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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有文献可考的藏书记载从夏朝开始，早期的藏书主要是官方行为，用于统治者寻求神权统治的“理论”依据。
从文献收藏的角度看，夏朝收藏的文集数量虽少，但已初现规范，设有专门收藏图书的处所，即宗庙。据《周礼·冬官考工记·匠人》记载：“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广四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阶，四旁两夹窗，白盛；门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注：世室者，宗庙也）《墨子·明鬼下》记载：“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当时的文集有多种载体形式，如龟甲、兽骨、金石、竹帛等，夏王室设置专门处所储存这些文集，并设大史管理文集，在《吕氏春秋·先识览》中可考：“夏大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乱欲甚。大史令终古乃出奔如商。”
《尚书·多士》记载，周公对殷民说“唯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这一记载指的是商王朝从商汤开始便有典籍，记载着先祖商汤推翻夏王朝的历史。商王室所藏文献主要有三种：史官所记之商王言行、前朝王室之文献、刻辞甲骨。其中商王室所藏最丰富的原始文献是刻辞甲骨。已出土的共约 15万片，约 100 万字。这个数字在当时是非常巨大的。据后来的考古发掘成果与古籍记载相互印证，确认殷商时期的刻辞甲骨都设有宗庙作为专门收藏处所。陕西岐山凤雏村周原遗址发掘出的西周早期大型宗庙基址中、小屯南地殷商宗庙遗址板筑基址下穴窖之中出土的刻辞甲骨就是很好的证据。殷商时期也设有史官专门管理文献，不仅做了分类，而且有序存放。所设史官有“史”“御史”“大史”“乍册”，王国维在其《观堂集林》里记载：史官其职“专以藏书、读书、作书为事”。其中大史统领各史官掌管商王室藏书。
与夏商相比，周朝的藏书丰富了许多。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在其《章氏遗书》卷十七《和州志二·原道》评价周朝的典籍：“周官之籍富矣。”傅璇琮、谢灼华《中国藏书通史》中记载，章学诚认为周王室的藏书不仅有《易》《书》《礼》《乐》《诗》《春秋》，还有天文、地理、《考工记》《司马法》等典籍，以及各官府文书等。如今周王室所藏文献数量及种类已无从查考，但是根据《汉书·艺文志》的著录内容，周王室所藏典籍除了“六艺”，还见于《孝经》、儒家、道家、墨家、杂家、阴阳家、天文家、历谱、五行、蓍龟等类著述之中。此外，还有从西周开始编写的“三礼”。除了典籍，周王室还有甲骨文献，主要是记载周初历史活动的“大事记”，对周初历史研究具有十分珍贵的史料价值。此外还有很重要的铭文，目前出土的周代铭文有数千篇，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早周都城歧邑出土的西周铭文多达六七百篇，内容非常丰富，对于考察西周奴隶制社会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其文献价值也很高。其中著名的《毛公鼎》《散氏盘》《史墙盘》等铭文，无论从文学还是从历史的角度看，都是上乘之作。
西周的藏书主要用“匮”装载保管，“匮”即木柜。据《尚书·金縢》记载：“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孔氏传云：“为民请命之书，藏之于匮，缄之以金，不预人开之。”《越绝书·吴内传》也有记载：“成王大恐，乃发金縢之柜，察周公之册，知周公乃有盛德。”《史记·鲁周公世家》则载：“周公藏其策金縢匮中。”上述记载说明了西周藏书之主要用具是“匮”。至周代，藏书已经有所区分，因袭夏、商两王朝的藏书，图书数量增益很多，藏书的功能开始分为文书档案和书籍两种，官府所藏主要是履行职能所必备的文书档案。周王室藏书之地有多处，首先，有宗庙、大史府、藏室、盟府、故府、公符、周室、策符等，其中宗庙藏书是国家最高级藏书。《孟子·告子章句下》提及：“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庙之典籍。”清代焦循的《孟子正义》里面记载：“典籍受之天下，传自先祖，藏诸宗庙。宗庙之典籍，即先祖之典籍也。”根据现存铭文和典籍史料相互印证可知，周王室宗庙收藏的国家重要文献主要有：虞夏商周历代帝王之“书”和“易”、御书、礼书、“旧章”（古代的法律章程），以及为帝王们治国理政提供决策之用的国家档案资料，诸如全国人口数、收获谷物数、官府呈送的治职簿书等。其次，还有大史府，也叫太史府，这是仅次于宗庙藏书的官府藏书，在许多典籍里可以印证，如孔颖达疏：“大史之官职掌书籍，必有藏书之处，若今之秘阁也。观书于大史氏者，氏，犹家也；就其所司之处观其书也。”贾公彦疏：“盟誓要辞藏在府库。”意为如果需要查阅，则必须开府库，等等。大史府收藏的国家重要文献有“典”“法”“则”以及盟约、契约和券书等。这一时期对于藏书的保护也比较重视，采取曝书即在日光下晾晒书籍的方法避免书籍因受潮而带来的各种危害，如腐烂、虫蛀的损坏，特别是简策、缣帛书籍，最容易受侵害。《穆天子传》第五卷中记载：“蠹书于羽林。”郭璞注说：“谓曝书中蠹虫，因云蠹书也。”周王室对于藏书的管理较为规范，设有多个层级，管理人员数量多，要求比夏商更加严密。一般由三部分人员组成：管理长官、一般管理官员、供管理官员使役之用的人员。从周王室藏书由三个层次人员组成管理队伍可以看出，周王室藏书管理机构已具一定规模，这说明周代藏书较商代有了很大的发展。
随着西周衰微，镐京残破，政治文化重心东移至洛邑。东周建立，天下争乱，周王室只保持宗周的地位，其他诸侯国散于各地，周的官府藏书系统也开始分散，藏书由王室藏书集中于一地，逐渐变为诸侯藏书遍于各地，至春秋时，各诸侯国已经拥有丰富的藏书。藏书的分散，不仅有利于典籍的传播与交流，而且也有利于典籍的保存。这一时期周王室的权威已经名存实亡，各诸侯国“礼坏乐崩”。唯在齐鲁之地，尤其在鲁，周礼的保存还相当完整，“文武之道，未坠于地”。
晋国韩起到鲁国访问，“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
谢灼华教授在他的《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中，认为鲁国当时获取并收藏了大量的周朝典籍，而且也非常珍视这些典籍的保存。此外，《左传》记载昭公十二年（前 533），“左史倚相趋过，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也可证明，鲁国史官收藏典籍之富，鲁国史官保存的典籍成为诸侯各国查考和学习的材料。
藏书分散，教育兴盛，贤哲圣人辈出，藏书家日益增多。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私人藏书家，也是先秦时期最大的藏书家，《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殁后，弟子就其所居之堂收藏生前遗物，除“衣、冠、琴、车”外，还有他收藏的“书”。《史通六家》记载孔子曾使子夏等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尚书正义》里面引用《尚书纬》语：“孔子求《书》，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庄子·天道》也有记载：“孔子西藏书于周室。”从这些文献的记载内容可以看出，孔子的藏书量是极大的。此外，根据《史记·孔子世家》等书所载，孔子所藏书的主体是“六艺”，这些书籍主要用于教育，是他开设私学用的教材。他建立的儒家学派，以齐鲁为中心，对六艺的传播声势之大，影响之深，是可以想象的。其后以儒墨并称显学的墨子十分好学，喜读书，家中藏书十分丰富。《墨子·贵义》记载：“子墨子南游使卫，关中（即车厢中）载书甚多。”弦唐子对此曾经进行诘问，可以想见当时齐鲁私人藏书的普遍程度。
降及战国，藏书风气较之春秋时期更为普遍。孟子、荀子、慎到、田骈、环渊、接子、邹衍、邹奭、尹文、宋銒、淳于髡等 76 人，聚集于齐之稷下，号称稷下先生，分属儒家、黄老学派、阴阳家、名家、墨家、纵横家等学术流派。他们纷纷著书立说，言治乱之事，相互辩难，自成一家之言，自然有丰富的藏书来充实自己的思想与学说。《韩非子·显学》记载：“藏书策，习谈论，聚徒役，服文学而议说。”在韩非子的另一篇文章《韩非子·五蠹》中也提到当时每家每户都收藏商鞅和管仲的法典、孙子和吴起的兵书，说明此时的藏书家比春秋时期要多很多。诸子藏书尽管有流失，但传世颇丰，仅《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便有 17 家近 3500 篇之多，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流传至今。当时私家藏书之多之好，墨子评价为：“天下之良书，不可尽计数。”
春秋战国时期藏书的来源，除了保存先人的著作外，主要靠著述。竹帛时代不存在典籍的印刷买卖。官府藏书主要靠史官著述，而私家藏书则主要靠自己的著述。诸子著述，大致有三种方式：一是编辑，其代表人物是孔子，著述的内容主要是撰写自己的学术见解和政治主张，从这个意义上讲，当时著书也就是藏书。这是春秋战国时期私家藏书的一个特点。二是记录，主要是弟子、门徒听取老师讲授的内容记录下来，后经过详细整理汇集成书。如《论语》和《墨子》两种古籍文献，就是孔子和墨子的弟子如此制作而成。三是撰写，书籍数量增多的主要方式就是通过撰写形成创新性成果。春秋战国时期特别盛行撰写论著，或总结前人生产技术和学术研究的成果，或编辑先代遗文，学者交流、使用方便。此外，这一时期诸子藏书的另一个来源是传抄。其时“六艺”流传之广，诸子拥有藏书者之众，不可估量，究其原因皆在传抄。
秦统一中国后，在博士和儒生阶层中，私家藏书多有所在。秦始皇“焚书坑儒”后，私家藏书虽多被焚毁，但有识之士冒身家性命之危殆保护私藏并得以传承后世。从文献记载来看，秦朝私家藏书著名者当有四人，即吕不韦、孔鲋、孔腾、伏生。这四人除吕不韦是卫国濮阳（今属河南）人外，其余三人都是齐鲁子弟。
孔鲋（前 265—前 208），字子鱼，为孔子八世孙。居于魏国（今山西境内）。秦时为儒生，博通经史六艺之学。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他被召为鲁国文通君，迁少傅。宰相李斯始议焚书时，魏人陈余谓子鱼曰：“秦将灭先王之籍，而子为书籍之主，其危矣！”他回答：“顾有可惧者，必或求天下之书焚之，书不出，则有祸，吾将先藏之，以待其求，求至无患矣。”
遂将家中所藏的“《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文字”
，藏于旧宅壁中并隐居于嵩山，教弟子百余人。不久孔鲋参加了陈胜领导的农民起义，担任博士之职，因陈胜兵败而死于陈下，终年 57 岁。
孔鲋一生著书 21 篇，名为《孔丛子》。汉武帝末年，鲁共王坏孔子之宅以扩其宫，始现壁藏大篆简册。著名学者孔安国因是孔子后裔，便全得其书。
孔腾系孔鲋之弟，字子襄。汉高祖过鲁，以太牢祀孔子，封孔腾为奉祀君，惠帝时为长沙太守。
唐代颜师古说：“《家语》云孔腾，字子襄，畏秦法峻急，藏《尚书》《孝经》《论语》于夫子旧堂壁中。”
伏生，名胜，字子贱，济南人。曾经当过秦国的博士，藏书颇多。据《史记·儒林列传》记载，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欲召之。之后秦始皇焚书坑儒，伏生将家藏书籍藏于墙壁中，后来士兵来袭逃亡外地。等到汉朝建立，他回来寻书，只找到了 29 篇，丢失了 10篇。伏生以此在齐鲁之地开始教学生涯。所以后来很多学者都能精通《尚书》，采用《尚书》为教本教授学生。
图书作为文化知识的载体，在启迪智慧、传播知识、研究学术、修养身心等方面起着无以替代的作用。《隋书》卷三二的《经籍志一》里写道：“夫经籍也者，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所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显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独善，学之者将殖焉，不学者将落焉。……其为用大矣，随时之义深矣，言无得而称焉。故曰：‘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以知今，其斯之谓也。”正是缘于这样的认识，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图书的搜集和利用。
西汉经过从武帝到成帝持之不懈的艰苦搜集，藏书“百年之间，书积如丘山”，前后所收图书达到 3.39 万卷。
东汉明帝、章帝尤重经术。采取各种措施鼓励四方鸿生巨儒筹集新书。明帝为了增加库藏，甚至派遣郎中蔡愔及秦景出使天竺求访，卒得佛经 42 章及释迦立像。由国家遣使出国搜集文献，这在我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多种措施齐头并进，使国家藏书量增加迅速，图籍收藏日益丰富。此举也推动了民间图书的收藏与传播。
西汉时期的私家藏书，在汉初齐鲁地区最为普遍，最为有名。据《汉书·儒林传》记载：“及高皇帝诛项籍，引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弦歌之音不绝，岂非圣人遗化好学之国哉？”又称：“言《易》自淄川田生；言《书》自济南伏生；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言《礼》则鲁高堂生；言《春秋》，于齐则胡毋生，于赵则董仲舒。”这些记载说明西汉初期山东一带私家藏书非常普遍，所藏的图书大抵是六经之类。1972 年山东临沂银雀山两座汉墓中出土了大批竹简，其中著名的有《孙膑兵法》，意义尤为重大。墓主便是大藏书家。由此可以推断，当时书籍的传播范围很广，普通百姓都能收藏颇丰。这一时期虽然古代典籍中有明确记载的藏书家不多，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因为这一时期正是齐鲁之学发展到最兴旺的阶段，主要是今古文学的学术研究，而且大师多在齐鲁，《史记》以及《汉书》的《儒林传》中提到的西汉十四今文博士，大部分都是齐鲁人。他们博览群书，勤学善思，都有自己丰富的藏书。可以确定西汉时山东的私家藏书，已经有了良好的基础。
东汉时造纸术的发明，为图书的生产提供了极大的方便。私人藏书如鱼得水，当时山东的“曹氏书仓”非常著名，藏书达万余卷。曹曾，字伯山，山东济阴（今定陶一带）人。尝从欧阳歙受《尚书》，门徒三千人。位至谏议大夫。子曹祉，官河南尹，传父业教授。
王嘉《拾遗记》卷六《后汉》记：“曹曾，鲁人也。本名平，慕曾参之行，改名为曾。家财巨亿……学徒有贫者，皆给食。天下名书，上古以来，文篆讹落者，曾皆刊正，垂万余卷。及国难既夷，收天下遗书于曾家，连车继轨，输于王府。诸弟子于门外立祠，谓曰‘曹师祠’。及世乱，家家焚庐，曾虑先文湮没，乃积石为仓以藏书，故谓曹氏为‘书仓’。”后世喻藏书为“曹仓”之典，即出于此。
东汉时期山东著名的藏书家还有郑玄。郑玄（127—200），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属山东）人。早年从师京兆第五元光，又师事扶风马融。党事起，禁锢十四年。举玄为越相，不至。公车征为大司农，玄乃以病求还家。聚众讲学，潜心著述，遍注群经，成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对整理中国古代历史文献颇多贡献。撰注有《周易注》《尚书注》《毛诗笺》等共计百余万言。从他对经书资料的搜罗之富，阅读之广，校雠之精，著述之多，可以得知他必藏书甚多，只是史无明言而已。但从他晚年所写《戒子益恩书》中提及的内容“博稽六艺，粗览传记，时观秘书纬述之奥”，可以略窥些许他藏书丰富的信息。此外，郑玄曾在山东即墨南二十里处的不其山教授生徒，当地有一种草本植物，丛生，叶长尺余，与韭菜相似，但“坚韧异常，土人名作‘康成书带’”。
相传郑玄门下取以束书也可说明其藏书之富。郑玄是早期中国藏书史上藏书致用的典型人物之一，把自藏经书与自注经书和自校经书三者结合起来。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具有文化知识的人越来越多，图书的需求也与日俱增，魏晋南北朝又是中国民族大融合时期，民族文化交流非常频繁，所以官府藏书的利用与流通较秦汉时期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一时期在图书事业中还出现了以抄书和贩卖图书为营生的专业人员——“佣书”和“书贩”，此时书籍的制作基本由竹木简牍和缣帛书籍过渡到物廉质轻的纸抄本，普通百姓开始能够更便捷地获取、利用和积聚书籍，进一步扩大了私家藏书的规模。如晋代的皇甫谧，“居贫，躬自稼穑，带经而农，遂博综典籍百家之言。……以著书为务”
。北魏的宋繇，生而丧父，五岁丧母，衔胆自厉，博通经史，积书至数千卷。
社会藏书风气也发生了变化，无论是藏书者还是借书者，能够互通有无，乐善好借，甚至对好学上进的读书者，给予无私的捐助。书籍得到了极大程度的收藏和利用，有力地促进了人才培养的效果。魏晋南北朝的藏书家，在藏用结合、推动学术研究和文化发展上也有明显的成效，这表现为图书的编著比过去大为增多。以史学为例，魏晋两代私家写史成风。
山东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涌现出来的著名私人藏书家主要有王粲、王俭、任昉、王僧儒。
王粲（176—217），字仲宣，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城西南）人。初仕黄门郎，依刘表。表卒，劝表子归曹操，操辟为丞相掾，后迁军谋祭酒，拜侍中。粲博物多识，问无不对。善为文，为建安七子之首。所著有诗赋议论之属近60 篇，以《登楼赋》最为有名。他年轻时即得蔡邕赠书万卷，《三国志·魏书·王粲传》有记载。另，西晋张华《博物志》卷六中，也有“蔡邕有书近万卷”的记载，并且还提到至东汉末年，蔡邕的书籍拉了数车赠予了王粲，最后传至其子孙王弼。书籍相传，正说明了王粲藏书的丰富。
琅邪王氏是文献世家，祖孙几代都嗜好藏书。其中王俭最为著名。
王昙首（393—430），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人。王导曾孙。幼有素尚，除著作郎，不就。义熙中辟琅邪大司马属僚，历仕长史，侍中、太子詹事。先世家有藏书，兄弟分财，昙首惟取图书而已。著有《文集》二卷。
王俭（452—489），字仲宝，昙首之孙。幼有神采，专心笃学，手不释卷。解褐为秘书郎，超迁秘书丞。尝典校宋秘书，撰定《元徽元年四部书目录》4 卷，又依《七略》撰《七志》40 卷，成一家之言。入齐为尚书左仆射，历侍中、尚书令、中书监。永明三年（485）领国子祭酒，诏俭以家为府，于俭宅开学士馆，悉以四部书充俭家。遂博览公私藏书，专精校雠。著有《尚书音义》4 卷、《礼论要钞》80 卷等。卒年 38，谥文宪公。
王泰，字仲通，小字养，亦昙首孙。泰自幼敏悟好学，亲自抄书两千余卷。起家为著作郎，历秘书郎、秘书丞、吏部尚书。在任秘书时参与修纂天监四年《文德殿正御四部目录》。
王筠，字元礼，一字德柔，昙首曾孙。幼而警悟，及长，清静好学，能诗文。沈约每见筠诗文，叹咏其美，并以书相赠。筠历任太子洗马、中书舍人、太子詹事。其所著文章，以一官为一集，有《洗马》《中书》《詹事》，凡一百卷，行于世。《梁书》本传载其《自叙》，就提及自己从小就喜爱读书并作笔记，随见随记，老了更加执着，养成了不能辍笔的习惯。经常吟读经书，《五经》读过七八十遍，《左氏春秋》《周礼》等经书，亲自抄写不止一遍，子史诸集皆抄一遍，多达 100 多卷。可见其对书籍的钟爱程度。
任昉（460—508），字彦升，乐安博昌（今山东寿光）人。幼而好学，雅善属辞，尤长文笔，才思无穷。当时王公表奏，莫不造请。梁时曾任秘书监等职。在秘书监任时，昉手自校雠，定其篇目，与殷钧同撰《四部目录》。另撰有《杂传》247 卷、《地记》252 卷、《文章缘起》1 卷等。据《梁书·任昉传》记载：“昉坟籍无所不见，家虽贫，聚书至万余卷，率多异本。”乃至任昉去世后，高祖派遣学士贺纵与沈约一同勘正任昉他们编纂的秘阁书目，官府没有的书籍，直接去任昉家里查询使用。
王僧孺（465—522），宇僧孺，东海郯（今山东郯城北）人。幼聪慧，六岁能属文，既长好学，以家贫，曾为人佣书以养母，所写既毕，讽诵亦通。初仕齐，起家为太学博土，治书侍御史，历晋安郡丞、侯官令、钱塘令。曾以文学游于萧子良门下，与任昉等学者交往密切。天监初，除临川王后军记室参军，待诏文德省，寻出为南海太守，历中书侍郎、领著作，官至御史中丞、兰陵太守。后曾被诬免官，久不得复任。《梁书·王僧孺传》载：“僧孺好坟籍，聚书至万余卷，率多异本，与沈约、任昉家书相埒。少笃志精力，于书无所不睹，其文丽逸，多用新事，人所未见者，世重其富。”有集《十八州谱》710 卷、《百家谱集》15 卷、《东南谱集抄》10 卷、《文集》30 卷等。
隋唐时期，中国实现了秦汉以来的第二次政权统一局面。在其 300 余年的历史中，社会的安定，政治的开明，物产的富庶，交通的便利，均达到了以往未曾有过的高度。隋唐两代统治者都采取了超乎前人的重书政策，文化事业一度极为发达。仅以讲学、修史、文学三事为例，就可观其学术文化发展之空前盛况以及对社会藏书事业产生的强大刺激作用。
隋唐五代时期，今山东北部的博州、青州一带，地平土沃，产丝绵和绢。士人尚读书，重俭朴，多以德行文章相推重。唐太宗八子李贞之长子李冲（？—688），在博州（今聊城东北）刺史任上因反武后而被诛。《旧唐书·李元嘉传》载其“书籍最多，皆文句详定，秘阁所不及”。《新五代史·王师范传》载王师范（？—907），唐末梁初割据青州（治在今青州）时，“颇好儒术，聚书至万卷，为政有威爱”。石昂，后晋高祖时（936—941）被诏入朝为宗正丞。《新五代史·石昂传》载，石昂为青州临淄（今淄博市）人。居家时，有书数千卷，喜延四方之士就其家而读书。翟光邺（807—952），后晋开运元年（944）为青州防御道，《旧五代史·翟光邺传》云其“好聚书，重儒者”。《十国春秋·楚·朱遵度传》称朱遵度五代时家居青州，“家多藏书，周览略遍，当时推为博学，称曰朱万卷”。后避耶律德光而入楚。又明嘉靖《青州府志》卷五《隐逸》载，五代时益都人何鲁，家蓄书数千卷，以探讨自娱，隐居不仕。杨成云，字德仙，其先关中人。素琴一张，老、庄万卷，池亭之下逍遥自娱。以上仅是博州、青州之地的著名藏书家，这一时期，山东其他各地还有著名藏书家颜师古、杜暹、段成式等，他们都蓄聚图书，藏书颇丰，在当时非常有名。藏书数量的大量增多，与雕版印刷术的兴起密切相关。印刷技术的提高，使藏书在民间更加普及，读书治学者越来越多，学术风气日益浓厚，加速了书籍的流转，使藏书得到了更大程度的使用，藏书之风更加兴盛。
宋元明清时期，尽管时有战乱、朝代更替，社会经济仍然不断向前发展，整体环境有利于图书的出版、交流与传播。
宋朝最高统治者推行重文政策，加上统治者身体力行的号召劝勉，宋代社会在文化领域内成就显著，但是在哲学、史学等领域也有了极大的发展，并涌现了一大批杰出人物。如在哲学思想方面，是继春秋战国以后又一次学派林立、百家争鸣十分活跃的时期。经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至朱熹集大成，形成了以儒学为中心，兼容佛道两家的主要学术流派——理学；史学方面，司马光带领其编撰人员，历经数十年编写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巨著——《资治通鉴》。这部史书，深刻总结了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得失功过，以此为后世君主帝王的统治提供借鉴；而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更是开创了一种史学新体裁。教育方面，从国子学、太学等中央官学，到遍布各地的州府县学；从名儒主持的授徒讲学的书院到延师教子的私塾、义塾、家塾方兴未艾，遍地开花。科技方面，如上所述，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作出巨大贡献的四大发明中的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术就是在宋代发明的。文学艺术方面，在中国文学史上与唐诗一样被誉为璀璨明珠的宋词也是在这一时期兴盛起来的。至于书画艺术，也是推陈出新，百花齐放，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宋代取得的这些文化成就，反映在文献领域，便是图书典籍的大量产生。所有成果必然要凝结在物质载体上，才能得到妥善的保存、传播和继承。因此也可以说，正是以上文化成就推动了宋代图书文化事业的发展与繁荣。而藏书业作为整个图书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高度发展的宋代文化的反映，也为推进宋代文化的繁荣起了很大作用。
元代的文化政策，以图书业而言，虽然经过兵乱之后，图书业不及两宋之盛，但元朝统一以后，政府还是比较重视的。以图书出版事业来看，雕版印刷又重新振兴起来，尤其是元成宗时王祯改进了活字版印刷，成为试用木活字印书的第一人。他写的《造活字印书法》，是印刷史上的珍贵文献。因此，元代图书出版比宋代更兴盛，为元代藏书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明朝商品经济的繁荣，特别是高度发达的手工业，为藏书业创造了良好的物质条件。如造纸、印刷技术的不断改进，尤为突出，可以使图书典籍大幅度地批量生产，而且内容清晰、印制精良，成为一种商品。当时生产的书籍不仅能满足国内市场的需要，而且还远销海外。加之明朝初期的几代皇帝都非常重视收藏图书典籍的重要性，因此从民间大量搜集藏书，收纳至国家书库中，使国家书库日益丰富，琳琅满目，盛极一时。与此同时，明代私人藏书也达到了空前兴盛的地步。私人藏书首以各地藩王藏书称善，质量很高。明朝在藏书方面的发展成就，推动了清代藏书事业达到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的鼎盛阶段。
清朝与前朝相比，国力更加强盛，文化事业更加发达。尽管清统治者为加强思想统治，通过文字狱的形式，严厉打压反对朝廷的言论和文化，整肃图书市场，查禁“反动”图书，以达到思想上的统一控制。但是清朝统治者镇压之下，也会通过审查、删改、整理图书，以一种新的面目出现“嘉惠后学”，这就是所谓“稽古右文”。《四库全书》就是这种政策的体现。但是清代仍然是我国私家藏书发展的最高峰时期。其原因：一是根据文献积累规律可以得出，时间是文献积累的一个尺度，这个尺度越长，人们从事的相关活动越多，沉积越厚，保存越多。社会发展至清代，毋庸置疑，文献量是最多的；二是从学术发展的角度看，学术发展旺盛的时期，文献需求量加大，但是官府又不能供给时，便会促使学者文人自我满足，私家藏书必然盛行；三是清朝科举制度的实施，促进读书人为著书立说、扩大文化积累和博取功名，不断增加图书收藏。
关于中国历代藏书家藏书情况，王绍曾、沙嘉孙曾以藏书颇丰的苏、浙、鲁三省为代表进行过统计对比：
苏、浙、鲁三省历代藏书家人数统计表
由上表可以看出，山东藏书家数量自先秦两汉开始，就居于前列，虽然每个时期总量稍有增减，但是总体还是最多的，清代一度达到 349 人。从这些数字中也可以看出山东几千年的文化教育和学术发展状况，其中包含着山东古代的学者文人为此做出的努力和奋斗，他们取得的辉煌成果以及做出的杰出贡献。他们不仅在山东，在整个中国甚至是世界上都有一定的影响力。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山东上至公卿、下至寒士，藏书读书蔚然成风。王绍曾认为：“山东在两宋以前，藏书家为 40 人，江浙仅寥寥数人。宋、元、明、清数量不亚于江浙，而清代则远过之。即使减去山东民国藏书家 48 人，仍较江苏多 6 人，较浙江多 117 人，当然不排除吴晗在《江浙藏书家史略》中采摭未备的因素，但大体上可以肯定，山东藏书家的人数，决不次于号称藏书渊薮的江浙。”
因此，山东称之为“文献之邦”，可谓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