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抗战”的现实与文艺作品、文艺“运动之”间关系密切。首先，战争改变了中国社会。民国以来逐渐形成的“军绅”社会，在日军侵华这样一种外来残暴的强力压榨下，原本就动荡、脆弱、畸形的社会结构，变得更加支离破碎，从相对缓慢的“蠕变”形态步入急剧恶化的轨道，社会各个方面均产生两极分化。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战争导致物质生存条件的空前恶化迅速引发了社会文化生态的激变，剥削、压迫、贪污、腐败、麻木、愚昧，文化生态的畸形反过来又促使社会的全面崩溃，陷入恶性循环而不能自拔。
其次，社会的变化改变了作家的生活状况：
战争给予新文艺的重要影响之一，是使进步的文艺和落后的农村进一步地接触了，文艺人和广大民众，特别是农民进一步地接触了。抗战给新文艺换了一个环境，新文艺的老巢，随着大都市的失去而失去了，广大农村与无数小市镇几乎成了新文艺的现在唯一的环境。……
而一向定居在上海，靠卖稿维持生活的作家们底生活秩序，也就完全破坏了。为着工作，为着生活，他们不能不离开安定的故居。有的随着抗战的军队，踏上了硝烟炮火笼罩下的前线；有的跟着流亡的难民，踏上了荒凉落后的内地。
从城市到乡村，从沿海到内地，生活环境的重大变化，使得长期学习、工作、生活在东南沿海城市的作家们在流亡中目睹了更广阔、更全面的社会现实，这导致了他们在思想、认识、立场上的转变。
最后，抗战引起了文学的改变。中国现代文学一向紧密关注现实、参与现实，“五四”时期便有典型体现，二抗战更进一步将文艺与现实的距离挤压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战争对中国社会的这种改变，突出了“救亡”的时代需要，然而，起初参与救亡、投笔从戎的多数作家发现，他们最是“无用”，手不能挑肩不能扛。于是，文人作家们不得不在新情况、新局势下，对新问题重新思量：文艺怎样为“抗战”（救亡，眼前目标）、“建国”（现代化，最终目标）贡献力量？其答案是选择开展、参与文艺运动，用自己手中的笔，用这种独特的“武器”，来唤醒人们抗日救亡的意识和热忱，来团结全民族以凝聚力量。
文人作家们就是这样发起和参与了大西南的文艺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