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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郑州2000年5月16日电 连吃水问题都一直没有解决的铁山村，早在1997年3月就被河南省禹州市委、市政府命名为“小康村”。但是，象征荣誉的“小康村”牌子却长期被藏在副支书王国顺的家里，一直不敢挂出来。
铁山村位于禹州市西北部的苌庄乡，属丘陵山区村。记者近日去采访时，发现村子还没有通公路，地里的小麦长得稀稀落落，有的叶子已经发黄干枯。一个村民说，他们村有13个村民组，除了少数几个村民组共用一眼机井外，大部分村民的吃水问题，都要靠接天上的雨水储存，或到三四里外的玩花台村买水解决。
村民赵彩告诉记者，因为吃水难，村里人用水都很仔细，洗脸、刷锅，再喂猪，一盆水都要用好几次。“一桶水好几块钱，别说浇地了，平时连个澡都舍不得洗，还胡吹是啥小康村，‘吹牛村’还差不多！”赵彩气愤地说。
记者随意走访了几户人家，发现虽然有的房子盖得挺好，家里都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据当地村民讲，这里地太薄，又没有水，粮食丰产根本指望不上。往年都是靠在附近矿上打工，挣钱来买口粮和水。这两年矿井经营困难，矿上发不下来工资，有的村民连生活都难解决。
1997年，为了多出政绩，在村委会未申报的情况下，苌庄乡领导硬把铁山村上报为小康村。一位知情人介绍，在上级要求村上申报有关评定小康村的材料后，铁山村只调查了侯存献、侯长聚两个开矿的富户，两家一平均，人均纯收入才1600元。上级说不够，至少还差900元。于是，村领导只好将人均纯收入变成了符合标准的2500元。副支书王国顺告诉记者，牌子领回来以后，自己也觉得不够格，怕群众知道了埋怨，只好一直放在自己家里。
牌子虽然未挂，虚报的人均纯收入却成了上级征收统筹提留的依据。几年来，铁山村的农民每年都因为“小康村”要多交几十元钱的税费。去年秋天，庄稼再次受旱减产，二组的村民决心集资打井，要求上级给予扶持，却被拒绝，一问才知道自己村早已成为“小康村”，没有享受补助的资格了。
据了解，禹州市600多个行政村中，目前已经有近400个被命名为“小康村”。该市一位领导私下透露，如果严格按国家的“小康村”标准，禹州市恐怕就没有多少够格的了。因为上面要求得紧，为了凑数，也只好这样做了。
新华社北京2000年5月16日电 抱个金光闪闪的“小康村”牌子回来，理应该大讲特讲、大事庆祝一番的。但河南省禹州市苌庄乡铁山村的村领导却没这么做，硬是一声不吭地将牌子搁在自己家里。村领导的解释是：自己也觉得不够“小康村”资格，怕群众知道了埋怨，只好一直放在自己家里。让人羡慕的“小康村”荣誉竟让村干部陷入尴尬境地。
过上小康生活，这是我们本世纪末要实现的战略目标。但实现“小康村”毕竟是有条件的，抛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路、电、暖、气、教育、卫生这些“硬指标”不说，单从“小康”的修辞意义上讲，“小康”者，意指可以维持中等水平生活的家庭经济状况，那缺水少粮的铁山村显然不能说是达到了中等生活水平。乡领导不可能不知道所辖村的具体情况，但仍把铁山村上报成“小康村”，显然是为了表明自己“造福一方”的政绩，为此而不惜让下级虚报造假。
这样的“小康村”建设对农村工作有百害而无一利：第一，它造成或者助长了虚报浮夸、形式主义作风。第二，造成工作指导、政策决策失误。因为戴上了“小康村”帽子，铁山村农民就得多交几十元钱税费。类似“委屈”并不鲜见，比如，国家规定农民负担额不得高于上年农民人均收入的5％，但一些地方就因为多报了农民人均收入，农民只好多交钱。
铁山村这则报道有很强的针对性。今年是实现国企脱困、扶贫攻坚、步入小康等战略目标的最后一年，完成任务已进入“倒计时”，一些干部为了显示提前完成、超额完成之类的“政绩”，恐怕还会打虚报浮夸的主意，一些干部难免还要遇到铁山村干部的尴尬事。这就需要我们各级政府高度重视这个问题，采取措施力戒浮夸风。
多年来的经验教训早就告诉我们，只有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脚踏实地埋头苦干，而不是靠玩数字游戏、摆花架子、做表面文章，我们才能真正实现或完成各项目标任务。
新华社郑州2000年6月2日电 河南省禹州市苌庄乡铁山村虚报成为“小康村”一事被披露后，引起了禹州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禹州市委、市政府近日表示，要组织人员对前些年命名的“小康村”逐村进行复查，对不再符合标准的村取消“小康村”资格，收回“小康村”牌子。
5月16日，本社播发了《河南禹州有个不敢挂牌的“小康村”》的消息，报道了河南禹州市苌庄乡铁山村这个连群众吃水都困难的村子居然成了“小康村”的事实，批评个别干部的浮夸虚报作风。报道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禹州市委、市政府表示，要以这次舆论监督为契机，虚心接受批评，改进工作方法，把思想统一到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上来，推动禹州农村经济再上一个新台阶。
禹州市委、市政府决定，在取消不符合标准的“小康村”资格的同时，由市政府拨出专款，组织专业队伍帮助铁山村打井引水，解决村民吃水问题。市委、市政府在认真反思小康村建设工作的基础上，准备在全市深入开展作风整顿活动，进一步动员全市各乡镇、各部门，牢固树立求真务实的作风，扑下身子，真抓实干，多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
新华社郑州2000年8月24日电 连吃水问题都一直没有解决的河南省禹州市苌庄乡铁山村，由于个别干部虚报浮夸，居然于1997年被授予“小康村”荣誉称号。日前，禹州市有关部门经认真复核，认为铁山村与小康村标准有明显差距，决定收回原禹州市委、市政府授予的“小康村”牌匾。
为了多出政绩，1997年，在铁山村未主动申报的情况下，原苌庄乡领导硬把这个村上报为“小康村”，并由市里颁发了牌匾。但是，象征荣誉的“小康村”牌子却长期被藏在一位村干部家里，一直不敢挂出来。5月16日，本社以《河南禹州有个不敢挂牌的“小康村”》为题，对此事进行了披露，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禹州市委、市政府表示，要以这次舆论监督为契机，虚心接受批评，改进工作作风；并组织人员对前些年命名的“小康村”逐村进行复查，对不合标准的村取消“小康村”资格。
禹州市有关部门调查认为，在道路硬化、文化大院建设、基础设施管护等方面，与“小康村”标准相比，铁山村还有明显差距。全村只有约30％的村民解决了吃水问题，其他大部分村民吃水要靠接屋顶水或买水解决，村民对此反应尤为强烈。
目前，禹州市水利局已派出专业技术规划组，对铁山村的饮水工程进行了实地考察和初步规划，并制定出了具体解决方案。
新华社郑州2000年8月24日电 三年前颁发给铁山村，却长期被放在一位村干部家里、不敢公开悬挂的“小康村”牌子，终于被收回去了。这个市有关部门的调查表明，铁山村约有三分之二的群众吃水存在困难，路面硬化、学校教育、计划生育等方面距“小康村”建设标准相距甚远，不符合“小康村”标准。
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敢挂牌的“小康村”呢？改革开放20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观念的深入人心，绝大多数农民的生活发生了较大变化，不少群众盖了新房，添置了新家具，家用电器不再是稀罕物，农民的精神生活也更加丰富。刚看到农民日子好过了，有些干部就开始头脑发热，认为这就是生活达到了小康。于是，就出现了“小康村”突击“达标”，出现了这种干部得了荣誉牌子却不敢往墙上挂的尴尬事。
不可否认，近些年来，农民生活确实发生了较大变化。但这种现象并不均衡，不少农民的家底还不厚，一些地方的农业基础设施还很薄弱，尤其是近两年，由于多种因素影响，不少地方农民收入增速放慢，一些群众稍遇灾情就没有饭吃。农村市场需求不旺就是农民家底不厚的具体表现。像铁山村这种情况，因为有点资源，农民下矿挣点零花钱，刚刚解决温饱问题，便说实现了小康。结果一遇市场变化，又加上天灾，群众生活水平便迅速下降。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增加农民收入和保持农村稳定是当前农村各级政府的主要任务。完成这项任务的重要前提，就是我们要正确估计农村的形势和农民的富裕程度，把农民收入增加作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农村稳定并逐步实现小康。靠玩数字游戏，摆花架子，做表面文章，即使一时“达标”，早晚也会露馅的。
给热昏的脑袋浇点凉水，让弄虚作假、做表面文章的人出身汗，为一味追求政绩、老做升官梦、不顾人民群众利益的“公仆”下一剂猛药，给高高在上、不体察民情的领导干部敲敲警钟。一篇成功的批评报道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同寻常的。新华社5月16日播发的《河南禹州有个不敢挂牌的“小康村”》就是这样的一篇批评报道，它针砭时弊，发人深省，为深入开展的“三讲”回头看活动提供了鲜活生动的教材，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到处插红旗、放“卫星”的极左年代离我们越来越远了。但极“左”的亡灵不会彻底地退出舞台。产生极“左”的土壤还在，并且相当“肥沃”。旧的亡灵借助新时期的时髦服饰，风起尘扬，雾来滴腥，时不时演出新的闹剧。“罗汉县”、“小康村”、“十星级农户”听起来相当诱人，但所含水分知多少，人民群众心里明白，一大批干部也“哑巴吃饺子，心中有数”。仔细调查有些金光闪闪的“罗汉”，其实只是镀了层黄粉而已，实为稻草之身；一批被吹得富得滴油的“小康村”，实为穷庄乱点，问题成堆。
如何批极“左”、打假冒、挤水分？《河南禹州有个不敢挂牌的“小康村”》这条消息进行了可喜的探索，并取得了成功。这条消息播发后，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南方周末》的编辑专门打电话询问新闻背景，要求提供专稿；《经济日报》、《农民日报》、《河南商报》、《大河报》等都在显要位置刊登。《大河报》还专门自己发了题为《无能的力量》的署名文章，这篇辛辣的短评指出：禹州市委、市政府把一个连吃水问题都没有解决的村子硬生生扣上一顶“小康村”的帽子，让人又想起那个可笑又可怕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浮夸年代。领导干部选拔要看政绩是好事，但政绩在有些人眼里就是统计报表的白纸黑字，至于这里面有多大“水分”就不管不问了。拿着这些吹出来的政绩去邀功请赏，用老百姓的血汗来“染红自己的顶子”，如此政绩，要它何益？从铁山村迈入“小康村”的过程看，有不敢挂牌的村支书，有弄虚玩假的乡干部，还有“知情不报”的市领导，在这种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小康村”，不是假冒伪劣是什么？没有能力让群众生活状况有所改观，一味瞎侃胡吹却让类似铁山村的“小康村”负担更重，这种让人恶心的无能的力量就如同笑话中形容的上下嘴唇挨着天地，脸是没有了，只剩下一张吹牛用的嘴了。
这篇批评报道在河南禹州引起的反响更为强烈。老百姓很高兴，弄虚作假者心中不舒服，市委、市政府正在做举一反三的工作。除铁山村之外，查一查其他几百个“小康村”有没有水分。这篇批评报道之所以叫得响，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首先是取材巧，角度新，抓住“连吃水都没解决”这个醒目而又实际的问题，一下子扒去披在铁山村身上的“小康”画皮，如同乞丐充大亨、穷汉冒富翁一样滑稽可笑。按《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小康”，指可以维持中等水平生活的家庭经济状况，人常说“家道小康”、“小康人家”。铁山村连吃水的问题都没有解决，焉能称“小康”？把这类的穷庄都命名为“小康村”，全国山河岂不一片红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岂不早就越过去了！
细节具有很强的表现力，是这篇批评报道的又一个成功点。铁山村被命名为“小康村”后，自己吃水依然难，农民负担逐日加重，村干部自然心情沉重。他们觉得不够格，怕群众知道后埋怨，所以“小康村”的牌子迟迟不敢挂出。这个“不敢挂牌”的细节，活生生地说明了铁山村确实穷，“小康村”名不副实，村干部还有点良知，有点自知之明。这个细节的说服力、表现力，顶得上千言万语，被批评者也不得不心悦诚服。
从写作上看，这篇不到1000字的消息比较活，有现场感，有生活气息。消息里面有素描，有村民的直白，有客观叙述，有与采访对象的交流。作者运用视觉、听觉，把铁山村的贫穷状况和村民的情绪生动地记述下来。再读，我还感到，这条消息简洁朴素，但不乏幽默，妙趣中隐有讽刺，平实中含有锋芒。
（作者系原新华社高级记者、河南分社编委）
5月16日，国内部播发了我们采写的消息《吃水都困难 居然成小康 河南禹州有个不敢挂牌的“小康村”》，并配发了短评《让村干部们少些尴尬》，报道了河南省禹州市苌庄乡铁山村这个连群众吃水都困难的村子居然成了“小康村”的事，批评了个别干部的浮夸虚报作风。稿件播发后，十几家报刊在显著位置采用，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正在我们准备为此事搞连续报道的时候，《北京青年报》在5月26日发表文章《假新闻糟蹋了小康村》，称铁山村是“当之无愧的小康村”，指责我们采写的是“假新闻”。
一时间舆论哗然，波澜骤起：到底谁报道的情况是虚假的？从中宣部领导到总社领导，从新华社内部到其他新闻单位，整个新闻界都在关注此事。
然而，事实毕竟是事实，6月1日，河南禹州市委主要领导拿着市委刚下发的红头文件来到分社，向分社领导和记者表示，新华社的报道是客观的、真实的，市委虚心接受新华社的舆论监督，并以此为契机，改进工作作风。市委决定：从现在开始，对全市所有的“小康村”进行复查，对不合格的“小康村”坚决摘牌。市委还明确提出，要拨出专款，组织专业队伍帮助铁山村打井，以解决长期困扰全村群众的吃水难问题。
回忆这一风波的平息过程，我们对新闻的真实性和采访的深入性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作为新华社记者，必须认真对待每一次采访，抓住每一个真实的细节，用大量的第一手材料来写出无懈可击的稿子。就铁山村的这篇稿件来讲，如果我们的采访有一点不扎实，报道中有一点出入，不但会直接影响我们个人所热爱的新闻事业，而且还会给新华社的声誉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后果不堪设想。
前一段时间，我们从当地电视台的一则报道中发现，河南省禹州市铁山村多年来严重缺水，大部分群众靠买水或接收天上雨水过日子，就是这样一个村庄，却在1997年3月被上级虚报为“小康村”。尤其耐人寻味的是，那块象征荣誉的金色奖牌一直放在一个村干部的家里，不敢挂出来。新闻很短，但给我们的印象很深。在一次业务例会讨论报道时，我们想起了这个题目。向总社、分社的领导们汇报，他们也都说这是一个好题目，鼓励我们抓紧采写，搞个深度报道。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以后，4月下旬，我们驱车100多公里，去了禹州。为能了解到真实的第一手材料，我们采取由下而上的方法，事先没有和当地任何政府部门打招呼，直奔铁山村。
铁山村是禹州市西北部的一个丘陵山村，300多户村民分布在方圆十多公里的范围内。沿着崎岖的小路，车子七拐八拐，先来到了铁山村二组。透过车窗玻璃，迎面是一座二层小楼，一些村民的房屋外面还贴有瓷片。从第一感觉看，村里除了路不行，不少人家的住房还不错，像个“小康村”的样子。
我们决定先找副支书王国顺，因为他过去曾是铁山村的村委会主任，据说“小康村”的牌子就一直放在他的家里。经村民指点，我们来到了王国顺的家：几间平房都是十几年前盖的，已经旧得不像样子；屋里除了一台黑白电视机，几乎没有什么其他家具；两间低矮的厨房，连个门都没安装，也没有院墙。王国顺的爱人告诉我们，她家二闺女因鼻炎动手术，王国顺去城里照看她了。“小康村”的牌子前几天刚被上面派人拿走了，来人还说王国顺给乡里惹了麻烦，要批评他。
通过走访王国顺的左邻右舍，我们进一步了解到，铁山村吃水不是一般的困难，家家户户都有水管来接天上的雨水，这两年天旱，雨水少，不少人还要到山下附近的玩花台村买水吃。王国顺副支书家也不例外。在村民王冠强家，我们看到院子里挖了一个大坑。说是准备修个水窖，因为没有钱买水泥和砖，动工一年多了，还是个干坑，没垒成。
其他组的情况怎么样？出了二组，我们又往北边走，想多看几户人家。刚走到村部旁边，正好碰到一辆外村来铁山村卖水的机动三轮车。据这位经营者讲，他每天从玩花台村拉水，到铁山村来卖，根据距离远近，每桶水要价二至五元。我们来到赵彩家，她正在哄怀里的孩子。她告诉记者，因为缺水，村民用水一家比一家仔细，一水多用现象非常普遍，再热的天，也不舍得用水洗澡，顶多用水擦一擦。听说有记者采访，闻讯过来的村民七嘴八舌地说开了，他们村里只有一台机井，由支书的哥哥管理，村民抽一小时水要花30～60元钱。尽管如此，也只有少数几个村民组能够用上，其他都要靠蓄天上的雨水或买水解决。
采访开始不久，就有两个村干部模样的人骑着摩托车过来，主动要求我们去村委会办公室，听他们谈情况。我们说，介绍情况可以，在这儿当着群众的面讲就行了，何必非去村委会。在记者的一再坚持下，一位自称是村干部的人开始说，村里的吃水问题并没有群众说的那么严重，少数几个吃不上水的村民组，也都是因为离井太远，村里的机井水送不上去。话没有说完，在场的群众马上不愿意了，指责他说假话。当着干部的面，几十名群众历数了全村吃不上自来水的村民组有三分之二，村民们一个一个站出来，向记者证实他们买水吃的事实，直说得村干部面红耳赤、哑口无言。通过这场干群争吵和我们走村串户亲眼看到的具体情况，可以说掌握了铁山村普遍缺水吃的真实情况。
在采访中，我们经常碰到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情况，作为记者，如何从中获得可靠信息，但又不被一方所左右，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适当采用这种对立双方当面鼓对面锣的办法，然后再加上实地察看，也许更有助于我们了解到最真实全面的情况。即使在不方便的情况下，把一方提供的情况进行适当转述，听听双方的辩解，同样能从中得到不少有用的信息，有助于提高记者对真实情况的判断能力。
铁山村群众吃水困难是不争自明的事实了，但群众的经济状况到底如何？“小康村”的牌子究竟为什么一直没有挂出去？一个又一个的疑问仍在记者脑海里盘旋，挥之不去。
从村民口中，我们了解到，铁山村附近有铝土矿。前几年市场行情好的时候，村民可以到矿上打工挣钱。村里也有几家靠开矿发了财、盖上楼房的，有的还买了汽车。但这种现象并不普遍，村子整体上并不富裕，集体也没有积累。这是因为，一方面这里农业生产条件差，庄稼靠天收，稍遇灾害，粮食就可能不够吃；另一方面，因为严重缺水，农民打工挣点钱，都用来买粮食和水了。加上近几年经济形势不好，矿上常常没活干，而庄稼又指望不上，有些村民日子更难过，甚至还没有摆脱贫困。
一位村民也告诉记者，他的房子盖好四五年了，房顶都漏了雨，还没有钱拉起院墙。从农民家中的摆设也可以看出，这里农民的家底还都不厚，充其量只算是解决了温饱问题。
据一位村民介绍，因为实在看不过村民吃水困难，回乡养老的离休干部王金和主动提出，他自己出两万块钱，让二组的村民（大约有百十人）每人集资100元，把村里过去废弃的一眼机井重新利用，先解决二组的吃水问题。村民一听，举双手赞成。但到兑钱时，平均每人只兑了30多块钱，便再也兑不上来了。有的村民没现钱，连口粮都折成了钱，还是没有凑够数。后来，大家一商量，咱村那么穷，能不能向上级要点扶贫款。等村民们到乡里一问才知道，铁山村早就是全市的“小康村”了，既然是“小康村”，就没有资格再享受扶贫款的待遇了，因为全乡还有更贫困的村需要扶持。在群众的不断追问下，也是二组村民的副支书王国顺才道出1997年3月被授予“小康村”荣誉称号的实情。群众质问为什么当时不向大家说，王国顺说，因为怕群众埋怨，这个牌子就一直放在他的家里，没有挂出来。
一位知情的村干部还向记者讲出了他所知道的铁山村当初被评为小康村的内幕。但对村民的种种说法，后来接受采访的县乡干部都给予了否认。他们都把没有挂牌的原因归结于村委正在盖办公楼。要想证实情况的真假，只有找到当时的村委会主任、现在的副支书王国顺。我们决心就是跑遍整个禹州，也要找到王国顺。
从村里出来时，已经是下午三点多钟，我们在路边的小店里匆匆吃点饭，就赶往禹州市。王国顺的爱人告诉我们，她闺女原来在城里亲戚家做保姆，这个亲戚可能知道王国顺父女在哪家医院。
不巧的是，王国顺的亲戚家没人接电话。没办法，我们只好一家一家挨着找，从南关医院到人民医院，我们边找边打电话询问，最后终于得知王国顺的女儿正在动手术的医院。但知情者也说不清在哪个病房，我们又一个病房一个病房地问，好不容易找到了王国顺。
站在夹杂着各种气味的走廊里，我们又渴又累，真想自己也是个病人，能躺在床上歇一会。但理智告诉我们，后面的采访才是最关键的。得知我们是来了解铁山村情况，王国顺并不热情，反而一个劲儿地说，搞坏了人心，对百姓没好处。为了争取他的信任和配合，我们只好耐心给他解释新华社的性质和任务。
也许被我们的诚心所感动，王国顺开始慢慢给我们讲述当初乡里如何弄虚作假，硬让他们参评“小康村”以及村干部一直不敢挂牌的原因。针对县乡干部“当时村里正盖办公楼”的说法，王国顺告诉我们，得牌子是在1997年3月，而盖办公楼是1998年10月村委新班子上任以后的事。从王国顺口里我们得知，乡里为了掩盖此事，专门召开了党员会和群众代表会，规定谁也不准向记者乱说。乡领导还强调，只要没有县乡干部陪同，来采访的记者都是假的，是为了搅乱苌庄乡发展的“大好局面”。善良的王国顺还对我们采访此事表示担心，他一再告诫我们，“说实话，有人理解，有人不理解”。后来发生的事实，正好被王国顺所言中。
后来，我们在电话采访现任铁山村支书时，他也向记者承认，在打井向上级要集资款被拒绝之前，他也不知道铁山村是“小康村”，也没有见过“小康村”的牌子。
采访结束，“五一”长假也开始了。为了把稿子打磨好，我们两个哪儿也没有去，很快写出了初稿。为了慎重起见，我们又把自己关在办公室，根据采访情况，对稿件进行逐字逐句的修改。按照以往的经验和有关领导提醒，在修改时，我们把握了几个原则：拿不准的细节再精彩也不要；稿中的每句话，都要有出处；既要说清事实，又要留有余地。
一遍遍地修改，一次次地核对，最后总算成稿了。5月7日下午，假期还没有过完，稿件经值班的采编室主任王耕认真修改，传往总社。国内部经济编辑室主任蒲立业收到稿件后，放弃休息时间，写出了评论《让村干部们少些尴尬》。
5月16日，稿件顺利播发。次日，《新华每日电讯》、《经济日报》、《农民日报》等中央媒体和《南方日报》、《大河报》、《河南商报》、《今晚报》等十几家地方媒体在显著位置采用了稿件。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多家电视台也在报摘栏目中介绍了此稿。稿件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稿件播发后，我们一方面准备后续报道，一方面就铁山村的情况向省政府领导汇报，希望有关部门能够拨出专款，解决铁山村的吃水问题。5月27日，正当我们在基层一线采访时，突然接到分社领导的传呼，说北京一家报纸刊出文章，公开为“假小康村”鸣不平，指责本社报道是假新闻。
听到这个消息，我们马上把稿件的采访经过回忆了一遍，觉得自己的采访是扎实的。既听了村民的意见，也采访了有关领导；对比较关键的缺水和收入问题，所用材料都是自己亲见亲闻，不应该有失实的地方。
等我们看了北京那家报纸的文章后，我们心里更坦然了。洋洋洒洒几千字的一篇文章，竟没有一个确定的消息来源，不是“市委宣传部一副部长”说，就是“乡办秘书”如何说，所采访的几位村民，没有一个能叫得出真名实姓，可信度首先就减少了一半。更可笑的是，这篇文章连我们曾采访过的人物赵彩的性别都没有分清，就说“他”没有接受过记者采访。显而易见，北京那家报纸的报道带有明显的片面性、倾向性。
遵照总社和分社领导的指示，记者很快写出了有关采访情况的说明，传往总社。6月1日，分社又派我们两人和两名音像记者一起，再赴铁山村，对该村情况进行了再采访。殊不知，这次采访比我们上次发现的情况更严重，我们上次没走到的几个偏远自然村不但没水吃，不少人家还住在几十年前建造的破窑洞里。
令人惊诧的是，禹州市委宣传部不知从哪里得知我们又在铁山村采访的消息后，一行五人驱车去村上堵截我们，一位姓韩的副部长一见面就迫不及待地解释说，他从来没有说过报上刊登的那些话，是北京那家报纸的记者不小心记错了。
我们认为，不管你是否说过那些不负责任的话，作为一名新华社记者，我们要求的是对自己报道的事实负责。只要我们的采访是扎实的，事实出处是有根据的，不管你怎么说，都改变不了事实。所以，我们没有与宣传部的同志争论什么，就打道回分社了。
回来的路上，我们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现代社会的新闻竞争十分激烈，特别是个别新闻媒体，为了追求轰动效应，提高知名度，不惜采取有悖新闻职业道德的做法。作为新华社记者，除了向有关部门及时揭露他们的不良用心外，最重要的就是一步一个脚印，把自己的报道搞扎实，让事实说话。最后，禹州市委专门下发的接受新华社的舆论监督、取消不合标准的“小康村”资格、帮助铁山村群众打井的文件，正是对我们两家报道事实孰真孰假的一个明确而有力的回答，还真是应了那句老话：事实胜于雄辩！
原载《新闻业务》
新华社郑州2007年3月21日讯 一个平时老实巴交的下岗职工，因一件琐事与人发生口角，被几名民警带到河南省周口市七一路派出所（该所曾被河南省公安厅命名为“人民满意派出所”）几小时后，突然从派出所楼上坠下，最后经抢救无效死亡。
围绕下岗职工李胜利的死因，周口市检察院有关人员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克服重重困难，终于查清了李胜利被有关人员殴打致昏迷后扔到楼下摔死的事实真相。有关法律专家认为，李胜利在派出所无辜被殴打致死一案，暴露了公安机关在队伍建设、执法程序、纠错机制等方面存在的很多问题，其教训极其深刻。
2004年9月20日晚上11时许，河南省周口市某局职工李艳红突然接到家人电话，说哥哥李胜利出事了，尸体现在周口市中心医院。李艳红匆忙赶到中心医院，看到已死亡多时的哥哥李胜利正躺在太平间里，其上身穿一件枣红色T恤衫，下身只剩一件天蓝色三角裤头，右脚穿一只湿了半截带着泥印子的袜子，左眼乌青肿得很高，满脸血迹，面部已严重变形，全身伤痕累累。旁边裤子上皮鞋印交叉重叠，皮带扣和左脚袜子已不知去向。
一位在医院工作的熟人告诉李艳红，她哥哥是被“120”急救车从七一路派出所拉过来的，来时瞳孔已经散了，最后没有抢救过来。李艳红与家人连夜赶到七一路派出所，正在该所开会的周口市公安局沙南分局一位副局长告诉她们说：“李胜利上午到移动收费营业厅找事，被冷飞、孟军伟等人带到派出所，在二楼值班室反省。下午两点多，他借口到四楼卫生间解手，从四楼跳楼自杀。局里得知消息后，赶紧把李胜利送往医院抢救，一直到下午5点多钟，也没有抢救过来。”
对沙南分局的说法，李胜利家人表示怀疑。她们提出：李胜利既没有杀人放火的违法行为，更不存在什么经济问题，他为什么要跳楼自杀？从上午9点左右被带到派出所，到下午两点多坠楼，在5个多小时的时间内，七一路派出所为何没做任何询问笔录？从李胜利坠楼到晚上11点家属得到消息，中间经历了大约10个小时，派出所为何不通知家属？李胜利裤子上的鞋印从何而来？他左脚的袜子又在何处？
但是，第二天，沙南分局在没有对家属疑问作出合理解释、尸体检验又没有结果的情况下，即出具了一份《关于李胜利在七一路派出所跳楼事件的情况调查报告》。报告认定李胜利是在和人发生争执后被带到派出所，然后从派出所跳楼的。
李胜利家属对此结论不服，多次到郑州、北京等地上访，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事情发生后，周口市川汇区检察院曾对此事立案侦查，河南省公安厅也派专门工作组到周口进行调查，但是，案件一直没有实质性进展。相反，有关部门还到李胜利一些亲属的单位，要求单位看好她们，不让她们请假外出上访，否则取消其文明单位评比资格。
除了上访、申诉，李艳红还想方设法，打听到周口市领导的电话号码，给他们发送短信，反映李胜利跳楼死亡的可疑之处。让李艳红没想到的是，正是短信这种现代化的传递方式，使案件侦破工作出现了转机。
大约2005年春天，周口市检察院有关人员找到李胜利家人说，你们给市委副书记李洪民的短信，李书记收到后抄了下来，并专门做了批示，要求由市检察院派最得力人员，协助川汇区检察院对案件进行调查。你们有什么情况，可以直接向市检察院反映。
此后不久，李洪民又带领有关部门负责人，在市政法委信访室接待了李胜利家人，听取她们对李胜利一案调查工作的意见。针对李胜利家人要求川汇区检察院回避的请求，周口市有关部门研究决定，将李胜利坠楼死亡一案的侦查工作，提级由周口市人民检察院负责。
以周口市检察院渎侦局局长王万春为首的专案组，在市委、市政府及市检察院党组的支持下，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辗转数千公里，找到了几名当时也在派出所的知情人，了解到当天李胜利被公安人员带到派出所后被殴打、最后坠楼的经过。检察机关办案人员以此为突破口，经过艰难的调查取证，终于使涉案人员全部交代了罪行。
据侦查查明，2004年9月19日，因移动收费营业厅转让问题，周口纱厂下岗职工李胜利与吕秋玲发生口角。吕秋玲之弟、周口市川汇区法院书记员吕留生找到周口市七一路派出所民警李立田，让他帮自己出气。李立田让吕留生买一把刀，说等第二天李胜利到营业厅的时候，以他带着刀来闹事为由，把他传到派出所，打他一顿教训一下。
2004年9月20日，当李胜利走到吕秋玲的移动收费营业厅时，七一路派出所副所长冷飞、民警孟军伟、张伞等人开着一辆白色昌河警车也“正好”路过此处。受李立田之托，冷飞等人以李胜利闹事、且带有管制刀具为由，将李胜利带回七一路派出所。当天中午，吕留生在派出所附近一家饭店宴请了冷飞、李立田、孟军伟等人。饭后，冷飞安排孟军伟、张伞、贾学会（无业人员）等人将李胜利带到三楼的“所长室”，对李胜利进行殴打。
殴打过程中，为了不让李胜利喊叫，吕留生、李立田脱掉李的一只袜子，堵住他的嘴巴。接着，吕留生又用衣服蒙住李胜利的头部，让在场的冷飞、李立田、孟军伟、贾学会等人上前，对李胜利拳打脚踢，直到李胜利满脸是血昏死过去。看到李胜利已没有知觉，李立田、吕留生提议把李胜利从楼上扔下去。
经过一番商议，当天下午2点30分左右，冷飞将在派出所院内等候处理问题的六名其他案件当事人全部召集到第一警务区办公室“进行调解”，然后，吕留生、李立田等人将李胜利抬到三楼女厕所门口，将他从三楼走廊栏杆处推了下去。当天下午六时，李胜利因抢救无效死亡。
2005年12月，吕留生、冷飞、李立田、孟军伟等8人（其中6名民警）因涉嫌刑讯逼供，被周口市人民检察院逮捕。2006年11月5日，周口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李立田、吕留生涉嫌故意杀人、冷飞涉嫌滥用职权，向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据被害人李胜利的诉讼代理人、北京炜衡律师事务所主任李肖霖介绍，根据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公诉案件，应当在受理后一个月内宣判，有特殊情况且经高级人民法院批准，至迟不得超过两个半月。但截至目前，审限已过，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尚未开庭审理此案。
日前，记者到周口市采访，位于市区繁华路段的七一路派出所依然人来人往，络绎不绝。从仍旧挂在墙上的标牌看，该所曾被团中央和公安部命名为“青年文明号”，被省公安厅命名为“人民满意派出所”和“全省规范化派出所红旗单位”。
一个有着如此辉煌成绩的先进单位，为何竟然出现如此恶性事件？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主任李肖霖、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瑞华等法律界人士认为，李胜利在派出所无辜被殴打致死一案，暴露了公安机关在队伍建设、执法程序、纠错机制等方面存在的很多问题，其教训极其深刻。
一、调查表明，冷飞、李立田等6名公安机关涉案人员，仅仅因为熟人委托和一顿酒饭，就栽赃陷害无辜群众，将其带到派出所轮番殴打，然后为了毁灭罪证，又将其从楼上扔下，伪造跳楼自杀的假象。李肖霖律师认为，从大白天在办公场所集体殴打无辜群众，到有人提出将其扔到楼下，从副所长到实习民警无人表示反对，这充分表明，公安机关个别执法人员已经堕落到肆无忌惮、为所欲为的地步。由此可见，“加强队伍建设”，在一些地方已经成为一句空话。
二、公安机关内部纠错机制亟待强化。据检察机关办案人员事后调查得知，9月20日李胜利坠楼死亡后的当天晚上，当时主持七一路派出所全面工作的指导员李大兰，召集全所干警在二楼北起第三个房间开会，说李胜利是自己跳楼摔死的，要求所里全体人员行动起来，围绕李胜利坠楼一事做好工作，把该记的材料记记，把该补的问题补补，该问的人问问。正是这番布置，为检察机关后来调查事情真相设置了障碍。
而作为七一路派出所的上级单位，周口市公安局沙南分局有关领导在坠楼事件发生后，出于种种考虑，不仅对死者家属提出的显而易见的疑点视而不见，反而在死者尸检结果没有出来的情况下，匆忙出具了《关于李胜利在七一路派出所跳楼事件的情况调查报告》。该报告对李胜利死时满脸血迹、裤子上有多个鞋印、坠楼时一只脚上没穿袜子等多处疑点视而不见，反而捏造多件事实，认定李胜利是跳楼自杀，并以维护社会稳定为由，多方阻挠死者家属向上级反映情况。这些举措，都给案件的迅速查处带来了很大困难。
三、在一些治安案件处理中，公安机关既是决策者，又是执行者，权力过大且缺少必要的监督，这也是造成诸如李胜利这样恶性案件的根本原因。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瑞华认为，在许多类似案件中，几名公安人员，仅凭一些“莫须有”的理由，不经任何请示和审查，就可以把一名无辜群众带到派出所，限制其人身自由，在任何一个法治社会，这都是一种非常危险的事情。这也是很多悲剧发生的根源。
陈瑞华、李肖霖等人提出，应在法院内部增设一种独立的程序法官，所有涉及国家机关，特别是公安机关剥夺公民权利、限制公民自由的事项，都要经过独立的程序法官审查后，才能进入执行程序。这样，就可以从源头上减少错案的发生。
新华社郑州2007年3月19日电 河南省周口市公安局七一路派出所的多名民警仅仅因为熟人委托和一顿酒饭，就栽赃陷害一名无辜群众，将其带到派出所轮番殴打，而后又将其从楼上扔下，伪造成跳楼自杀的假象。在有关部门的关注下，目前，造成这一恶性案件的6名警察已被周口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
据检察机关查明，2004年9月20日上午，受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书记员吕留生之托，周口市公安局七一路派出所副所长冷飞、民警孟军伟等人将曾与吕留生家人发生过口角的周口市纱厂下岗职工李胜利带至派出所。在中午接受过吕留生的宴请后，冷飞、李立田、孟军伟、张伞、许磊、王海宇等人与吕留生一起回到派出所，用衣服蒙住李胜利的头，对他进行轮番殴打。为了不让李胜利喊叫，李立田等人还脱下李的一只袜子，堵住其嘴。
当李胜利被打昏迷后，李立田、吕留生又提议把李胜利从楼上扔下去灭口。此后，吕留生、李立田、孟军伟、张伞、许磊等人将李胜利抬至三楼女厕所门前，将其扔到楼下。当日18时许，李胜利因抢救无效死亡。
事情发生后，针对有关部门认为李胜利系跳楼自杀死亡的说法，周口市人民检察院派得力人员组成专案组，顶住来自多方面的压力，辗转数千公里，经过艰难的调查取证，终于查清了李胜利“坠楼”的真相。
目前，周口市七一路派出所原副所长冷飞、民警李立田、孟军伟、张伞、许磊、王海宇等6人因涉嫌刑讯逼供，已被周口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记者发稿前获悉：李立田、吕留生、冷飞等3人因涉嫌故意杀人和滥用职权，已被起诉至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新华社郑州2008年10月23日电 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伙同他人在派出所内将被害人李胜利打昏，并扔到楼下摔死的河南周口市公安局七一路派出所原民警李立田，23日在周口市被执行死刑。
据法院审理查明，2004年9月20日上午，受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书记员吕留生和李立田之托，周口市公安局七一路派出所副所长冷飞、民警孟军伟、张伞、许磊（均另案处理）等人，将曾与吕留生家人发生过口角的周口市纱厂下岗工人李胜利带至派出所。在中午接受过吕留生的宴请后，冷飞、李立田、孟军伟、张伞、许磊、王海宇等人与吕留生一起回到派出所，用衣服蒙住李胜利的头，对他进行轮番殴打。
当李胜利被打昏迷后，李立田、吕留生提议把李胜利从楼上扔下去灭口。此后，李立田、吕留生、孟军伟、张伞、许磊等人将李胜利抬至派出所三楼女厕所门口，将其从楼上推下。被害人李胜利经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经法医鉴定，李胜利系高坠死亡。
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李立田、吕留生、冷飞分别身为人民警察和人民法院工作人员，本应以维护社会治安、匡扶正义为己任，但却伙同他人在公安局派出所办公室内将无辜公民李胜利打伤致昏迷后从楼上扔下，致使李胜利经抢救无效死亡，犯罪手段特别残忍，后果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极大，依法应予严惩。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有关规定，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李立田死刑；判处吕留生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判处冷飞无期徒刑。三人均被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一审判决后，李立田、吕留生、冷飞提出上诉。2007年11月，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下达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最高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复核后，核准了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定。
新华社郑州2012年3月18日电 记者从河南省扶沟县法院获悉：7年多前发生在河南省周口市七一路派出所的一起故意杀人案的最后一名被告人王海宇因犯故意杀人罪，日前被扶沟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年。
据法院审理查明，2004年9月20日上午，受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书记员吕留生和七一路派出所民警李立田之托，周口市公安局七一路派出所副所长冷飞、民警孟军伟、张伞、许磊等人，将曾与吕留生家人发生过口角的周口市纱厂下岗工人李胜利带至派出所。在中午接受过吕留生的宴请后，冷飞、李立田、孟军伟、张伞、许磊、贾学会、王海宇等人与吕留生一起回到派出所，对李胜利进行轮番殴打并将其从楼上推下。李胜利经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
2007年4月，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李立田死刑；判处吕留生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判处冷飞无期徒刑。三人均被剥夺政治权利终身。2008年10月23日，李立田在周口市被执行死刑。
此外，扶沟县人民法院以犯故意杀人罪，分别判处贾学会、孟军伟、许磊、张伞8至12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王海宇因涉嫌故意杀人，于2006年9月15日被周口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当年10月13日，因哺乳婴儿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并在此期间潜逃。2011年11月4日，在公安部“清网行动”中，王海宇被扶沟县公安局抓获归案。
2011年12月28日，扶沟县人民法院对王海宇涉嫌故意杀人案进行了公开审理，但没有当庭宣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