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以“五四”为肇始的新文学，一开始就是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旨在从思想、道德、伦理、信仰等方面全方位改造中国社会，有着强烈的“现实”诉求和“现代”诉求。众所周知，曾以其创作彰显新文学实绩的鲁迅，也坦言其当时的作品是“听将令的”。考虑到我们当前文学上日益严重的商品化、技艺化、游戏化倾向，反观现代文学的这种特性，不能不说是一种良性传统。大体而论，现代文学的这种感时忧国、经国济世之特点贯穿其始终，尽管随着社会具体历史情境的发展时而舒缓、时而峻切，在抗战时期达到了它峻切的高峰。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在此期间，中华民族经受住了血火、生死的极限考验。“抗战”是当时整个中华民族面临的最大现实，而一向关注现实的现代文学，不可能不将抗战纳入自己的书写之中。正如发生在战时西南大后方的文艺“大众化”运动一样，它普遍而积极地参与了这一盛事，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贡献了力量。

抗战时期大西南的文艺“大众化”，不像 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众化”运动多停留在探讨、论争的层面，而是切切实实地生产了大量作品，影响了众多知识贫乏乃至不识字的民众。它用文艺这种独特的方式，试图在知识者与民众、现代与传统、城市与乡村之间搭起一条可供联通的桥梁。这种联通，就其现实性而言，与当时的抗战历史同步，融入并推动了抗战的发展；就其内容而言，比解放区文艺“大众化”中政党领导的一体化运动，有更为驳杂、丰富的形式及内容，其实践成果，因为有更多类型知识者的主动参与，呈现出别样的风姿；就其“大众化”实践的程度而言，虽不及解放区深入、广泛，但可能是一种既有知识分子参与领导，也能够打通知识者与民众隔阂的道路及方式。

发生在大西南的文艺“大众化”运动，不仅对当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为“抗战”贡献了力量，而且该运动中包含着对民众的现代常识、国家观念、民族意识、价值形态的普及，融入了知识群体和政治力量的多重“启蒙”意识，事实上造成了深刻的“启蒙”效果。尽管此“启蒙”从知识分子精英的立场看，可能品质较低，但对于彼时被极度破坏的基层社会（主要是农村及农民）而言，这种现代社会的基本知识、常识及观念，已经是一种“提高”和“启蒙”了。

只有具备了这些现代的国家观念、民族意识，人们才能够相对清醒地认识抗战的性质与此前王朝更替战争的区别，才能真正意识到“家”与“国”深刻而内在的关联。因为，这场战争本身就是现代化的某种后果，而获得战争胜利后，国家和社会前进的目标也只能是一种崭新的“现代”。而要为建设现代化奠定基础，不但需要物质方面的基础，也需要人们心理、思想、精神方面的基础。就后者而言，按常理讲，这应该是一种更为高级、精英层面的工作，但中国历史的特殊性恰恰在于，这种更高级的精英性工作并非靠（上层知识）精英来完成，而在这种看似很不精英的“大众化”运动中被承担了起来。

原因在于，一种运动的性质，并非抽象地由思想、知识自身的性质层次所决定，还要考虑它面向的对象。在抗战时期急剧恶化的“军绅”社会中，当面对下层民众那种异常贫乏、落后的对象之时，诸如西南联大知识精英的“现实性”努力，从其自身立场看也许已足够直接、通俗了，但对民众而言却仍然是曲高和寡；即便“七月派”那种更通俗的尝试，也存留太多不易为其理解、接受的情绪、元素；他们埋没于历史，不因其绝对程度太高，而是因民众的绝对程度太低，故始终有较大的相对落差，因之，其启蒙性被限定在相当有限的区域内。

该情形是由民国以来二元分裂的“军绅”社会性质决定的。因为，“启蒙”就其本义而言，应该是对对象的开导蒙昧、知识提升，那么其先决条件和首要前提是让被启蒙者听懂启蒙内容。比如，教一个人加减乘除或微积分，哪个算是“启蒙”？得依据对象而定。当面对孩童之时，教他加减乘除就是“启蒙”，若教他微积分就绝非“启蒙”了。同样，“五四”时期，当启蒙对象是青年学生和现代市民，由于他们已接触新式教育、近代文化，对之传布科学、民主可称“启蒙”，但其发生范围太过局限。当“抗战建国”成为社会最大的现实，内在要求着广大民众的参与，就需要将“启蒙”对象扩展至基层民众。于是，就要求在战时偿还此前几十年所欠下的隔离乡村、抛离农民的历史债务，民众必须成为“启蒙”的主要对象，“启蒙”必须步入一个新的阶段。

而面对这种精神层面贫困、饥饿、衰败的对象而言，知识精英们的那种追求个体、生命、艺术的方式，恰如孩童面对微积分，其启蒙意义极为有限，而那些看似品质较低的“大众化”文艺，反而因适应时代之需要、对象之程度而具有显著的“启蒙”意义。民众在文艺“大众化”中所接受到的那些现代常识、观念意识，不但在当时对完成“抗战”的紧迫任务至关重要，而且为此后的“建国”（现代化）在人们的心理、思想、精神方面奠定了基础。并且，中国社会的二元隔离局面也内在呼唤一种填补二者之间巨大鸿沟的运动，文艺“大众化”应时而生，有着巨大的必然性，其深远意义不仅仅在于贡献“抗战”那么简单，更为此后国家漫长的现代化道路奠定了基石。

下面就从“启蒙”视角出发，重新审视、研究战时大西南的文艺“大众化”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