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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做出了积极的选择，加入抗日救亡活动的洪流之中。而且，知识者在接受抗战的冲击与洗礼后，曾经表现出相当高的政治觉悟。如战前大都秉持新闻出版自由论调的许多报人，纷纷表示，愿意接受政府的舆论“指导”及统制。如张季鸾的观点就颇具代表性，他声称侵略战争改变了报业的性质、报人的地位：
中国报人，本来以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为理想，是自由职业者的一门。其信仰是言论自由，与职业独立。对政治，贵敢言，对新闻，贵争快。从消极的说，是反统制，反干涉。……自从抗战，证明了离开国家就不能存在，更说不到言论自由。……抗战以来的内地报纸，仅为着一种任务而存在，而努力，这就是为抗战建国而宣传。所以现在的报，已不应是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私人言论机关，而都是严格受政府统制的公共宣传机关。……做报的人，起码当然贡献一张报于国家，听其统制而使用。
无独有偶，陈铭德也鼓吹“政府统制”政策的必要。“为什么‘一切服从于抗战’呢？因为抗战是争民族国家的生存，是求国家之自由平等。为了民族的生存，为了国家的自由平等，当然只有绝对服从，而无所用其怀疑和反对。……为什么要实行统制政策呢？因为只有合理的统制，才可以集中意志，齐一步骤，正确一般人的视听”。
范长江也认为，“战时的新闻，须要慎重检查，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
也就是说，抗战造成的民族危亡局势使文人作家们的觉悟空前提升，有利于国民政府实施文化、舆论统制政策。国民党也一度较为开明地对抗战宣传较为放松，当然，“国民党当局在这一时期对文艺检查的放松，主要集中在对抗战文艺即仅限于正面宣传抗战，不抨击国民党当局片面抗战路线的放松上”
。并通过设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在顺应民意、聚拢民心的同时，试图通过这些机构抢占抗战宣传的桥头堡。如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组建之初，开展工作所依据的政治部宣传大纲，第一页第一行就是“要宣传一个政府，一个主义，一个领袖”。
并派遣邵力子、张道藩等人，参与“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等组织，赞助、拉拢郭沫若、老舍等文化人，试图影响、领导战时文艺宣传的基调与走向。在这些机构、组织越来越偏离其初衷时，便通过控制经费、限制活动及改组或解散组织机构等方式，抑制、压迫文艺界的抗战宣传。
也就是说，文化界欢迎并赞同的统制，并非后来（1938 年下半年后）国民党实施的那种统制，此统制非彼统制也。前者是积极的统制，统制的目的是凝聚力量、宣传抗战，出于此最高任务消除其他杂音或干扰；后者则是消极的统制，竭力压制民众的抗战诉求、文艺界的宣传活动，恰恰走到了前者的反面。
比如，1938 年 3 月 31 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确定文化建设原则纲领的提案》，突出要以“唤起民族意识”为主旨。1939 年 1 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限共”“防共”的政策，连续颁布了《共产党问题处置办法》《防止异党活动办法》及《沦陷区防范共产党活动办法草案》等政令，之后又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加紧迫害进步力量，拘禁迫害共产党人、抗日进步青年和民主人士。1939 年 3 月，国民党颁布《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及实施办法》，鼓吹“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为控制抗战文艺宣传提供指导性思路。同年 4 月 5 日发布的《关于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指示》，便指出其工作的两个要点：一手抗日，一手防共。1939 年 12 月 4 日蒋介石又亲自发起了“复兴文化运动”，1943 年又抛出《中国之命运》，仍旧是通过宣扬所谓中国传统、固有德性，试图以此对抗阶级论、民主论等进步思潮。
1939 年 2 月，国民党中央党部命令重庆市政府、警备司令部，设立“重庆市戏剧审查委员会”，查禁重庆的进步戏剧活动。1939 年 12 月 9 日颁布《战时新闻检查惩罚办法》，加强新闻舆论方面的控制。1940 年，又成立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颁布了《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进一步加强对文化出版界的统制。
抗战的大西南各地区，也布满了各种新闻、图书、戏剧、电影、出版等审查机构。据统计，“从 1938 年 7 月至 1944 年 10 月的六年里，国民党和国民党政府先后制定发布了 43 种图书审查查禁法规文件”
。另外，国民党也出版《中央周刊》《中央日报》文艺副刊《平明》以及《文化先锋》等刊物，平衡及对抗进步文化界的主张；在各种抗战组织中抢占资源，但包而不办
；并利用文艺评奖、表彰等制度，试图正面倡导其文艺政策；创立许多官办剧团、官办影厂、官办书社等，抢占文艺阵地。
国民党精心建设的文艺政策、制度与机构，阻碍了抗战宣传活动的开展。首先，审查力度大大加强。1933 年，全年审查文艺书刊 923 种，社科书刊 955 种，共计 1878 种
；而到了 1941 年，该年审查图书杂志 10583 种，约为 1933 年的 5.6 倍
。其次，查禁书刊数量激增。据不完全统计，以书刊为例，1929 年至 1937 年，国民党查禁书刊 588 种，而从 1938 年 1 月至 1941 年 6月的 3 年半中，被查禁书刊就多达 961 种
。最后，查禁的范围越来越广。如其审查官查禁文学艺术类书刊的理由，或来自《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或来自审查机关指令，或出于审查官之“临场创造”，归纳起来大体有以下十类：
（1）“鼓吹偏激思想”“鼓吹阶级思想”“鼓吹阶级革命”“强调阶级对立”“强调阶级意识”“强调阶级斗争”“煽惑农工”“妄造谣言”“混淆视听”“宣传共产主义”“宣传共产”“宣传新民主主义”“为某党扩大宣传”“为奸党做宣传”“为异党做宣传”“意识错误”“言论反动”；（2）“诋毁政府”“抨击本党”“污蔑领袖”“诋毁国军”“敌视国军”“诋毁三民主义”；（3）“以派系私利为立场”“以派系为立场”“具派系宣传作用”“为派系私利做宣传”；（4）“暴露后方弱点”“暴露陪都社会生活之弱点”“暴露军人弱点”“暴露抗战军事弱点”；（5）“削弱抗战情绪”“妨碍抗战”“影响抗战”“不合抗战要求”；（6）“歪曲事实”“颠倒事实”“与事实不符”“内容荒谬”“著述荒谬”“有悖情理”“神怪荒诞”“描写迷信”；（7）“内容欠妥”“内容不妥”；（8）“内容杂乱无章”“叙事不清”“水准过低”“写作艺术幼稚”；（9）“纯系讽刺诗”“介绍苏联文学”“里巷琐闻社会小事”“浪漫恋爱描写太多”“与抗战无关”；（10）“故不印审查证号”“故不送审原稿”“逃避审查”“冒印审查证号”。
总之，相对知识分子而言，政治集团的抉择十分复杂。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央政府，其处境颇为尴尬。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作为国家的合法政府，理应担负起“抗战建国”的历史重任；在军队和政府不足以抵抗日军侵略之时，选择依靠救国热忱空前高涨的人民，似乎是最合理、最自然的题中应有之义。然而，事情却没这么简单。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集团不得不在最应当依靠民众的时候选择压制，他们所推行的是对内实行依靠政府及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对外实行舆论控制、竭力粉饰太平以争取外援（包括美苏等）。熟悉国民党和蒋介石的人，对该政策应不会感到意外。因为，国民党自身未能改变民国“军绅”社会的性质与结构，并且在与这个非常态结构妥协、融合的过程中决定了自身政权的性质。而这个政权的本性，天然地排斥民众的普遍觉醒，哪怕是因抵抗外敌侵略、必须自救情况下产生的觉醒。
国民党政权与大西南文艺运动作家之间的关系，关键在于对该问题是否有一致的答案，即在“抗战建国”中，能否发动民众，依靠广大民众的力量？因为，参与大西南文艺大众化运动的作家们，在历经抗战前后的思想变迁后，认识上普遍发生了“人民本位”之转向，他们参与并领导的文艺大众化运动以启蒙、宣传、教育、唤醒民众为主要任务。如果国民党亦能在该问题上与知识者保持一致，或至少并无尖锐矛盾，那么至少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将能够赢得知识者的支持（至少不是反对）；但倘若国民党在此关键问题上站在了文人作家及民众的反面，那么后者对前者只能越来越不信任，而前者对后者也只能越来越缺乏耐心、容忍，进而变得粗暴。
但随之而来的更深一层的问题是：能不能发动群众（以农民为主体）？国民党的最终态度，不由其主观来决定，即不是一个想怎么选就能够怎么选的问题；而是客观上由其政权性质决定，换言之，其回答取决于国民党集团在整个民国“军绅”社会中的客观地位。
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集团，曾试图在乡村推行现代行政体系，试图去建立新的、有效的现代官僚体系，结果却没有成功。其原因在于，它既无法铲除地方上原有的“贵族精英”——“新绅士”阶层，又无法根本上改变地方上的权力结构模式。于是，国民党集团总体上和基层中的“新绅士”——大多是地主、豪强、劣绅、强人、恶霸、土棍等握手联合。“新绅士”阶层能够利用自己手中的资源、渠道替政府征税、纳粮，而政府能够为“新绅士”提供法定权威。而“新绅士”阶层又反过来借助为政府收税、摊派、征丁的机会，在其中假公济私、巧立名目、弄虚作假、中饱私囊。
所以，倘若国民党要发动民众、唤醒民众、依靠民众，就不能不让民众感到，政府和自己站在一起，跟从政府符合自身之利益。况且，抗日救亡、保家卫国，的确是全中国人利益的最大公约数，毕竟抗战的目标瞄向外敌，帝国主义侵略确实造成国家的残缺破败、大众的凌辱与流亡，理论上恰逢政府拉近与人民距离的最佳时机。但麻烦的是，如果让老百姓拥有了理解抗战能为其带来好日子的能力，则他们很快便会明白，要过上他们期盼已久的生活，仅仅反对帝国主义是不够的。正如一位观察家所言：
自从一九三八年十月间汉口广州失陷以来，中国的抗战逼近了一个新阶段，在这新阶段内，迟早不是动摇求和，就是全国物质精神总动员，后者已经成为最近一年来火急的政治问题。在中国那样落后的国家，这显然是一个艰巨的任务。这显然有使那些直到今天还拥护抗战的国民党内保守势力离开抗日阵线的严重危险。因为这种动员含有行政的和社会的改革，特别是土地制度的改革的意义。没有这些改革，就不能期望全国民众实际认识此次抗战是他们自己的事情，认识士兵们是他们自己的保卫者。……明白得很，如果要人民大众实际帮助军队争取抗战的胜利，就必须使他们感觉到击败日军对他们有切身的利益，而要他们感觉到这个，就非有广泛的经济的和社会的改革不可。统治阶级为要获得胜利非支付不可的代价就是对人民让步，而它似乎至今还不愿支付这一代价。
不错，帝国主义确实给民众带来惨痛的伤害，但这只是最近以来的事实，而长久以来造成农村急剧恶化、人民生活每况愈下的还有那些盘踞乡村、统治乡村的土豪劣绅、地主恶霸
。“你总不能一方面要求人们来推翻外国的帝国主义和贪污的军阀，同时却宽恕直接打击你的邻居的乡村里的不义和压迫”
吧？站在农民立场之上，既反对帝国主义又反对那些直接欺压他们的乡村贵族、“新绅士”，才真正符合其自身利益。但事实却是：
国民党要把革命限制为实现几个有限的目标，如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主义……（对于地主）政府倚靠着地主，地主倚靠着农民。要把农民的力量从年深月久的苦痛中解放出来，要把这些力量聚而抗日，是需要对于横隔在重庆和粮田之间的地主，采取最严厉的行动的。地主中一部分人是从前的军阀，现在依然拥有军事力量，大部分人则是各地国民党地方组织的基干。政府觉得这机构太脆弱，如有任何基本的改革，它就活不了。
这里所指的“机构”，就是民国“军绅”社会中国民党与乡村贵族联合、勾结的架构。一旦对乡村“新绅士”动手，那么立刻将牵连到自身，把自己也作为革命的对象，这显然是惹火烧身。比如，倘若国民党政府坚定支持发动民众、唤醒民众，并忠实地执行，那么当“唤起民众的民族意识，动员他们来争取抗战胜利的时候，跟着也会引起他们对自己苦恼的认识，对官僚阶级的特权和物质享受的愤慨，对地主、高利贷者和剥削他们的雇主们的怨恨”
。所以，政府在地方上通常的做法是，不准他们在日军尚未到达之前训练群众、武装群众。地主们也当然不愿唤醒民众，以免危及自身的地位及收入。
在国民党的政府能力不足以推行现代化改革（如现代政府、现代官僚体系）的情况下，与“军绅”社会中原有的官僚、地主、买办相妥协，并形成新的官僚、地主、买办，那么其统治基础，就将成为民众觉醒后箭头直指的革命对象——这才是为何蒋介石不得不在抗战中极力限制民众参与的根本原因！蒋介石是个爱国者，也是个民族主义者，但这都不能以动摇自身的统治为代价，因而所有这些身份，最终都没能真正改变国民党中央在抗战中的立场选择——相对于后者，前者的砝码实在太轻！
于是，当作家到地方抗敌组织进行采访之时，竟听到如此抱怨，“先生，抗敌救援会是一个‘自己不做，也不愿别人做’的机关”
。国民党的基层政权不但自己不抗战，也不让更多人参与抗战，而且还假借抗战之名胡作非为、大发横财。沙汀在抗战期间的短篇小说代表作《联保主任的消遣》，便是对此种混乱情形的刻画。
随着抗战的深入，国家原先分布在东南沿海的现代化基地纷纷沦陷，致使其财源、物资都十分短缺。作为抗战领导者的中央政府，一方面要肩负“救亡”重任，另一方面还要保障税收以供给巨大的军费开支。而与之联合的地方豪强、乡村贵族，则更是变本加厉地利用（为政府代理）征税之机而谋取私利。因此，社会局势越来越恶化，越来越紧张。于是，“当国民党政权意识到自己已经病入膏肓了，政治上更加虚弱无力时，借着战争的延迟，它开始变本加厉地倾向集权专制，或确切地称之为独裁。蒋介石对任何批评毫不忍耐，孤身独影，一心只想把权力操纵在自己手里”
。这种客观上的紧张情势，令国民党自身心怀恐惧、疑虑重重，只是满足于维持现状，一切变动，甚至是合理的进步之举都不能被容忍。
比如，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发起者路易·艾黎，曾采取了一些诸如改善劳动条件、卫生条件、加强教育以及社会服务等措施，显然这些举动是值得称赞的。并且，“工合”号召工人以自身团结、民主合作的手段来争取实现该福利，并不等待依靠政府之恩赐，于是也避免了为政府增加负担。然而，此举在政治上的号召却具有爆炸性，因为国民党统治区任何独立社团，一旦显示出优越性，就会扩散成为要求各种联合与团结的连锁反应，这恰恰足以把国民党精心营造的那个藏污纳垢的大厦化为灰烬。又如，宝鸡的前县长是个进步分子，他在“工合”开创阶段曾给过大力赞助，国民党对他的处置，更清楚说明了它对一切改革的态度。该县长曾被逐出宝鸡达一年之久，倘若他仅做一些表面的现代化工作，如筑路造林，就会讨国民党喜欢，保住其乌纱帽。可他却试图改变旧的税收和征兵办法，他禁止把征收农业税的权力包给商人，只因他们比普通税吏更加贪得无厌。当地的地主和顽固派都视其为仇人，因为他手伸得太长。于是，为赶走县长，他们贿赂了本县远处的一些农民种植鸦片，然后向上级告发，说他有意纵容。
国民党政府在抗战的恶劣形势下，采取了刺猬般内缩式的独裁策略，逐渐把自己逼上绝路。为维持自身地位，保证自身利益，竟然采取非常极端的做法，该做法把自己变得反动：在某些时候某些地方，政府宁愿农民死去而把土地留给自己，也不能容忍共产党组织群众、唤醒群众从而使政府失去土地；另外，出于同样的目的，政府也不惜同汉奸伪政府达成默契，甚至有时候是日本人。白修德在抗战时期采访一个军官之时，曾听到这样的话，“如果人民死了，土地还是中国的。如果军队挨饿，日本人就要来占领土地了”
。因此，他们可以在灾区把农民的粮食搜刮得一干二净，对农民要求吃饭的声音充耳不闻。无独有偶，冈瑟·斯坦的采访也发现了类似现象：
看来国民党的确宁愿把那些领土留在日军手里面不愿让中国共产党收复它们。因为很明显，人们觉得日军所占领的地区在盟国最后赶走日军后，能够重归国民党统治，然而在先前由共产党解放的地区，事情就很难办了。那里由于人民对民主政治已经习以为常，战后将不愿再受战前的政权的统治。即使发生另外一种情况：国民党军队可以把日军所占领的一些地方加以收复，但如果这样的收复必须在当地引进民众企求的民主改革的话，国民党似乎也宁愿让这些地方继续留在日军统治之下。
我至少知道有两次，重庆的军官们坦白地向盟军军官承认，他们和各地政府军投过去的傀儡军有联络和合作。肯定有证据表明，那些部队和其他傀儡部队每天都在攻打共产党；从重庆的战报上看起来，除了当地征集的一些便衣人员外，傀儡军似乎极少被用来攻打国民政府的军队。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国民党政府之所以最终把民众排除于“抗战”之外，坚持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政策，并随着抗战深入加强独裁的种种做法，都有其深刻的必然性。这在政府的教育政策上，也有典型体现，并且，该问题还能反映国民党政权对于“抗战建国”的态度。
闻一多在总结抗战期间的教育时，曾有这样的评论，“我觉得在今天所有的不合理现象之中，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是最不合理的。抗战以来八九年教书生活的经验，使我整个否定了我们的教育”
。之所以有如此看法，是因为：
教授大都与政府的看法相同：认为我们应该努力研究，以待将来建国之用，何况学生受了训，不见得比大兵打得更好，因为那时的中国军队确乎打得不坏，结果是两派人各行其是，愿意参加战争的上了前线，不愿意的依然留在学校里读书。这一来，学校里的教育便变得更单纯的为教育而教育，也就是完全与抗战脱节的教育。
在这一点上，其他的材料也能佐证：
国民党的保守分子……采取了更反动的政策。他们命令全国学生要埋头读死书，不问国事。据说是为国贮才，整备战后建设。青年学生们失望愤慨极了，只有到延安去一途。结果整个教育制度变为破坏民主的联合政府，代之以变相的法西斯主义。每个学生必须读《中国之命运》，这本不详的小书出版之后，日本人便欣然说道，原来重庆的态度，事实上和南京傀儡政府的汪精卫竟毫无区别。
这就是国民党“抗战建国”政策的用意：把抗战交给政府和军队，其他人则各司其职、各安其位，尤其是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应该“莫谈国事”、埋头读书，以备将来“建国”之用。所以，尽管“抗战建国”的总目标一致，但不同的政党有其迥异的解释。
总而言之，国民政府之所以抑制由知识分子及共产党联合推动的波澜壮阔的群众宣传、农民动员运动，原因可浓缩为一句话——发动群众就是为国民党挖掘坟墓。国民党需要民众只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但对民众而言，不可能仅反对外部压迫而对自己身边的种种压迫视而不见，他们要求改变其被压迫的现状。于是，国民政府在抗战方面，只能对内依靠军队、迷信武力，对外则粉饰太平、乞灵援助，至于国内种种发动、启蒙民众之行为，只能压制和封锁；结果越压制在民众看来政府就越反动，它的根基就越削弱；而在官方看来，政府越脆弱就愈加无法容忍任何与政府不一致的行为，甚至是那些公认的民主、进步行为，故而只有全力镇压；但压制只能带来更多的反对、更深的不满和更强的反抗——最终陷入一个恶性循环的漩涡！
抗战时期，国民党也知道文艺、文化宣传的重要性，对其的重视程度，较之战前明显有所加强。抗战爆发之初，张道藩、潘公展等国民党文化官僚便加入各种救亡组织（如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等），和众多知识分子频频往来，试图吸引、团结一部分知识分子，以期能对文化界有所掌控或影响。陈立夫也在战时被任命为教育部部长，推行“党化”教育，对知识分子从思想上、体制上进行钳制。而地方上也有各级党部官员、行政官僚，对民众自发组织的大量“救亡”团体施加引导，使局势在可控范围内发展。
张天翼在战时的著名短篇小说《华威先生》，便是对这种情况的揭露与讽刺。华威先生就是一位以救亡为职业的抗战官僚，频频出现在各种战时救亡协会的会议上，并确保每个协会都要有他的职位；一旦有他缺席的会议及活动，不问缘由，立即大发雷霆、怒不可遏；而他在每个协会的会议都迟到早退，以显示其身份之特殊；发言也只是短短几句敷衍了事，翻来覆去不外乎两点：一是人们应加紧干活、不要消极怠工，二是强调要以一个领导为中心；其实，真正的重点只有一条，就是要认清一个领导，即其自身以及其背后的国民党政府。
但不管怎么说，抗战初期的国民党舆论限制还较为松散。但好景不长，1938 年下半年以后，尤其是以“皖南事变”为分水岭，以后的大体趋势是逐渐收紧。至于期间仍有文艺运动发生，皆因国民党中央控制力不足所致，以及“军绅”社会的种种复杂局势使然。
国民党自身的政治属性，造成了它与知识分子立场的不一致，所以在初期的“引领”方针不能奏效的情况下，只能乞灵于压制。到抗战后期，“在整个国民党统治区，政治迫害日益加剧；而在国民党内，各种反动势力扶摇直上，特务分子更是有恃无恐。教育界受到了严密的监视，一些进步人士，像自由派的记者萨空了等，也都当上了政治囚犯。新闻检查成了窒息言论的棍棒”
。在国民党军中服役十多年的徐复观，于多年后的回忆中总结，“由抗战所开始的知识分子的团结，因（此处有删节）国民党若干人的愚忿，未能凝结成为一条中庸的路线，致使这一团结已完全归于幻灭；而国民党面对有异见的知识分子，已完全失掉了涵容与讨论的精神力量”
。在此，大半生追随蒋介石的徐复观，也坦白承认政府对任何不一致言论、行为丧失了容忍。不过平心而论，在和平年代容忍还是可能的，但在战争年代的确困难——正如老话所言，“形势比人强”！于是：
一个C.C.所指派的宣传部长曾须发一个正式指令，命令一切作家应该避免现实主义和悲观主义，应该写作愉快欢欣的事情。有一张长长的表，列举了禁止发表文字公开讨论的许多题目，其中包括共产主义和共产党问题，中苏关系，动乱中的新疆，对美国或英国的批评，政府的贪污，前线部队的痛苦，对农民的迫害等。分析税项，批评政府财政政策，发表预算或通货发行数字是禁止的。批评政府任何人员的为人，家庭及行为，是禁止的。甚至谈谈物价之高涨，也是禁止的！
各地的文艺宣传组织，遭受国民党迫害、压制的例子不胜枚举。
如抗战大后方著名的进步期刊《七月》，由胡风主编，在抗战初期的国统区影响巨大，但该刊的进步立场招致国民党政府忌恨。在 1941 年 5 月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致国民党中宣部的函件中说：“《七月》企图透过文艺形式达到其谬意宣传之目的，本会审查该刊时向极严格，总期设法予以打击，使其自动停刊。”果然，4 个月之后，1841 年 10 月左右《七月》就被迫停刊了。
1937 年 1 月 17 日在成都创刊的《大声》周刊，在整个四川都有很大的影响力，对抗战初期发动民众作出了很大贡献，但其先后被国民党四次查封，其遭遇非常具有代表性。《大声》周刊自创刊起，积极宣传抗战，但 1937 年 4月 15 日就被第一次查封；改名《大生周刊》继续出版，6 月 5 日又遭查封；7月 9 日改名《图存周刊》，出版 3 期后，7 月 24 日又遭第三次查封；11 月 5 日复刊，至 1938 年 8 月则第四次遭查封；先后共出 61 期。国民党政府封锁《大声》周刊的手段多种多样，堪称文武兼备。《大声》的发行途径：一是由报贩沿街叫卖，二是外地订户由邮局寄送。但都遭到国民党阻挠：在成都叫卖的报贩，如到国民党顽固势力控制的北门一带叫卖，轻则刊物被抢、人挨打，重则报贩无故被抓；寄往外地的《大声》，也多次被“西川邮务管理局”无故扣压，致使外地订户因经常收不到刊物而来信询问。
在长期打压下，《大声》纵然顽强却也难以为继。
《星芒报》的遭遇与此类似。“七七”事变以后，由川大学生胡绩伟主编的《星芒》周报出版，并办了“星芒通讯社”。《星芒》以及后来改名的《星芒报》，是一个比《大声》影响更大的救亡刊物。于全川发行，在当时全省报界发行量居第一位。星芒通讯社也在四川地区影响很大，被视为抗日救亡的一面旗帜及舆论中心。该报发出的重要消息和言论，对四川的社会舆论影响颇大，国民党当局便对该报及通讯社极为恐慌。面对政府压制，主编胡绩伟凛然正气、巧与周旋、四次更名。先后以《蜀华报》《新民报》三日增刊、《通俗文艺》旬刊等名目出版，直到他 1939 年 11 月奔赴延安为止。
再来看有名的“郫县事件”。1938 年 4 月，成都进步救亡团体“群力社”成立后，建立歌咏队、演出队，经常以歌咏、戏剧和讲演等形式参加全市统一的宣传，并到成都附近农村场镇活动。到郫县宣传时，县政府却以“散发荒谬传单”为名，公然诬称抗日救亡宣传队有“托派汉奸嫌疑”，派军警对宣传队强行搜查，并扣留队员，派军警押送宣传队回成都。
提倡改良云南旧式花灯的王旦东，曾历尽艰辛组织“农村救亡灯剧团”。然苦心经营期间，受尽各种非礼待遇，最终遭特务写信恐吓，被逼解散剧团。
而熊佛西的四川省立戏剧学校成立后，到各地组织巡演，1939 年 3 月从成都出发，到双流、新津、温江、灌县、新都、金堂，在广汉演出受到压制，被迫提前返回成都。
与以上各救亡团体、报纸、刊物有相似经历的事件不胜枚举，在抗战期间极为普遍，有一些从事文艺运动的爱国青年还惨遭特务的逮捕、绑架，甚至献出了生命。
总之，从理论上讲，《抗战建国纲领》由国民党中央政府颁布，并且即便是维护自身利益，国民党也有拥护“抗战建国”的必要。然而，要真正的发动民众抗战，就得让群众有某种程度的觉悟，而觉醒的民众就会反抗长期压迫他们的各类“军绅”，包括国民党在内。在“两害相权”之中，国民党选择了“取其轻”。所以，国民党的“抗战建国”，在看待“抗战”与“建国”的关系上把二者割裂开来，基本上是“抗战的抗战，建国的建国”。于是，在抗战上它虽然也宣称“地无分南北，人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
，而且抗战初期也确实做过一些发动群众、宣传抗战的事情，但从抗战的总体角度上看，国民党的实际做法是欲将民众排除于抗战之外。它只能做如下依靠：对内寄希望于政府和军队，对外争取国际援助（美国、苏联等）。但大西南文艺大众化运动，则自始至终扮演着“载道”宣传排头兵的角色，国民党对此的态度，上策是指引领导，实际中无法取得领导权之时，就只能不断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