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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命运共同体”一词在中国政治话语中频频出现。最早在2012 年 11 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样一段文字出现在会议报告里：“合作共赢，就是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胡锦涛，2012）。此后，“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中国对外政治话语体系中跃居核心位置，国家领导人在重要讲话中常常提及，甚至作为演讲的主题。
根据清华大学爱泼斯坦对外传播研究中心的统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任后，在各种场合发表的讲话中75次提到“命运共同体”，仅在2015年9月访问美国和出席联合国大会中提到这个词就达11次之多
。其中，9月28日参加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习近平（2015a）讲话的题目就是《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12月，在中国江南水乡乌镇举办的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习近平（2015b）又提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概念，强调各国应该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互联网是人类的共同家园，应该推动网络空间互联互通、共享共治，从而开创人类发展更加美好的未来。经过不同角度的阐释和解读，“命运共同体”已经成为中国政府对外交往的新名片，标志着中国从被动地融入国际秩序到开始主动布局，重新定位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有学者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等倡议的实施以及强化中国在维和、女性权益保护、气候变化等全球议题上的话语权，被认为是中国领导人超越“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的藩篱，将“世界主义”和“命运共同体”等理念付诸实践的开端（史安斌，2015）。特别是“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更突出体现了“命运共同体”理念。“一带一路”不是一个实体和机制，而是一个合作发展的倡议，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符号，主动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一方面，这是中国向西部国家开放、探索经济增长方式的现实需求，是中国的国家战略，另一方面则是调动周边国家和多方力量参与的共同事业，可以带动周边国家的共同发展。由此可见，近年来中国从政治话语到国家战略均在推行“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它丰富了全球化秩序的想象，有助于应对全球化风险。
在学术领域，与“命运共同体”理念最接近的概念即“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又称“寰宇主义”，比世界的范畴更大。在中国的漫长历史中，世界主义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哲学的世界主义视野与特征清晰可辨。从《论语》的名句“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到《中庸》的长句“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队（坠），凡有血气者莫不尊视，故曰配天”，从明代王阳明的“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到清代康有为的“无邦国，无帝王，人人平等，天下为公”之“大同之社会”，世界主义的立场和气魄一直是中国哲学的根基和灵魂。抗战胜利前后，中国的世界主义思潮再次高涨，从当时创办的以“世界”或“大同”命名的刊物可窥一斑。近年来，有学者提出应重新讨论中国的世界观，应从“天下”去理解世界，把“世界”作为思考问题的单位，超越西方的民族—国家思维方式，提高世界责任意识，创造一种新的世界制度和世界理念（赵汀阳，2011）。也有学者开始思考重建世界秩序的可能，提出应从“天下”理想转向“新世界主义”，为后霸权的世界秩序奠定一种跨文化的普遍主义规范基础（刘擎，2015）。
在西方，世界主义的源头可以追溯至古希腊时期犬儒主义者的“宇宙公民”和斯多噶学派的“世界公民”。进入18世纪，世界主义在启蒙运动的政治哲学思想中居于重要地位。19世纪后期，这一理论在民族国家理论和文化哲学中再次受到关注。近30年，世界主义重新成为学术热点之一。许多著名哲学家、思想家都曾就世界主义展开论述。马克思（2002）的人类解放思想尤其体现了超越民族国家的全球视野，在批判继承康德和黑格尔的国家理论基础上，他确信在阶级社会消亡之后，人类将组成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哈贝马斯（1999）也认为，全球化进程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民族国家功能的削弱和民族国家的消亡，今天所有民族和国家愈来愈集合为一个“风险共同体”。贝克（2008）则强调要防范文明风险，提升忧患意识，提出解决世界当前危机的紧迫性，认为实现“世界主义转型”是民族国家的必然方向。
世界主义理论被认为是多学科交叉和学科间互动的一项研究，具有一种多学科共有的议题研究的特征（Fine，2007）。在政治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国际关系、国际法等学科中，国内外学者们已经对这一概念进行了不同角度的深入探讨和阐释。讨论的范畴从世界主义的观点、要素，到相关概念的定义，涵盖范围广泛，内容驳杂，理解不尽一致。
通过对“世界主义”理论在国内外发展的回顾，我们不难发现，“世界主义”实际上是“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理论渊源。作为近年来中国政治话语体系的核心理念之一，后者比前者更富有感召力和感染力，由此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传播，体现了中国在世界主义全球实践中积极主动的姿态。
在对世界主义的探讨中，有一个领域很少成为讨论的核心，但是却一直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那就是媒体，特别是新闻媒体。哈贝马斯（1999）曾经预言，随着世界范围内传播与信息网络的建立，各个不同民族以及国家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民族和国家的界限正在被逐步超越，未来将走向更加全球化的国际公民社会。哈贝马斯的阐述把媒体推向了学术界关于世界主义理论探讨的聚光灯下，开启了这项研究的新领域。贝克（2004）在讨论全球风险时也认为“世界主义是一个媒介化程度的问题”，间接论及传播媒体的作用。兰塔能（2005）在《媒介与全球化》一书中，专门用一章的篇幅来讨论“媒介化的世界主义”，认为承认媒体的作用是分析世界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媒介化的作用也是一个需要准确地解决的问题。他指出，人们不仅使用一种媒介和传播形式，而是创造性地结合了所有的媒介和传播形式，人们联系的过程不再是两级传播，而是通过传播的“根茎”或网络，将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结合起来，传播网络的存在打开了世界主义认同的大门。
在中国，梁启超早在20世纪初就提出，既有“一人之报”，也有“一党之报”，更有“一国之报”，还有“世界之报”。他认为以全世界的人类利益作为宗旨的报纸，就是“世界之报”。梁启超所说的“世界之报”可以理解为理想中的“全球媒体”（史安斌，2015）。有学者认为，伴随国际关系理论和传播学理论的演变，全球传播理论大致经历了国际化、全球化、跨国化这三个基本阶段，其中，跨国化阶段的最突出特征就是“世界主义化”的兴起和“全球公民社会”的产生。通过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平台进行互动的受众，与以传统媒体为主的跨国传媒集团合作构建内容生产和流通的网络，信息在民族、区域、地方和世界这四个层面上持续重构与流动，这一过程成为传播的主体（卢嘉、史安斌，2013）。
那么，如何准确定义媒体在世界主义全球实践中的位置？一个承前启后的、以媒体为中心的衍生概念近年来脱颖而出——“虚拟世界主义”（Virtual Cosmopolitanism），即由媒介化的社会空间促成的世界主义，在这样的社会空间中，文化和社会资本可以通过社会化媒体网络传递。与“有形的世界主义”相比，观点跨越国界传播的范围更广（McEwan et al，2011）。世界主义与虚拟世界主义同时存在于全球与地方的张力中，其中，文化被假定为动态的（Sobr é-Denton，2015）。
这一概念出现的背景是基于数字传播技术的全媒体新闻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以及Twitter、Facebook、YouTube、微博、微信等社会化媒体的流行。全媒体新闻在人们的生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使虚拟的社区构建和参与成为可能，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们能够在网络上即时交流观点、建立联系并实施行动，以促进社会的进步。全媒体新闻的生产、传播过程渗透着虚拟世界主义的思想和理念。与精英化导向的、依靠政府、企业、大学等推动的“自上而下”实施的“世界主义”模式不同，“虚拟世界主义”强调以媒体为中心，通过“自下而上”的全民参与影响全球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倡导在全球性媒介平台（互联网和社会化媒体）上展开跨文化对话（史安斌，2015）。
作为“世界主义”概念的延伸，“虚拟世界主义”凸显了技术在跨文化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结中所起的作用，其中，无线网络、数字媒体和赛博空间技术是强调的重点。传播技术的更新换代和飞速发展使新闻传播生态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随着互联网和智能化、可携带终端（如手机、平板电脑等）的普及，新闻生产不再只是专业化的组织机构的“特权”，个体传播者的成功案例不断涌现，“众包”“众筹”与“公民新闻”等现象使新闻生产越来越向社会化的大生产转型，来自全球各地的普通民众通过跨越国界的社会化媒体向全世界传播着人类普遍关心的、关乎人类共同命运的、具有“世界主义”精神的议题及相关新闻。
另一方面，专业组织机构生产的新闻经过社会化媒体的传播产生了与以往不同的复杂效果。新闻作品的完成不再终结于专业组织机构，这只是一个开始，在传播的过程中，它不断被“改写”“修正”和“补充”，最后呈现的可能是“面目全非”的一个新作品，也有可能永远没有结束。大众传播与小众传播、专业传播与个体传播、单向传播与交互传播相互交织、彼此融合，共同勾勒出全球新闻生产与传播的新图景，助力世界主义的全球实践。
综上，本书试图讨论的焦点问题是：在虚拟世界主义的视阈下，全媒体新闻生产与传播呈现出哪些与此前不同的特点与趋势。具体而言，可以分解为以下三个子问题：
第一，在虚拟世界主义的视阈下，全媒体新闻生产流程与以往有何不同？
第二，在虚拟世界主义的视阈下，全媒体新闻话语体系出现了什么新特征？
第三，在社会化媒体的参与下，全媒体新闻传播效果发生了什么变化？
这三个问题同时构成了本书的研究框架，即生产流程形成、话语体系重构和传播效果评估，而这三个方面也是全媒体新闻生产与传播最核心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