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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李钧德七年多了，那还是我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系主办第七届新世纪新闻舆论监督研讨会上。我们这个后来被教育部新闻与传播教育指导委员会称为国内本专业最有影响的年度会议，每年征集年度新闻界的优秀舆论监督作品，并请主创记者或编辑到会交流。
会议上轮到钧德做主题演讲时，只见一位与一般人心目中新华社记者状貌不同的胖哥登场了，他操着浓重乡音，以平缓甚至柔和的语调给我们讲述了他的调查性报道作品：《贫困刮起奢侈风——河南濮阳干部建豪宅机关盖大楼》，令我们大家屏息静听：
一个人均财政收入仅200多元、尚有数十万人未解决温饱的省级贫困县，在办公楼建设方面却屡出大手笔：违规开工建设总造价3200多万元的县委县政府综合办公暨公务员培训楼，至今拖欠工程款134万多元。上行下效，县纪委、财政局、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等机关也各显神通，纷纷建起了豪华气派的办公大楼。
不知读者有没有看出来，这篇报道所涉及的濮阳县，本来没有多少人知道吧？可是如今，由于已经落马的原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中将也是当地人，令濮阳知名度一路飙升。人们今天对他印象深刻的一件事就是他的奢华“荣及”故里：他每次回老家，通常先坐专机飞到开封，然后濮阳警车开道，专程到开封去接，一路浩浩荡荡、威风凛凛到濮阳；在濮阳闹市区，他有一座由故宫设计院工程师设计、仿照故宫建筑建造的“将军府”。
看来当地和其他一些地方有这种基因：当官者毫不避讳自己对奢华的追求，并且以公有制名义使此举堂而皇之。而民间似乎多有人称颂和艳羡，却鲜有人敢于和善于举报监督。试想在这种状况下，天高皇帝远，除了偶尔光顾的新闻媒体，谁能监督批评呢？以《大河报》为代表的河南媒体素有舆论监督的传统，但是毕竟是本乡本土的，容易受到牵制乃至压制。而一些“中央”媒体的记者站为了保持与地方的和谐关系，自动放弃了这种监督职责。
李钧德却不是这样的记者。他出于民本思想的自觉和对范长江、穆青、南振中等前辈的尊崇，理性地看出，记者不以追问真相和反映民瘼为己任，这个职业几无价值。此外，钧德可能还赶上了一个好年代，占有了一个好岗位：新世纪以来，尤其是2003年前后，中国的舆论监督事业风起云涌，在那个时期，不仅仅是都市类媒体，新华社、央视等官方媒体也致力于此，并且产生了具有影响力的一批记者和作品。应该说，作为党中央“耳目喉舌”的主流媒体如新华社，只要愿意做舆论监督，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赶上这样的年份，有新华社驻站记者之身份，有身处河南这个新闻富矿之优势，加之李钧德自己引以为傲的悟性、血性和韧性，我们就看到李钧德这本文集所荟萃的三十多篇批评性和调查性报道。其中韧性所发挥的作用可以通过我的如下诠释得以显现：如果说2003年是批评性和调查性报道的顶峰，那么在其后其他媒体纷纷陷入困境之时，李钧德凭借其韧性和新华社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他的此类作品进入新世纪年年不断线，虽然其间也曾多次遭“公关”灭稿，但是幸存下来的杰作也足以笑傲新世纪的中国新闻界。
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还有李钧德的作品、特别是标题的语言特性。我本人多年前做过记者，但是进入大学教书和研究以后，标准化的书面语写作已成习惯，语言中的生活气息渐少，偶尔读到作家和记者使用的妙语，也会由衷击节。但是钧德的所有文章都散发着中原泥土的质朴芬芳，让我们感受到民间口语的鲜活灵动，就犹如近期走红的民间诗人余秀华作品给予文人墨客的冲击。而与余秀华不同的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新华社记者李钧德虽然工作岗位在省城，他的心却时时与底层一起跳动，所谓言为心声，文如其人。
祝贺钧德作品集出版！
（本文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笔者1994年大学毕业到新华社工作，转眼间，从事新闻工作已将近17年。从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学子，到一个三次获得中国新闻奖、在业内小有影响的高级记者，其间经历了数不清的酸甜苦辣。这其中既有挖出独家新闻的喜悦，也有采访失败的苦恼。
做一名合格的记者，应具备什么样的素质？或者说，有什么样性格特点的人，更适合从事新闻工作？回顾自己业务成长的经历，笔者认为，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记者，除了要有较高的政治素养和基本的表达能力外，还要有对社会变化见微知著的悟性，为了正义拍案而起的血性，以及面对困难百折不挠、从容应对的韧性。从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后三者才是决定一个记者能否成功、成才的关键。
所谓的悟性，其实就是对新闻的敏感程度。我国当代著名记者郭梅尼曾说过：“要当好一个记者，首先要有一双时代的慧眼，要抓住这个时代最新的东西，要反映最能代表时代精神的人物。”
“时代慧眼”，指的就是记者特有的敏锐感。一个记者对新闻的敏感程度，也就是悟性的高低，则是决定其是否合格、水平高低的重要因素。著名新闻人、《人民日报》原总编辑范敬宜先生曾强调，有五种人不可以做记者，其中之一便是无悟性的人。由此可见悟性对一个记者的重要。
如何提高自己的悟性呢？笔者认为，除了先天的条件外，勤于学习和思考，并将之和实践充分相结合，则是提高悟性的主要方法。
记得初入行时，笔者有次下乡采访，有群众反映生猪屠宰税（俗称“猪头税”）的问题：本来应该在屠宰环节征收的税，在一些地方，不但杀猪的要缴，养猪的、收猪的也要缴，有的地方甚至不养猪也要缴。当时觉得这种事太小，没有啥报道价值，也就没有深入采访。谁料想，没过多长时间，新华社著名记者、当时在河南分社任副社长的解国记老师，竟然抓住这件“小事”，写出了一篇轰动全国的大新闻《怪哉！“猪头税”竟按人头收》。在为该稿配发的评论《警惕农民负担的七十二变》中，解老师特别指出，这种“猪头税按人头收”问题的实质，其实就是变相加重农民负担。看到解老师的稿子被各大媒体纷纷转载、国务院专门为此出台规范文件，我当时后悔得直跺脚：自己咋没看出这件事情背后的新闻价值呢？
为了培养自己对新闻的感觉，提高自己的悟性，十几年来，我不管工作多忙，对自己认为办得比较有特色的报纸杂志，几乎都能一份不差地翻看一遍，因出差没顾上看的，回来后补上。多年来，家人已养成了习惯，凡是我没翻过的报纸杂志，都叠放得整整齐齐，女儿两三岁时就知道，那是爸爸的宝贝，不能乱动。对社内外同行采写的有特色的稿件，我经常用心揣摩：这个选题好在哪里？要是自己会怎么写？同时，我还十分注意认真学习国家颁布的各项法律政策，多深入基层采访，力争能“吃透两头”、“见微知著”。
付出总有回报。有一次回农村老家，我偶然间发现，在当地人认为最神圣的中堂位置，许多农户不再贴过去常见的财神像，而是挂上了花花绿绿的地图。我觉得这是一种很有意义的变化，遂认真进行采访，写了一篇短消息《取下神像挂地图》（与王方杰合作），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一版头题。后来，在第五届中国新闻奖评选中，该稿不仅荣获二等奖，而且作为一篇反映中国农村变化的典型作品，多次被选入高校新闻专业教材。
通过大量的新闻实践，笔者还发现，随着社会信息的泛滥、新闻竞争的激烈，记者的悟性高低，已不仅仅表现在发现“独家”的能力上，更为重要的是，要能够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看到事物的本质。
近两年，豫北某市打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口号，强力推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宣称要让农民像城里人一样住上高楼大厦。当地媒体纷纷给予肯定报道。然而，记者实地调查后却发现，这种所谓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由于操作不规范，在不少地方已经演变成一种逼农民上楼的“政绩工程”。还有个别地方，打着建设新型农村社区的名义，未经批准就把耕地卖给开发商，大搞商品房建设，并因此闹出人命。在掌握大量事实的基础上，记者采写了《是建设新农村，还是乱占耕地？》和《“新型农村社区”变形记》两篇稿件，对这种打着“建设新农村”幌子违法占用土地的做法进行了批评。
稿件引起了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也作出批示，要求相关部门派人调查，纠正当地的错误做法。此后不久，国务院又专门召开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规范农村土地整治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工作。会议特别提出，要严格控制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规模和范围，坚决防止违背农民意愿搞大拆大建、盲目建高楼等现象。
正义——从古至今，都被人们看做“百德之总”，是“一种最高的价值观念”。秉持正义，同样是历代中外优秀记者孜孜以求的伟大理想。因此，要做一名合格的记者，必须要有一种为正义拍案而起的血性。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不仅是记者的职责之所在，也是记者职业的价值和良知之所在。“书生报国无他物，惟有手中笔如刀”。记者的职业特点，也决定了其不仅要有仗义执言、为民请命的责任感，而且要有为国家为正义敢于拍案而起的使命感。
记者的血性，不仅表现在对事实真相的维护上。在报道遇到较大阻力、个人前途和安危都有可能受到影响时，是知难而退，还是勇往直前、继续战斗，对记者更是一个考验。
近几年，上访群众被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刑的案例，在各地时有耳闻，但由于种种原因，这方面的报道一直是个禁区。2003年，记者接到一个线索，因村级财务不清、村委换届选举不成功，河南省唐河县上屯镇张清寨村岳春栓、张明才等村民集体上访，要求重新组织选举，结果被当地法院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分别判处2～5年有期徒刑。
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问题，提出批评建议，是宪法赋予每一个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对通过上访反映问题的公民，怎么能随便判刑呢？唐河县这样做，是基于何种考虑？经分社总编室领导同意，记者赶到唐河，针对此事的方方面面进行了调查。
获悉新华社要报道此事，当地党委政府非常紧张。为了阻止发稿，他们先是四处找人求情，被拒绝后，竟以盖有大红公章的公函形式，给党中央和中纪委主要领导写信，说什么“新华社权威记者偏听偏信”，“基层党委政府万般无奈上书中央”，向分社和记者施压，并对记者进行威胁。
面对来自方方面面的巨大压力，笔者丝毫没有畏惧，一方面坦然接受调查，把自己的采访录音、采访笔记等资料提供给有关部门，说明笔者的采访是客观公正的，并未偏听偏信；另一方面，以自己采访到的大量第一手材料和事实，驳斥告状信中的不实之词，并说明这一报道对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维护国家法治形象的必要性。
在认真调查之后，总社有关部门肯定了笔者的采访和报道设想。由笔者撰写的长篇调查报告《上访该不该被判刑？河南省唐河县五名上访村民被判刑的调查》在《瞭望》上顺利刊出。在文章中，笔者结合自己的调查，旗帜鲜明地提出，上访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正当权利，对确因上访造成扰乱社会秩序后果的，应以批评教育为主，而不宜以犯罪论处。如果动不动就以扰乱社会秩序为名抓捕和打击上访群众，就会堵塞言路。
为了驳斥个别地方官员有关“上访影响社会稳定”的歪理邪说，编辑部在刊发该稿时，又专门配发了评论《压制上访的官场“潜规则”可以休矣》和背景资料《关于公民上访的相关法律法规》。
稿件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在中央有关部门的关注下，该案二审被改判。事情过去几年以后，在一次会议上，当地司法机关一位负责人告诉我，虽然他也认为不应对上访群众动辄判处刑罚，但该案却是此前发生的因上访被判刑的数起案例中，唯一被改判的案件，新华社对此功不可没。
近几年来，由于种种原因，记者的采访环境并不十分宽松，采访时吃“闭门羹”、被“踢皮球”甚至被打等现象都时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成功采访到第一手材料，必须要有百折不挠的韧性。
这种韧性，首先表现在对事实真相的追求和挖掘上。2007年年初，濮阳县一些干部群众向记者反映，作为省级重点扶贫县，濮阳县近年来刮起一股奢侈之风：县委县政府及一些县直机关竞相建起豪华办公楼，这些单位的头头脑脑们也纷纷搬进高档住宅。最大的一套领导别墅，面积竟然达600多平方米。
为了盖办公大楼，有的单位不惜挪用下岗职工的养老金等保命钱，有的则四处“揩油”，增加企业和社会负担，有的办公楼已竣工几年，还欠着人家的工程款，以至于影响了社会稳定。
然而，采访却异常艰难。第一次去濮阳，刚到采访现场，当地领导就迅速赶来，对笔者寸步不离、“贴身”陪同，采访一直无法进行。笔者声称单位有事要回郑州，准备乘他们不备，杀一个“回马枪”。孰料这些领导竟以“正好要去郑州开会”为由，坚持送我一块儿回郑州。随后，他们又通过各种关系，找笔者本人和分社领导说情，希望新华社不要再做这个报道。
采访遇到的阻力，没有让笔者轻易止步。正面不好突破，就迂回包抄。在分社领导的支持下，笔者一方面与当地知情人联系，进一步了解濮阳县兴建豪华办公楼和领导别墅的详细情况，以及国家的相关政策。另一方面，为了启动国家权力机关的硬监督，笔者又多次主动和省市相关职能部门联系，说明濮阳县问题的严重性，并将自己采访到的情况与他们沟通，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和配合。
笔者的韧性和坚持，不仅赢得了当地知情群众的信任，为调查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信息，而且使省市相关部门不得不开始主动出击，对事情展开调查，并最终在记者第二次到濮阳采访时，将初步调查结果向记者“和盘托出”。在认真核实相关细节后，笔者很快写出了深度调查稿件《贫困县刮起奢侈风》。
由于主题重大、采访扎实、文风朴实严谨，《贫困县刮起奢侈风》一稿在总社“新华视点”栏目播发后，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包括濮阳县两任县委书记在内的18名责任人，分别受到党内严重警告、行政降级、撤销党内外职务等党政纪处分。濮阳县纪委办公楼和33套干部违规住宅被没收、拍卖，全国由此掀起了一场清理党政机关豪华楼堂馆所的风暴。后来，在第十八届中国新闻奖评选中，《贫困县刮起奢侈风》一稿被评为一等奖。
近几年，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对记者的专业性要求不断提高。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记者，还必须持之以恒地加强学习，不断完善和更新知识结构，才能写出与社会要求相适应的作品。因为，在提高报道质量方面，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原载《新闻爱好者》2011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