物。……大家默默地集中在河岸的草坪上，等待我们的编遣。不久妇女和老人也回来了，她们亲眼看见自己的田地荒芜，房屋变成废墟了，而青年人的尸体到处横陈着，却没有一个人流泪或号哭，大家默默集中在河岸的大榕树下，又久久地望着滃江的流水。
“田地已经荒了，房子又被烧毁，你们以后将怎么办呢？”我在这群饥饿的人群中，拉到一个老人问。
“我们很快就会在这片火烧场上建起房子，并重新耕地。”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好像已经很习惯这种生活似的。
当王西彦到台儿庄考察之时，亦看到类似的情形。虽然村庄、房屋被敌人的炮火毁弃，但一位质朴的庄稼汉却微笑着对中国的军人说，“辛苦你们了”，“屋子‘没’了不打紧，地总是打不了的！……只要有得吃，慢慢来，一个好年成，就行！……可不是吗，鬼子打走了什么都好说！”
还有一种情况，即“军”“绅”的互相依赖、勾结，虽然能形成面对下层民众的利益掩护优势，但在这种压迫急剧恶化滑向毁灭的深渊之时，任何处在纠缠勾结中的势力，将难以随意抽离并全身而退
，所以，战时占据政权中心的“军绅”势力，很难在整体上发生积极向上的变化与进步，而战前处于被抛弃状态的民众一经宣传、教育和鼓动，反而能产生相当积极的变化。如果说，在下层民众（主要是农民）身上蕴含的那种面对苦难的坚忍、承受是“静态”的话，那么这种在抗战中不断进步的情形便是“动态”的，知识分子从这两方面获取了希望与信心
。比如，战时在军中服务的贾植芳，就描写了他在民众的变化中，看到希望受到鼓舞的情景。当时，他作为一个新进文艺青年正与胡风交往，在致胡风的信中写道：
在这个只能生细菌的地方，主要的还要做内部消毒的工作，鲁迅先生的改造精神论，我一直到现在都觉得是一种正论。……马马虎虎、自私自利二大潮流，还是河一样的在人们中间流荡，前方后方化，所得的战争教训，不过是东西太贵一点而已，真是悲观。不过把眼睛从高级人们的头上抬过去，看看愚夫愚妇、士兵、乡下小孩，都是进步了，大大进步着，我想，这里就是希望。……也因此，觉得文学应该和群众拥合，奉仕于群众，是现在文学的真实结论。《七月》发行大众版，极为拥护。
并且，他把自己亲见的这些鼓舞人心的现实，用文学的方式表达出来，创作《手续剧》一篇寄给胡风，内容是：
写着一个事实样的东西，记得初经历了这样的题材，很为感叹，战争启发了民众的灵魂，而在好的民运工作下，群众虽还不能马上跳出贫穷，但渐渐脱了愚昧，愚昧实在比贫穷更厉害，但是能脱出愚昧，也就能离去那天赋样的贫穷。而启发了的群众，那力量是固执样的，不可遏止的。这是这次战争给中国民众的变化，也就是将来希望的种子。
其四，需要再次强调的是，知识分子对于“人民”的“伟力”的发现，及其这种心理、认识上的转变，至少包含着两方面的心态和考虑。一方面，作为知识分子群体，无论在传统社会中是“志于道”“以天下为己任”，还是在现代社会中强调其公共性与社会责任感
，都要求他们能“为民请命”，成为社会的良心，但此前与广大民众的隔离和陌生（这客观上造成知识者对其职责的某种逃离及背叛），令有良知的知识者在抗战中有一种普遍的愧疚情绪，常在理性上主动要求反思，要求抛开昨日之我，以更激烈的姿态贴近人民。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在他们先前生活的狭小空间内，找不到堪可拯救国家民族的力量与出路，“人民”的骤然出现给予其（或许是过头的）“希望”和“惊喜”。在大西南文艺运动中的知识分子眼中，社会的上层与下层是截然分明的两样：前者虽在抗战之初一度有振作之势，但此后变本加厉地恶化、堕落，呈现出无可救药之败象；后者则是大众默默地忍耐与承受。在下层民众无言的承受中，知识者发现了推动“抗战”“建国”的力量。
其实，群众的历史地位有以“量”取胜的特点，即便如此，也并非在所有的历史阶段都显赫、夺目，在和平时期的常态社会中，当改良与渐变是社会演进的主要形式之时，群众在历史舞台上的角色并不耀眼，但在以战争为主要形式的如此极端的历史阶段，社会受到各种力量的压迫、挤兑，且民国“军绅”社会内部已处于“僵局”“泥潭”或“死结”状态，当改良和渐变在事实上已不能奏效
，只能无奈选取革命的雷霆手段，群众的强“力”才往往易被凸显。
对民众力量的再认识，除上述大西南文艺运动中的文人作家外，众多在华外国知识者也都有强烈体会。如白修德、贾安娜曾总结支撑中国抗战的真正力量，他们特别强调重庆的力量极为有限，且只在抗战初期展示过一些精神与力量：
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一年之间，重庆的脉搏里，跳动着战时全民族的力量。因此，匆促的旅客很容易造成一个错误，认为重庆城本身是强有力的，力量是从它那儿产生而流注到乡下。实情恰恰相反。中国的力量是在于农村，在于千百万农民的精力，农民的意志才使重庆感染了力量，光是重庆是没有什么的。对战争的真正的答复，是在于遍布在大陆上的星星似的乡村。重庆过去的精神仅止于轰炸完结时，止于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危险过去，这精神就死了。
在战时的中国，像爱波斯坦、贝克、克兰尔这样的作家，他们冒着风险，经历了长期旅行，深入到一般知识者难以触碰到的内地、农村，亲身体验与西方国家迥异的中国社会，较全面观察、了解了国民政府自上到下的各个阶层后，得出了较为一致的结论。即对于中国这个战争中的盟国，美国的最高决策者总是把眼睛盯着蒋介石统治集团，而对中国人民和他们的武装力量却不屑一顾，其实那才是真正抗日的核心。
现在看来，我在中国居住的那几年正值变革成熟的关键时刻，旧社会已腐朽得再也不能苟延残喘下去了。
鉴于在这样一个混乱与变革时期中，发生在普通老百姓中的那些小事情可能比正规史书中的重大事件更为重要。于是，这就形成了本书的主体部分。我认为，只有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千百万人民才真正是历史的缔造者。
普通一般史家、新闻记者和外交家只会注意一个国家或政党的首领和巨头，从这些要人们的言论行动中去估计一国或一党的前途，但是中国的前途绝不是单纯从几个巨头身上所能窥测。中国人民大众的真正生活也不是几个巨头们所能代表。政治方面的变化，不过是下层沸腾着的洪流上所泛出的一点泡沫而已，而中国内在的力量亦只有在接触到下层洪流时才能感觉到。这个洪流是静静地不断地在进行着，它的力量日益增加，谁也不能加以遏制。
而曾经在日本做长期观察的弗雷达·阿特丽，基于其对日本各阶层及形势的了解，写作了《日本的泥足》一书，剖析了日本对外侵略的内部深层原因，描写了日本国内政府与民众、内阁与军方等重重矛盾。战时阿特丽又来到中国，在目睹中国军民顽强抗战的事实后，这位对交战双方都颇为了解的观察家直言不讳地宣称：“无论知识阶层和富裕的人们有多少缺点，中国平民的惊人的顽强的抵抗力，中国兵士、农民和劳工的勇敢和坚忍，已经使中国继续抗战了两年了，我相信他们到底要使日本所有的优势失却效力的。”
最后，“力的自觉”也还有其历史之因。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处于剧烈转型期，外有帝国主义的虎视眈眈，内有政局动荡、军阀混战，在这样的“乱世”，暴力、武力元素滋生有其历史必然性。和平稳定的社会常态被打破，传统文化价值体系亦失去规范效力，此情势下，“武装暴力”走上历史舞台在过往人类史中亦属常见，民国“军绅”社会即因此而成。只不过蕴藏在“军”“绅”中的武装强力，只是在面对手无寸铁、一盘散沙的民众之时，才彰显出其淫威，若面对帝国主义更为现代化的钢铁军团时，则难逃失败命运。故而，支撑抗战走向胜利的最根本力量，始终是中国（尤其是下层）人民。
所以，在抗战之初的一个短暂时期内，文艺界曾经一度乱了方寸，找不到自己在抗战中的位置，“在抗战初期，一般的作家们受着战争的强烈刺激，都显示着异常的激越，而较少平稳的静观，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
许多作家表示恨不得投笔从戎，还常常感慨所谓书生之百无一用，并且，当时确有不少文人于极度亢奋之中，意欲脱下长袍，放下笔杆，奔赴抗战前线，或直接参战，或从事战地勤务。还有一些欲上战场而未得者，也投身于组织群众或协助政府处理日常行政等事务中。
如从日本匆匆回国的郭沫若，就曾写下这样的诗句：“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去国十年馀泪血，登舟三宿见旌旗。欣将残骨埋诸夏，哭吐精诚赋此诗。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
而逃到重庆的另一位学者的诗句，更为简单明了且富有代表性：“早识书生无一用，当年悔不着戎衣。”
近代以来一直趋向集中于城市的知识分子，主动或被动地舍弃了洋楼大厦和抽水马桶，去接受内地的茅屋泥房与毛坑木盆，变成了所谓的“马路文人”。柳湜曾著文指明他们在抗战中的出路：“战争向全面全民族开展，将大打开救国之门，欢迎一切知识者到战斗中来。战争也将锻炼一切知识者，武装自己，丢掉西装、长袍、书斋、研究室、讲坛，而换一个岗位，与前线持枪杀敌的战士一样，肩并肩地站在国防各阵线。”
然而，“对于多数文人来说，他们越发‘投笔从戎’，越发暴露出他们的‘无用’，因为他们在战斗和运输、救护等工作中，处处都比不上普通的士兵、工友或农民”
。不过，只要知识者真想涌入抗战救亡的浪潮中，接触了他们之前没有经历过的人和事，在一段时间的冷静观察及思索后，既认识到自己的缺点，又能发现自己的优势，便能找到自己合理的位置。这就是为什么，当时参与抗战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哪怕此前与文艺工作并无太大关联，也都纷纷加入到文艺运动的行列中去。因为，说到底文人们的笔杆与喉舌在抗战工作中确实大有用武之地，它们同样可以成为抗击侵略的有力武器，可以是一支“文化的军队”，而且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
。其中最大的效用，就是通过报纸、刊物、演出、歌咏等文艺形式做抗战宣传动员，把散乱的、缺乏现代“国家”意识的民众鼓动起来，将其身上蕴藏着的潜在“力量”组织到“抗战建国”轨道上来，使其从“自发”走向“自觉”。
也因此，抗战时期大西南的文艺运动具备了与此前历次运动全然不同的一大特性，即其目的不是为了造就某种崭新的文艺形态（如“五四”时期的白话新文学等），而是一场以实现“抗战（民族独立）”“建国（现代化）”的社会目标为中心的社会运动；而运动中诸多文艺作品的读者对象，与“五四”文学革命时代及其后的革命文学时代有根本不同。后者虽亦有面向大众的意愿，但实际上没有实现，其受众仍难突破青年学生和小市民的圈子。但抗战期间的知识者，无论被迫还是主观走向落后的内地、农村，接触陌生的农民与基层，都使这场文学运动的对象，较大程度直接涉及以（大多数不识字）农民、工人、士兵为对象的下层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