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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学的创始人，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被后人尊称为“圣人”。但是鲜有人知孔子在其从事教育教学的过程中，以其独到的思想和见解，开展了图书文献的整理实践工作，对山东古代藏书理论、图书馆学思想的产生与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图书馆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影响和地位。
相传孔子有弟子 3000，贤弟子 72 人，孔子曾带领弟子周游列国 14 年，颠沛流离，仕途不顺，晚年虽被鲁国尊为“国老”，但实际上并不被重用，于是不再思政，而倾心于继续收徒讲学、传道授业。在教学的同时，孔子开始致力于整理古籍文献，将周及其前的旧典及一切资料分类整理，删削有据，编成了《诗》《书》《礼》《乐》《周易》《春秋》六部经书，作为教育学生的教本使用，这是我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孔子的图书馆学思想也集中体现在他的这六部书中。
首先，六经体现了孔子的校勘学思想。校勘学就是狭义上的校雠学，治书之学。校雠二字，字异义同，都是校对的意思。校雠二字合以成词是在西汉之时。刘向《别录》中说：“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冤家相对，为雠。”狭义的角度，校雠学解释为比勘篇籍文字同异而求其正。即通过获取的多种相关资料、采用多种方法进行比较，特别是一部书的不同版本，求证文字的准确性，恢复一部古籍的本来面目。古代书籍受当时印刷技术的影响，无论是刻本还是活字本，文字方面的差错都要比今天的正规出版物多许多。至于抄本，抄错、抄漏的事，更是经常发生。书中有错误而不知错，对于读者来说，只能牵强附会地去理解，这对于古代文化传播与利用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因而自然就有人开始考辨图书的学术宗旨、渊源、流派，论其得失之工作，以助后人之所用。这时也有学者用“勘”代替“雠”，称为校勘学。这也是校雠学概念的初意。后来随着藏书与图书出版业的发展，校雠学概念的范畴也在不断宽展，因而有学者将其概括总结了广义的内涵，认为“搜集图书，辨别真伪，考订误缪，厘次部类，暨于装潢保存，举凡一切治书事业，均在校雠学范围之内”
。即包括目录、版本、校勘、文字、音韵、训诂、辑佚、辨伪、注释、考据等在内的学科群，与今天的“古文献学”联系密切，交叉内容较多。孔子是山东也是中国最早开始对古代文献广搜博采、进行校正勘误、系统整理的藏书家。对此，东汉王充的《论衡·效力》、清段玉裁的《经义杂记序》、俞樾的《扎移序》、章炳麟的《国故论衡·明解诂上》中，都有对他这一行为的高度评价。大家一致认为，校勘之学，源于孔子的图书校勘，他对图书的整理、删削有度，各得其所，能够为后世留下六经的精华所在，其功绩是卓著的。
由于鲁国地位特殊，享天子之礼，所以能够获取到周王朝的各种文献资料，包括大量的典章制度，这对孔子寻找教学用书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却是费尽周折查找获取到这些残缺又散乱的典籍文献。关于这一点，有史为证。唐徐彦《春秋公羊传·隐公第一》注疏中说，孔子曾经接受周王室的旨意，编制《春秋》之作，他派遣弟子子夏等 14 人四处搜求《周史记》，结果获得了 20多种周王室编修的史书。为了寻求“礼”方面的文献资料，孔子亲自三次到洛邑去拜访老聃咨询相关史料，希望能够给予支持。当时老聃掌管周王室的藏书，任史官。《庄子·天道篇》中也有记载，说孔子试图把藏书保存到周王室。子路为他出谋划策道：“我听说周王室的史官老聃，已经退隐回老家定居，先生想藏书，可以途经他家的时候拜访询问一下他的意见。”孔子欣然接受子路的意见。结果孔子去拜访老聃，老聃没有应允。此外，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隋书·经籍志》《论语·八佾》《左传》中都有孔子四处查询资料情景的记载。他不仅重视有文字记录的纸质资料，还重视口述相传、有价值的资料，终以坚韧不懈之精神获取到了丰富的史料。
但是孔子收集来的文献内容良莠不齐、杂乱无章，不能直接搬用。另一方面，根据史料记载，早期文献的产生主要来源于史官记录的档案，这些文献记录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国家管理，其内容并不适合教育教学。由此导致了孔子晚年开展大规模的整理图书实践活动。孔子这方面的才能是继承了家学之传统。根据古籍文献记载，中国最早开展图书整理校勘活动的先辈，是孔子七世祖——周朝宋国大夫正考父。祖先的优良传统，让孔子在整理文献时努力秉承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尽可能保持文献原来的文辞，坚持“述而不作”的原则。在没有确凿的资料支撑前，对于疑问之处宁可保持原貌，也绝不穿凿附会妄补妄改，为以后的学者校勘文献提供了遵循的规范。但是对于那些妖魔鬼怪、荒诞不经、暴力不堪等内容，他认为不可信任或传播的，一般都会删除不用。
孔子校勘《诗》。《诗》即《诗经》，为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司马迁在其《史记·孔子世家》中，有孔子校勘删削《诗》的记载，尽管目前学界对此有不同的观点，但毕竟没有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论断，所以在此笔者仍然以司马迁之说为准。司马迁认为，古代流传下来的《诗》有 3000 多篇，是孔子根据搜集的文献资料，用不同的版本校正勘误，斟酌祥研，去掉那些内容重复或不符合礼义的部分，重新整理成 311 篇，根据风、雅、颂乐曲的正确音调，将新编内容调整原有的篇章顺序。其中“小雅”中的笙诗六篇有目无辞，因此实际为 305 篇，举其成数，称“诗三百”。孔子还为这些诗词配上《韶》《武》古乐曲，用管弦演奏，可以使人们载歌载舞。
孔子校勘《书》。《书》即《尚书》，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汉唐时期，很多知名学者对孔子校勘编辑《书》的行为都有记载。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首先记载孔子整理了史书《书传》，自唐尧虞舜时期开始，至秦穆公结束，按照时间先后进行编排。此外，班固《汉书·艺文志》、郑玄《书论》、魏征《隋书·经济志》、孔颖达《尚书正义·尚书序疏》、孔安国《尚书序》等论著中，都有对孔子校订修编的内容记载，这充分说明了《尚书》的修订是孔子所为。史书记载，孔子将搜集到的 3000 多篇虞夏商周四代史官所藏典籍，经过仔细剔删留有 100 多篇，并校正勘误、整理编选而成《尚书》，并为之作序。此书将古代群雄、帝王、能臣治国理政之智慧进行总结，详解王朝兴衰、历史巨变的底因，以疏通知远、垂世立教、以古鉴今，为当世和后世留下了一笔巨大的文化精神财富。
孔子校勘《礼》。《礼》也称《礼经》《仪礼》。礼文化统治西周，所谓“礼仪三百，威仪三千”。至春秋末期，礼坏乐崩，因周室衰微，收藏的关于《诗》《书》《礼》《乐》方面的资料已经混淆无序或残缺不全。他在探究这些资料的过程中，将有关礼仪方面的典章制度，包括冠、婚、丧、祭以及朝聘宴飨等内容，加以挑拣择取并校勘，汇编而成更细致、规范的礼仪程序 17 篇——《礼经》，以使贵族们的行为借以遵循守责。孔子非常看重礼仪，他的《论语》中言及“礼”的内容多达 74 次，从中也可以看出孔子的良苦用心。
孔子校勘《乐》。孔子喜好古乐，善于欣赏并评论古乐。孔子自卫返鲁已68 岁。当时道衰乐废，他却阅历丰富，乐理专深，演技精湛，因而担当起正《乐》工作。对于当时盛行的《韶》和《武》，他有自己的观点。他认为《韶》从内容和形式上，都比较完美，而《武》仅美于形式，内容却不尽如人意。孔子整理《诗经》的时候，是按照乐曲的特点编排的，配上乐谱，按照风、雅、颂重新整序、归位，以方便吟诵歌唱。遗憾的是，《乐经》在秦朝焚书坑儒后，大部分已经失传，只是在《周礼·大司乐》和《礼记·乐记》中，还有很少的记载。
孔子校勘《易》。《易》也称《易传》《易经》，被尊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对于孔子删选制作《易传》，目前知名学者意见分歧较多，各不认同。但是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对孔子晚年开始深入研究并传授《易传》的内容有记录，班固在《汉书·儒林传》中也有此类记载：“孔子读易，韦编三绝，而为之传。”从这些内容中可以得到一些证据，证明孔子确系《易》的整理编定者。孔子深得易经之道，以《易》授课，阐释并扩展了其中深奥的哲学思想，最终整理汇总成《易传》（《十翼》），有《彖辞》（统论一卦大意）、《系辞》（通论全部《易》理，说明“变化之道”）、《象辞》（解释卦辞、爻辞）、《说卦》（解释八卦性质及象征）和《文言》（专论乾、坤二卦）等。商瞿是孔子七十二弟子中对《易》最有研究的一个，他非常喜爱《易经》，传说孔子就全部传授与他，之后辗转传至杨何，即汉武帝元朔年间的中大夫，司马迁之父司马谈学《易》曾受教于杨何。由于古代十分重视家学渊源，所以以上所引司马迁的叙述应是可信的。
孔子校勘《春秋》。对于孔子作《春秋》，孟子、司马迁都有记载证明，孟子从时代背景、司马迁从创作动机，分别说明孔子作《春秋》的目的。孟子认为当时的社会环境处于衰败状态，大臣弑杀国君、儿子弑杀父亲等暴行邪说时有发生，孔子很担心现状的发展带来的后果，于是作《春秋》教育时人。司马迁认为，孔子追求的目标是做一个君子，君子就应该有所担当，在有生之年为社会有所贡献，做到与“君子”这个称呼相称。那么就应该让自己的政治思想实现于当世，同时也能传之于后世。于是孔子作《春秋》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无论孔子动机如何，他都是在搜集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以周礼的严格标准，记录对事物的名分、贵贱、善恶、褒贬之看法，经过重新考订、笔削、组织、润色。司马迁对《春秋》的评价是“约其辞文，去其烦重”。杜预则说：“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
《春秋》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最早采用编年体体例编写史事而成，编写过程中，态度与用词极为严谨、精炼，削减有据，从不随意褒贬，所以称之为“微言大义”。像隐公十一年书，“十有一月壬辰，公薨”，不言薨于何处，不书葬，显示其非善终，读者可以意会隐公为桓公所杀，表达委婉而顺理成章。
孔子对六经的校勘，本着四项原则进行。
第一，言必有据，无征不信。孔子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严格，他在整理过程中，力求足够的文献作依据，以真实可靠的态度记录史实，特别是对待古代的典章制度，更加谨慎。他的《论语·八俏》《论语·子罕》中，都有对整理编定六经所遵循原则的言论。如他整理《礼》的原则，他说，自己虽然熟知夏、商等朝代的礼仪，但是因为杞、宋两国现存的典籍有限，又无精通礼道之人帮助，便不敢妄言他们的礼法。再如鲁哀公问社于宰我，而宰我在自己不了解的情况下，妄加解释，孔子知道后很是生气，责怪宰我毫无根据地主观臆说。由此可以看出孔子为人做事执着于实事求是，对弟子也同样要求，并以此为原则整理文献。
第二，崇尚平实，排斥虚妄。孔子不信鬼神、怪异之现象，在校勘修订《春秋》时，遇到古籍文献里面有此类记载的内容，孔子会进行适当的修改。如《春秋》庄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中，星陨如雨。”《公羊传》：“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曰‘星陨如雨’。”这里的君子指孔子。
第三，多闻阙疑，慎言其余。这是孔子在其《论语·为政》中提到的一句话。意为学无止境，但是学习过程中肯定会遇到疑难问题，可以暂时保留，不作主观臆测。对于自己很有把握的内容，也要谨慎地陈说。这句话虽然不是针对整理文献而言，但确是孔子的校勘态度，他对史料中的阙文轻易不增减一字。如《春秋》桓公十四年曰：“夏五，郑伯使其弟语来盟。”
此句中没有说具体的月、日，只简单地记录为“夏五”。清人孔广森《公羊通义》中对此认为这是孔子“以示阙疑”的表现。《春秋》庄公二十四年曰：“冬，戎侵曹，曹羁出奔陈。赤归于曹。郭公。”
此处只记录为“郭公”，没有下文。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中提到洪亮吉看出“下必系以事，而史阙之”，应该是孔子使用的史料缺失下文而空缺。《春秋》昭公十二年记载：“十有二年春，齐高偃帅师纳北燕伯于阳。”
此句中的“伯于阳”，很多人不解其意，当时孔子虽了解此事但没有按照自己的理解加以修改，而是仍然引用原文，让后人能够看到真实的史料。由此可以看出孔子严谨求实的“阙疑”精神，他对那些独断妄改、不尊重史实、导致后人不能看到史料的原貌之人，感觉非常遗憾。他的治学态度，为后人校正勘误做出了榜样，成为大家普遍遵循的原则。
第四，校勘六经以周礼为准则。孔子对周礼始终持有恭敬尊崇的态度，他编订六经的初衷也是为了重振周礼，所以孔子在其修订过程中，都以周礼亲亲尊尊的基本精神为出发点，凡事涉及与周礼相关的各种行为，孔子都会隐讳对待，为他们歌功颂德，为他们维护三纲五常，其核心是为统治阶级服务，孔子也不能超越历史的局限性。如当时的风俗规定同姓通婚为“非礼”，鲁昭公明知却违反，坚持娶同姓的吴姬为妻，孔子对此却认定鲁昭公为“知礼”。同时孔子还为周襄王掩饰被晋文公召见的尴尬状态，记作“天王狩于河阳”之类的曲笔。
综上，孔子在广泛搜集鲁国、宋国和周王室藏书的过程中，删《诗》《书》，定《礼》《乐》，编《易经》，修《春秋》，对于所收集的文献内容、版本经过仔细的考证、删削，可以说这是一次对先秦典籍的重大校理，惠及后世学者文人。孔子在删削时对书中的错、漏之处进行纠正、修补，对于存有疑问之处不急于下断语，以求后证。他这种“多闻阙疑”的校勘方法，被后世学者推崇为圭臬。
其次，六经体现了孔子的目录学和图书分类思想。“目录”一词最早出自《汉书·艺文志》，曰：“刘向校书，每一书已，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之后，学者文人认识到目录在读书治学中的重要性，编制的越来越多。唐代学者毋煚提出“苟不剖判条源，甄明科部，则先贤遗事，有卒代而不闻；大国经书，遂终年而空泯。”清代学者王鸣盛认为：“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又说“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一语既赅，毋庸多言。”“目录”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分别冠有不同的名称，自西汉至清朝，主要有“略”“录”“艺文志”“簿”“书目”“志”“经籍志”“书录”“解题”“考”“记”“提要”等，代表性的目录著作有：西汉刘歆的《七略》、刘向的《别录》，东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西晋荀勖的《晋中经簿》，东晋李充的《晋元帝四部书目》，南朝齐王俭的《七志》，唐代魏征等编的《隋书·经籍志》、毋煚的《古今书录序》，南宋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清代朱彝尊的《文献通考·经籍考》、钱曾的《读书敏求记》、纪昀等编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这些称谓虽然各不相同，然而实质都是指的目录。“目”是对图书内部篇章或若干图书名称的汇集，“录”是对图书汇总目的的说明或编次，主要是关于书的内容、作者生平事迹、校勘，也称序录或书录。目录是对系列汇总后的图书，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编排形成的查检工具。“目录”按照不同的标准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型。按照书籍收藏对象可以分为馆藏目录和私家目录，按照汇集图书内外部的名称可以分为单书目录和群书目录。早期的典籍多是用竹简撰写，古人著书撰文只是把个人的思想见解挥洒成篇即可，不像现代人先立篇目，再写内容，所以一般是单篇流传，有无篇名关系不大。后来随着单书收录篇卷的增多，开始编辑群书目录。按照汇集图书的内容可以分为各种专科目录，等等。因此，目录之学就是对文章或书籍按照一定规则进行科学汇总的学问，其核心是文献的分类和编次工作。在信息化的今天，目录学聚焦信息的揭示与组织，更是读书治学、信息获取、文化传承不可或缺的工具。
孔子为开办的私学编制教学用书，对搜集到的大量散乱或单篇流传的古代文献进行整理，自然涉及图书编目分类的工作，他极尽用心、不辞劳苦，对杂乱的古籍文献条分缕析，科学规整，这一过程贯串了孔子图书馆学的整理实践思想，充分展现了他的目录学、分类法的成果。
孔子在整理六经过程中，对搜集来的大量资料进行鉴别、校正、删取等一系列工作后，鉴于六经收录内容差异较大，没有采取统一的编排体例，而是按照不同的标准加以编次。他将六经按照时序、性质、地域等方法进行科学分类、精心编次，加以组织，形成了系统有序的成果。如《书经》，是我国古代图书文献的总汇，适合按照文献产生的时间顺序进行编排，有助于了解事物发展的过程。孔子最终选取了百篇重要文献，令人惋惜的是经秦始皇焚书坑儒后，仅剩 29 篇。再如《诗经》，适合按照诗歌性质和地域的分类方法进行编排，有助于学习和了解各地域的诗歌所反映的风俗民情。孔子在编排的同时，不仅考虑政治意图，还注意内容由浅入深，风主要收录民间歌谣，雅主要收录贵族的高雅乐歌，颂主要收录王室祭祀或典礼的颂歌，内容由通俗易懂渐至深奥难解，逻辑严密，使学生能够循序渐进地接受和理解教学内容，以提高教学效果。孔子将其整理的文献总体分为六大类，每一大类下设二级、三级类目。以《诗经》为例，《诗》为一级类目；收录的 305 篇诗，按照其性质与乐调分为“风、雅、颂”三种，这是二级类目；三个二级类目又分别分为：“风”按地域划分，下设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检、齐、魏、唐、秦、豳、陈、曹十五国风，共有 160 篇。“雅”按时间划分，下设大雅和小雅两部分，共有 105 篇。“颂”按作用划分，下设周颂、鲁颂、商颂三部分，共有 40 篇。由此可见，孔子的分类汇总类目级次排列科学、条理清晰，非常成熟，为编者与读者之间建立了良好的沟通桥梁。另外，五经同样根据整理内容的不同，按照不同的标准进行了分类汇目。对于重新编修的“六经”，整体分类排序方法，目前古文献中对其记录的排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诗》《书》《礼》《乐》《易》《春秋》；另一种是《易》《书》《诗》《礼》《乐》《春秋》。这两种排序方式的缘由很多学者给出了多种说辞，但是大部分学者认为应该结合当时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进行分析，这里不再赘述。
孔子整理六经不仅列出清晰的类目，而且还首次编写大小序说明文献的内容，指导文献的阅读与利用，这对以后书目体制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孔子采用大序介绍整体的写作宗旨，小序介绍文章的写作背景、意图。如孔子为《易》写的《序卦》，从总体上介绍了本书六十四卦的排列次序和内在联系，对于读者习《易》指明了线索和脉络，能够起到良好的指导作用；为《禹贡》这部地理著作作序：“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寥寥数字，却能概述出《禹贡》的主要内容；为《尚书·盘庚》三篇文章写的小序：“盘庚五迁，将治毫殷，民咨胥怨，作《盘庚》三篇。”说明当时盘庚五次迁都给百姓带来的危害；《诗·国风》中为《氓》写的小序：“氓，刺时也。宣公之时，礼义消亡，淫风大行。男女无别，遂相奔诱；华落色衰，复相背弃。或乃困而自悔，丧其妃偶。故序其事以风焉。美反正，刺淫佚也。”孔子作序长短不一，少者三五个字，多者 200 多字。大多能“言其作意”，帮助读者通过序的内容即可大体了解其写作背景、原因及宗旨。目录学家余嘉锡评价为，“目录之作，莫古于斯”。
孔子为六经编制目录做的大量工作，条其篇目，列其纹理，撮其旨意，录而奏之。将虽已成书、但编排混乱的书籍，形成组织严密、结构合理的有机整体，为读者检索与利用图书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展现了孔子的目录学思想和实践方法。虽然当时孔子无意从事图书馆学方面的研究，也没有将此类实践和研究从他的整体工作和学术思想中分离出来，形成一定的规模和气候。但是他创立的许多古籍整理方法，确实开了目录学的先河，标志着我国目录学的产生并进入初期阶段，对以后的目录学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为后人的藏书、用书、科学规范图书树立了典范。
孔子在整理图书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藏书理论，应该说标志着山东古代图书馆学思想萌芽的出现。孔子不仅在山东图书馆学史上，而且在中国图书馆学史上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