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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二十七日电 河北省石家庄市在开展贯彻婚姻法运动中，取得了深入进行贯彻婚姻法宣传的经验。
石家庄市为了深入宣传婚姻法，除市、区两级派出干部四百一十六人进行宣传外，又训练了街、村、工厂基层主要干部等共一万一千五百六十五人。第一区还普遍建立了基本上以院为基础的小组，被选为小组长的都是平日为群众所拥护的人。这些和广大市民群众有着密切联系的干部，在训练中学习了婚姻法，成为宣传婚姻法的骨干。
他们在进行宣传时善于分别群众思想类型，确定要解决的主要思想问题，对症下药。如第六区工作组在榆村工作时，知道王双印的母亲对待儿媳妇不大好，限制儿媳上民校，不叫儿媳开会，家里的事也不和儿媳商量，但她很会过日子。工作组干部找她谈话时，就着重讲怎样过好日子，再引申到家庭团结、婆媳和睦等问题上去，使她大受感动。她说：“以前两个媳妇离婚，都是怨我的过！以后待这个媳妇可不能那样了。”第六区大马村石俊衡常打骂妻子，在村里召开妇女会时，他也跟着去开会。会上干部们针对他的思想，着重讲了夫妇关系中各方面的问题，也着重说明了搞好夫妇关系才能过好日子的道理。石俊衡听后消除了自己的错误想法。在村里召开男人会时，他第一个先到场。他说：“过去越打越蹩扭，越蹩扭越想打。乡亲们看着，我以后保险不打架了。”
由于在会上只能针对一般的思想问题讲明政策，对有些人的具体思想还不易解决。石家庄市宣传工作人员还采取了个别访问的方式，由远而近地拉家常，逐步深入宣传，向对方宣传婚姻法。如第一区九街一位老太婆叫尹春露，平日对儿媳不好，对贯彻婚姻法运动有顾虑，不叫儿媳参加有关婚姻法的会议，自己也不参加。宣传小组了解到这种情况，又了解到尹春露是由童养媳长大的，过去受了不少罪。在一次会上，宣传小组的人员讲了家庭和睦的事例和童养媳的苦处，尹春露当场就坐立不安。会后宣传小组的人员找到尹家，一进门尹春露就说：“以前自己想不开，办错了事。会上说的事，算说到我心里去了。我早先当童养媳，受的苦三天也说不完。以后我一定待媳妇好，和待我的亲闺女一样。”
在宣传婚姻法的大小会议和个别谈话中，石家庄市宣传工作人员广泛应用了对比的方法。第一区十三街一个多年守寡、解放后自由结婚的寡妇，在婚姻法典型报告大会上讲了话，她用生动的事实对比了改嫁前后的生活，使许多人明白了寡妇可以自由改嫁的好处。同一个会上，刘贵臣诉说了两次包办结婚给他带来的痛苦，和自由结婚以后的幸福生活，对群众教育很深。他们还用具体事例进行宣传。第三区王素琴坚决反对女儿黄淑云和人恋爱。黄淑云为这事虽然经常受气，但仍是坚持婚姻自由。王素琴最后提出两个条件：“结婚也行，得管我一辈子，养老送终；结婚后男的得到我家来住，算我家人。”男方坚决拒绝。街干部就用具体事例向王素琴进行宣传：这个街上一个姓康的和一妇女结婚前也没订任何条件，结婚后对女方父母侍奉得很好。同时街干部也向两方面说明婚姻法关于子女对父母义务的规定。王素琴想通了，同意了黄淑云自由结婚。
石家庄市宣传工作人员向群众讲解婚姻法后，又有计划地引导群众讨论，使群众的思想问题在讨论中进一步得到解决。如第一区五街在讨论中对妇女怎样才能解放的问题，多数的意见是：妇女要解放非外出参加工作不可。后来一个工作人员家属提出不同意见，她说：“我们有四个孩子，我每天作六个人的饭，带四个孩子，我虽然没参加工作，可是在家里劳动也是一样，我也不受气。”经过她的说明，大家对妇女解放问题有了较全面的认识。九街在讨论男女平等时，不少人还觉得女不如男。寡妇王淑珍用自己的生动事实教育了大家。她说：“我结婚后，生了四个闺女，公婆都骂我，给我气受；可是解放以后，我三个大些的女儿全在铁路上工作，一样地为国家服务，每月挣的钱吃不完用不尽。第四个闺女正念书，将来也能工作。谁说女的不行，我就不赞成。”她的话，给了重男轻女的思想以有力的批判。
（1953-03-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