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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唐朝才出现了借助报纸来传播朝廷新闻的活动，此时报纸的出现也标志着我国新闻事业的开端。提及唐朝报纸的诞生，孙樵的“读《开元杂报》”一文是重要的佐证，如果按孙樵《读开元杂报》一文引述的史事的上限开元十二年（724年）计算，中国有报纸的年份，应该不会晚于724年，直到1815年外国传教士等首先在中国境外并陆续在境内创办了近代化的报纸，使得报纸传播的内容又进入了全新的阶段，逐渐开始介绍圣经和各种纯粹知识性材料等，在这之前的新闻传播活动内容主要集中在对朝廷发生的各种信息的转录和摘抄层面。
秦代时期其实已经出现了官方新闻信息的书面传播活动，只不过是处于萌芽状态。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消息毫无疑问应该是当时社会最重大的新闻内容了，但是最初秦朝政府并没有意识到要利用文字形式向广大民众告知这一消息。过了一年多，秦始皇在游历泰山等地时，开创了刻石记功的办法，利用石刻文字歌颂自己的光辉业绩，同时向群众传播全国统一的信息。此后，秦始皇每次外出巡游都要在所到之处留下石刻，记下自己的行踪和随从大臣歌功颂德的言辞。刻石传播活动，书写极为不利，其流通更不便利，故其影响范围十分有限，所以秦代石刻主要还是起着纪念碑的作用，但是，在这种形式的传播活动中已经客观上向民众进行了重要新闻事件的传播，带有今天的新闻公报的色彩。
直到唐朝才出现了中国古老的报纸形态。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时期空前繁荣强大的一个朝代。唐代的驿运制度比较完备，全国驿站的总数达到1643所，内陆驿站1297所，水驿260所。兼有水陆两驿86所。唐代的造纸、印刷工艺和前几个朝代比较起来，也有较大进展。这些都为报纸的诞生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但是唐朝的报纸还并没有在唐朝初期诞生，从文献记载和实物考证上，唐朝初期还没有出现关于报纸的记载。中央朝廷的各项法令、政策、要求与日常活动，需要自上而下地传递给各级地方政府官员的，就以官文书的形式逐级下达。需要通知全体老百姓的，主要由郡县长官选择其中比较重要的内容著录在大板上，在民间重要的村坊路边公开榜示来传播。
唐朝报纸在唐中期才得以出现，这与唐朝实行的藩镇制度有着紧密的联系。
汉朝以后的各王朝也和汉代一样，允许地方在首都设邸。隋朝时期，仅东都洛阳上春门外夹道南北，就设有诸侯邸百余所。初唐首都长安城内有不少京外、诸州设置的邸舍。这些邸主要是供地方长官和诸侯们进京朝见时作居停之用的。
从唐朝中期开始，朝廷在一些边疆地区设立了很多藩镇，藩镇的负责人是节度使。这些节度使所负责的行政区域特别大，多的管辖十几个州县，往往掌握一定的军事力量，实际上成为各地方的领导者，伴随着藩镇势力的不断强大，全国渐渐地形成了各藩镇把持一方，分割中央政府权力与势力的局面。
随着藩镇势力的日益发展，各节度使纷纷在京都设邸，这些邸除作为居停之用外，还兼有藩镇们派驻朝廷的办事机构的作用。称呼上也由一般的邸改为上都留后院或上都邸务留后院。公元777年，又改为上都知进奏院，简称进奏院。进奏院的负责人称进奏官，按规定一个节度使只能派出一个进奏官。由于进奏院和汉及唐代以前的邸有一定的历史渊源，各时期的进奏官也被社会上泛称为邸官、邸使或邸吏。
这些进奏官因为隶属于派驻其进驻朝廷的各个地方节度使，所以对中央的管辖十分冷漠，其态度也比较嚣张，根本不把朝廷和在京各大臣放在眼里，因其地方政府强大势力的支持，可以随时要求觐见天子。他们既为代表的地方长官呈递奏章，下达文书，办理需要和政府中枢各部门请示、汇报联系交涉的各项事宜，也为地方了解、汇集和通报各项政治信息。
经由进奏官传发给各藩镇，用来介绍朝廷政事动态和各项消息的报告，在当时并没有固定的称呼。有称为进奏院状报的、有称为状报的、上都留后状、留邸状报、邸吏状，有的直接称为报。所有这些称呼虽然不同，但指的是同一事物，即都是由进奏官传发至地方的原始状态报纸。
到了宋代，唐朝的进奏院状报这种不受朝廷统一管理的，这种各自为政的状态出现了转变，公元981年宋朝都进奏院成立后，报纸由中枢有关部门实行集中管理统一发报，其官报色彩浓重，开始出现官办报纸——邸报。同时伴随官报的出现，宋朝还诞生了非法的民间报纸——小报，其传递的信息较官报时效性强且内容相对较为全面，往往能够弥补官报的不足，但也存在着虚妄伪造之言。
元代由于存在的历史时间短暂，仅仅有不到百年的历史，所以并没有形成如宋朝一样强大的中央传播体系，但无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新闻传播活动依然进行着。官方的新闻传播活动归当时中央的一个部门——中书省来管理和运行，部门设置管勾一员来具体负责新闻信息的发布工作，朝廷的有关政事信息都汇聚在这里，经由工作人员的整理后向上汇报给最高统治者，并将其中适合且需要向下传递的信息如皇帝的诏旨和大臣奏议之类的文件和有关信息，也经由该部门传达给各地方。在民间，新闻传播活动也在频繁地进行着，相对渠道多样。其中传播朝廷政事新闻消息雕印发卖的“小本”，其形式与宋代的小报极为接近，很可能就是宋代小报的延续。
明朝时期并没有设置进奏院来具体负责邸报的抄传工作，官方的信息传播事宜由朝廷中枢部门统一安排，当时由首都发自各地方的报纸仍然成为邸报。明代邸报的发布和抄传活动，主要通过通政司、六科和提塘三个环节。从明朝中期以后，民间新闻传播活动也日益地繁荣起来，开始出现了民间报房，纷纷创设民间报纸，同时社会上还出现了专门以抄传邸报的专门行业，共同成为明朝官员、社会热心朝廷政事的知识分子等认识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补充。
清初和中期的新闻事业，经历了由提塘及其报房发行官报，到部分抄报人从提塘报房分离出来，创设民间报房，发行民办报纸的这么一个过程。
纵观唐朝报纸诞生到清朝前期的新闻传播活动，其形态主要有官方的邸报、民间非法的小报和民间合法的京报三种形态，虽社会地位、办报自由度、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内容同出一源，或是对朝廷公布于外的相关信息的选摘和转录，或是采自朝廷发生的重要事件，抑或是中央朝廷根据国家治理需要自上而下传发的官方消息。主要的传播内容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皇帝的诏旨，如《东坡奏议》卷七所载“臣近者伏睹邸报，以诸路旱灾，内出两道”、如《桂苑笔耕集》“臣得进奏院状报，奉去年十月十四日旨，皇帝第十一妹封遂宁公主，长女封唐兴公主，次女封永平公主”。皇帝的起居、活动等，如宋祁《景文集》卷八十五所载“今月八日得进奏院状报，圣体康复，已于二十三日御延和殿，亲见群臣者”、如《桂苑笔耕集》“得进奏院状报，七月一日于内殿宴百官”；官吏的任免；臣僚的章奏；战报和刑罚。
此时的新闻传播内容其视角更多的是关注中央政府的政策，关注皇帝的日常生活，报道领域集中在政治活动层面，其报道主要集中在中央政策或皇帝诏旨命令的简单通告上，按照朝廷法令政策和大臣奏议、皇帝批示等内容直接复制传播，对普通公众间发生的具有价值的事件的报道微乎甚微，现代意义上根据新闻传播原则和规律而制作新闻的行为尚未发生。这种具有些许新闻标准特征的传播样态在1815年外国人在中国创办了一系列近代化的报纸开始得到了改变。
从唐朝进奏院状报开始到清朝中期之前的漫长历史岁月中，古代官方邸报、民间非法小报和民间合法京报共同承载着向各级地方政府、官员传报朝廷和皇帝的各种动向信息的任务，中国闭关锁国的外交政策直接给予了这种传播内容得以延续的土壤，乾隆以后一个时期，曾经是清代民间报房飞速发展的时期，它们所发行的京报曾经一度辉煌，为朝野人士所倚重，但没过多久就趋于没落。
清朝中期开始，中国的国门被迫打开，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开始进军中国市场，近代化的报刊也伴随经济的入侵而传入中国，这直接导致了相对较受欢迎的清代民间报房的没落和其出版的报纸走向历史的终结，当然，古代报纸的没落也有其一定的主观因素。
从内因上来分析，清朝政府对这类民间报房出版的报刊把关相当严格，要求其办报人员只能遵照朝廷条布于外的各种信息进行选择、摘抄并转录，不得逾越这个标准范围，这样的信息传播范畴已经不能满足社会上日益增长的信息需求。从外因上看，则是兼有新闻、评论、广告和文学作品等多方面内容，可读性较强、信息量较大，新闻时效性较强的近代化新式报刊出现对其带来深深的刺激。在这样的情况下，为社会所倚重和欢迎的民间报房和报纸没能逃脱被淘汰的历史命运。西方近代化报刊的传入结束了清代官报和民间报房的发展阶段，为中国古代报纸的历史也画上了句号。
外国人在中国的办报活动，始终贯穿在西方殖民主义者对中国的入侵活动中。早在鸦片战争期间就已经开始酝酿，其创办近代化的报刊并不是为了给中国提供信息服务的，而是为了打开中国的国门，使之变为西方国家的商品倾销市场做舆论上的准备的。鸦片战争结束后，中国被迫开放的城市由沿海转向了内地，外报在中国的发展也进一步地扩大到了内地。到19世纪末叶，已经形成了以英国、美国报刊为主干，以上海、香港等为主要基地的在华外报网络，出现了一大批由外国传教士和商人主办的影响深远的中外文报刊。这些报刊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大量地发表各种经济情报、宣扬西方的十字架文化，为外国在中国的各种利益进行积极的宣传。
尽管外报最初创办的目的是列强为了经济、文化上的侵略做的准备，但从积极角度衡量，其传播的内容与技术等为国人自办报刊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从而开启了国人自己创办近代化报纸的先河。这种近代化的报刊，首先是外国人在中国创办的，以外国的传教士、商人为主要的创办者，这里仅选取其创办的以中国读者为受众对象的中文报刊来分析其传播内容较古代新闻传播的变化。
下表是外国人在中国创办的主要的中文报刊一览表：
从上表我们不难看出，外国人在中国创办的近代化报刊主要集中在宗教和商业两类性质的刊物上，故而这一阶段的新闻其传播内容也就集中在宗教精神和商业信息领域。
而这一阶段外人创办的近代化报刊，其传播内容缘何会集中在宗教和商业这两个领域，还需从西方近代化报刊的诞生背景及西方经济的发展来剖析。
影响新闻传播活动的因素有很多，诸如政治制度、文化偏向、宗教信仰、教育水平、传播技术等，但其中直接决定新闻传播活动发展程度的当属经济因素，经济因素是推动新闻事业繁荣的直接动力。生产力的发展直接带动传播发展所需要的各种物质条件的富足，如交通、印刷、经费、机器、技术等，同时经济的发展也推动着教育的成熟，更重要的是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分工，使整个社会的联结变得更为紧密，彼此之间的互通和交流变得常态化，经济因素催生着客观世界的多种变化，为新闻传播提供了丰富的信源等。因此，伴随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直接催生了新闻传播活动的繁荣，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领域的客观世界变动的信息都成为西方受众迫切想要了解的对象，因此，注重时效性、注重客观变动、注重知识传播、注重商业信息等，集新闻、言论、知识等于一体的近代化服务性报刊便在西方应运而生。但在由一批外国传教士和商人带入中国创办发行过程中，为何宗教内容和商业信息便成为了办报传播的主角呢？
在鸦片战争爆发前，中国政治上处于闭关锁国的封建专制政权状态下，言论上仍然是由中央朝廷统一控制，公众尚不具备自由发表言论的权利。个体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继续在全国占据统治地位，信息互通和交流的各种物质基础尚不具备，其对信息的渴求程度尚不高，城乡闭塞、变化滞缓，群众文化水平低下，人们都是按照古老的方式生活着，和外部世界很少接触。
这些因素都决定了人们习惯于接受朝廷想让大家知道的各种情况。但此时的西方由于经济的飞速发展，迫切地需要走出去发展自己的原料掠夺地和产品的倾销市场，当时地大物博的中国自然成为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觊觎的对象。但是由于中国实行的是闭关锁国的政策，原不与他国互通有无，这就直接将外国经济掠夺拒之门外了。但不甘心丧失中国这个广阔的市场，外人便采取侧面迂回之策略，在文化宣传上打开缺口，在中国创办免费的学校、免费的医院，拉近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外人当然没有忘记借助创办免费的报刊这一强大的武器来为经济侵略做舆论上的准备，并借助报刊来传播西方的十字架文化，以期达到在文化上奴役中国百姓，同化其民族信仰，使之成为西方真正的殖民地，所以外人在中国最初创办的报刊都是打着传播宗教思想的旗帜进行思想奴化的。同时，活跃在中国的西方各国商人，迫切地想要将各自的商品倾销出去，彼此之间自然需要及时了解和沟通船期、利率等商业信息，同时也需要及时了解中国民众的商业需求等，因此商业信息自然成为这时新闻报道不可回避的项目。
除了宗教和商情信息的传播外，此时的报纸也大量地介绍了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也有各种纯粹的知识性内容的介绍，大谈中西方友好，介绍各种道德修养，谈论言论自由等。
特别需要提及的是外报在中国的扩展阶段中，对言论和新闻信息的重视已经较为凸显了。像言论方面，《申报》每天均有一篇论说，且置于头版，往往打着为中国的国家发展、民众幸福的口号来发表，其论主张禁娼的，宣传修铁路、开矿藏等使中国更富足等。像新闻信息方面，开始出现客观变动信息的传播，如《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第二期登载过一篇《月食》的预告性新闻，消息的全文如下：
照查天文，推算今年十一月十六日晚上，该有月食。始蚀于酉时约六刻，复原于亥时约初刻之间。若此晚天色晴朗，呷地诸人俱可见之。
全文59个字，写得精练，很符合新闻文体的要求。
像《申报》特别重视猎奇性、趣味性强的社会新闻。创刊之初，即公开征集可惊、可愕、可喜的来稿，刊登了大量谈神说鬼、志怪述异的社会新闻。但社会新闻中也有一些反映了社会实际生活中和下层群众的不平遭遇，如杨乃武与小白菜的连续报道等，很受欢迎，对读者关心的重大事件如中法战争等，则非常注重新闻的时效性，派专人到战场亲自采访，偶尔会利用电报来传送新闻，其时效性得到了保证。
总之，无论是何种性质，何种传播内容的外报，其创办的主观目的并非是服务性的，而是通过宣扬西方文化征服中国人高傲自大、敌视外人的心理，是要煽动中国底层舆论反抗清朝中央集权的各种限制政策，最终仍是为打开中国国门做准备的。但外人在中国创办的一系列无论是商业的还是宗教性质的报刊，客观上都为中国人自己创办近代化的报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拉开了国人自办报刊的序幕。
自1873年艾小梅在汉口创办的，很可能是国人最早的第一份报纸《昭文新报》开始，历经维新派的改良愿望，再到革命派的暴力推翻清政府的主张，这期间国人创办了很多报刊，这些报刊都是在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日益暴露的条件下诞生的，不可避免地要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等进行奔走呼号，因此宣传各自的政治主张便成为此时报纸报道的内容取向，此时的报纸中充满了政治观点的介绍与解读，报纸俨然成为了“观点纸”。
这里将“观点纸”阶段分解为三个具体历史阶段来梳理其报纸的发展历程及传播的主要内容。
尽管从实质上说，外报都是西方列强入侵中国的舆论工具，但客观上起到了开阔国人眼界、启迪国人心智、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的作用。尤其是在新闻观念和报刊业务方面不自觉地为国人自办报刊提供了借鉴：在对报刊理念上，西方报刊重视出版自由的观念传入中国；报刊内容上，已经不单单发表论说了，对新闻、文艺内容和广告都开始重视；在传播机构上，西方近代化的报馆纷纷在华出现；同时在传播技术手段上，铅字技术和印刷机都引入到了中国。
尤其是两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城市资本主义经济有了重要发展，西方文化思想对中国知识界的影响不断加强，中国人出版近代报刊的条件初步形成。正在兴起的洋务运动和要求社会改革的思想潮流，直接推动了中国人自己创办近代报刊的出现。
这些因素综合作用，使得国人自办的报刊至70年代初，终于在汉口、香港、广州、上海等地诞生，其办报人主要是洋务派官员、商人和要求改革的知识分子。
这里主要列举两份比较有代表性的报刊：
《循环日报》每期两小张四版，第一版为商品行情，第二版（有时部分占用第三版）为新闻，第三、四版为航运信息及广告。商情和广告占大多数版面，是一份主张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报刊。
但同时它被公认为中国第一份政论报刊。创办者王韬以“强中以攘外，诹远以师长”为立论宗旨，在其写作的论说中，积极鼓吹国人应该向西方学习其先进的理念与技术，要求国内的改良变法以求得富强来抵御外敌。其论说大多是针对客观时事来发表的观点，从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角度切入，如主张造舰制炮，开矿办厂，兴商富国，同西方进行商战。同时对西方的议会政治和君主立宪制度特别肯定，对中国守古不变的陈旧思想进行了抨击，主张变革。对中国的人才培养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积极主张培养具有真才实学的人士，对科举考试的形式进行了批评等。这些论说所传达的思想和主张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新兴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也为康梁等人的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顺利开展奠定了舆论基础。
总之，以王韬为代表的早期维新思想家，通过创办一系列的报刊来完成政治主张的传播。宣传的侧重点是要改变中国陈旧落后的政治管理体制、人才培养与选拔机制等，主张发展本民族的资本主义经济，鼓吹向西方国家学习其科学技术，在中国积极制造机械、挖掘矿藏，使中国日益强大。同时，这些报刊虽然都力主向西方国家学习，但也都表现出了明确的反侵略爱国立场，将自己和外报区别了开来。它们通过新闻和言论，不断陈述列强窥视我国的危险局势，要求当局保持警惕，加强戒备。对外人在华的专横行径和不平等条约的特权，经常有所鞭挞和抨击，并宣传抵制列强对华的经济扩张。其思想的阐释主要是借助论说这一途径来完成的。
19世纪90年代，中国资产阶级的变法维新运动达到高潮，与此同时，也掀起了第一次办报高潮。据不完全统计，从1895年到1898年，全国出版的中文报刊有一百一二十种，其中80%左右是中国人自办的，以资产阶级维新派以及与它有联系的社会力量创办的报刊数量最多，影响最大。
这些报刊在中国内地有很大的影响，在中国很多的沿海和内陆城市都有其出版发行。这些报刊打破了外报在中国的舆论优势和垄断地位，对当时的维新运动进行了积极的舆论上的配合，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重要舆论力量。
主要报刊一览表：
维新派创办的这些报刊是在康有为的积极领导下进行的，其直接刺激动因是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签订，激起了以康梁为代表的觉醒的民族知识分子，因这些民族觉醒者经过多年的游历与不断地学习，对西方的政治制度有了一定的认识，所以变法维新的呼声在公车上书后迅速掀起浪潮。在甲午战争失败后，民族危机不断加剧的时代环境下，倡言改革的报刊渐渐登上媒介舞台，尤其是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创办的报刊主要都是围绕着“变法维新”这一核心主张展开的。
以梁启超创办的《时务报》为代表，其创办宗旨即为“变法图存”，而梁启超正是通过在该报发表大量的论说向民众阐释变法的主张的。影响较大的论说如《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和《变法通义》。
梁启超的观点集中地代表了当时维新派报刊的主要呼声。他在这些论说中，列举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报刊的积极作用，把报刊比作“有助于耳目喉舌，而起天下之废疾”，认为“无耳目，无喉舌，是曰废疾”，“不了解世界形势，不闻问国内大事”，这是“有耳目而无耳目”，“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愚患，不能告之君”，这是“有喉舌而无喉舌”。起“废疾”，助“耳目喉舌”，就要依靠报馆。报馆是“去塞求通”的开端。同时在变法主张上他更加明确地指出“法”是“天下之公器”，“变”是“天下之公理”。“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之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骋之。呜呼！则非吾之敢言矣”等，据统计，《时务报》共发表政论文章133篇，他一个人就写了60篇，
梁启超的文笔特别棒，在这些论说中，他往往采用骈散结合的笔法，饱含激情地表露对国家、对民族的担忧之情，表达变法维新的政治主张，其文章恢宏气势，富于情感性，成为广大读者追捧的对象。
以《时务报》的政论为代表的报章文体，被誉为“时务文体”，受到很多读者的青睐，同时梁启超这种报刊政论的风格也影响了当时很多报纸上政论文的写作。
具体来看，《时务报》上发表的论说其主要内容都是围绕着宣传变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而展开的。如认为中国已经到了危急关头，必须变法才能保国保种，同时认为在中国改变教育机制，废除科举、兴建学校来培育人才。还要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抨击封建专制制度，主张实行君主立宪政治等。这些内容都是紧紧围绕着“变法图强”这一宗旨展开的，通过各种观点的发表呼吁舆论，给清政府施加压力以求得自上而下的变革来增强国力。
资产阶级维新运动失败后，康有为和梁启超并没有停止办报来宣传其改良主张，他们在海外继续办报为维新主张积极奔走，除了攻击“逆后贼臣”之外，继续进行思想启蒙，介绍西学，反对外国侵略和反对封建顽固势力的宣传，在一定范围内仍然起到积极的作用。但是，毕竟这种主张没有对现实生活产生彻底的改变，更重要的是随着20世纪初民主革命风暴的到来，他们的变法维新和君主立宪主张，已经满足不了人们振兴中华的愿望，反而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以暴力推翻清政府的声音渐渐被人们所接受，成为时代的主流舆论。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始在海内外创办报刊，进行民主革命的鼓吹，掀起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办报活动的第一个高潮。
主要报刊一览表：
续表
这一历史时期中，维新派与改良派的报刊有所交集，当维新变法失败后，康梁等人流亡日本后继续创办报刊来宣传自己的维新主张，借助《清议报》、《新民丛报》等来阐释要求清政府“主持清议，开发民智”。
《清议报》的新闻传播关涉到两个层面。一方面对慈禧太后和荣禄等这些统治者的倒行逆施进行猛烈的抨击，歌颂光绪皇帝的圣德，力主保皇派报刊积极宣传尊崇皇帝的统治，要求将国家的统治权力交还给皇帝。另一方面，对民众的思想继续进行开化式的宣传，热烈地倡导民权，着重以哲理启迪国民，对西方君主立宪制度推崇有加，积极主张君主立宪。
在《新民丛报》的宣传中，梁启超积极主张国家的强大需要国民思想的开化，因此《新民丛报》的宗旨是：本报取《大学》新民主主义，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务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本原；本报以教育为主脑，以政论为附从；持论务极公平，不偏于一党派，不为灌夫骂座之语，以破坏中国者，咎非专在一人也，不为危险激烈之言，以导中国进步当以渐也。
无论是请愿清政府自上而下开明统治，还是主张维新国民，这一阶段的维新派报刊依然没有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将报刊作为战斗的武器，发表大量的论说来努力阐释政治主张，为改变中国的民族危机和社会矛盾积极奔走。
这一历史时期国内还出现了一批民办报刊，虽然创办者与维新派并无派系上的直接隶属关系，但在传播内容上仍然是倾向于改良思想的。
如英敛之和他的《大公报》，其宗旨是“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这份报刊一向以敢言在社会上著称，发表大量严肃的论说，宗旨在于为广大的穷苦民众说话，积极鼓吹社会改良，对清政府的一些弊端和腐朽统治进行无情的揭露，从不以牟利为宣传目的。还有《时报》、《京话日报》等，都是借助论说主张温和的社会改良的，同时关注民众思想的变化，主张开启民众沉睡的思想，改变愚钝、腐朽的社会现状。
尽管维新派的思想宣传鼓舞了一批青年人，也一定程度使国民的思想得到了开启，但是维新派的政治主张并没有改变清政府的专制统治，其主张已然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顺应时代需要，自下而上推翻清政府统治的政治要求日渐强烈，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以此为政治主张，迅速在社会上掀起创办要求暴力推翻清政府，要求流血革命的报刊浪潮。
像《中国日报》作为兴中会的机关报，其主要的宣传内容是：积极宣传爱国救亡，揭露和谴责列强的侵华罪行，猛烈抨击了清政府的丧权辱国、昏庸腐败，声援中国的反帝爱国斗争；初步宣传了天赋人权、自由、民主等资产阶级思想，赞美共和制度。曾发表《论民权》等文章，《论民权》指出，人莫不有自由之性质，中国封建君主是“独以一人侵天下之自由，而皇然奉以至尊之号的民贼”称颂欧美的民主政治，宣传民主共和制度是历史发展的趋势，欧美的民主制度都是通过流血争取到的，中国要实现民权之治，要“冲二千年之网罗，解二千年之束缚”也必须流血来争夺。认为“造物之生人原赋以自由之性，人生之乐趣，无过于自由之权，世界发展的趋势是：国国鼓自由之气，人人思自由之权，将使全地球之尽变为民主之国而后已”；宣传反清排满。这是该报相当突出的内容，创刊伊始，就喊出了富有反满思想的复兴中国口号，曾全文发表章太炎的《解辫发说》等鼓吹排满的文章，称赞这些文章“霹雳半天，壮者失色，长枪大戟，一往无前，有清以来，士气之壮，文字着痛，当推此吹为第一”强烈表明了该报的排满立场。
像《民报》作为同盟会机关报更是将孙中三的“民族”、“民权”和“民生”作为宣传的重点内容，尤其是对其中的“民族”主义宣传特别多，这也是该报全体同仁的志趣所在，并在整个辛亥革命时期都没有离弃该项内容。主张以暴力方式推翻清政府的统治是革命派的核心思想主张，所以在该报上刊登了大量的明确的排满文章，而且还刊登明末抗清的典型事迹和黄帝、朱元璋、洪秀全、岳飞等汉族祖先和民族英雄的肖像。同时，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十分向往，积极推崇在中国建立如此之制度，明确发表文章抨击君主专制制度和君主立宪主张，通过发表论说让民众清醒地认识到，清王朝是不会垂手放弃现在的政权的，更不会和平交出政权，唯有通过流血牺牲，用暴力的方式来推翻清政府，民众的各项权利才能够得到保证。
与海外的革命派报刊遥相呼应的还有内地以于右任创办的《神州日报》和“竖三民”为代表，虽然在国内紧张的舆论环境下，未有倡言革命的宽松氛围，但也积极地为革命主张行动着，像《神州日报》不轻易作过激言论。新闻评论应该是直接表达观点的一种写作风格，但是该报在评论中很少直接发表对革命的倾向性态度的文字，而是采取侧面表述的形式，含沙射影，比如借传播沙皇俄国的暴政来抨击清政府的专制统治，关键时刻也采取直抒胸臆的笔法，比如秋瑾被害后，曾经发表社论直接斥责主凶绍兴知府贵福为嗜杀仇新、欺罔害民的国人之蟊贼等。像《民立报》，它的革命宣传随着革命形势的高涨日益激烈，武昌起义前，曾以通栏大标题直接训斥清政府为“冥顽不仁之政府、倒行逆施之政府”大力声援全国各地的保路运动，痛斥清政府伪立宪的阴谋等，都积极地为革命派的政治主张努力宣传着。
总之，无论是维新派还是革命派，虽其政治见解和主张截然相反，功过是非自有历史去判断，但毋庸置疑的是报刊这种舆论利器都成为两派政治传播的工具，而且是无可替代的工具。适应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国内环境与民族危机，维新派与革命派都关注到了应该掀起改变的舆论浪潮，尽管两派最终都没能充分调动下层民众的积极性，没能对最广大民众的思想进行彻底的洗礼，其最终没能彻底改变中国的局面，但是两派所起到的舆论先导作用是不可抹杀的，这与报刊这个平台阐释的各种主张不无联系，因此，这一历史阶段中新闻所传播的主要内容仍然是以阐发观点、主张为主要分量的构成。此时的报刊俨然成为了“观点纸”，相对来讲，注重时效性的、动态性的新闻报道、新闻信息较少。这种局面的打破其实在20世纪初年的时候有了萌芽状态，像内地的大量改良派报刊，维新派报刊的部分版面以及革命派报纸的部分版面都涉及时事新闻的传播，在维新派与革命派各自为政治见解积极宣传的这种政治派别性新闻盛行之时，既已裹挟着注重服务性和信息性的新闻报道了，这种裹挟并行发展的局面在20世纪初年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