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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转折关口。
为发展外向型经济，迅速进入世界经济舞台，中国最大的工业基地——上海，正面临着自身经济结构和运行机制的调整、重建。
中央对上海寄予厚望，拟改革对上海“三十年一贯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实行基数包干，“分灶吃饭”，并辅以外贸、物价、分配、金融方面的改革措施。上海将从这里获得一个重要的转机，也产生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力感、紧迫感。
上海是在财政“低谷”时期实现这一重要转折的。自 1986 年始，上海财政“屏幕”上频频显示出令人震惊的数字：地方财政收入连续两年以 5.5 亿、11.1 亿的加速度“滑坡”，从 181.6 亿跌落到 165 亿元。
作为衡量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综合指标——国民收入，上海曾蝉联全国“冠军”30余年。然而 1983 年，全国排列名次骤起变化，上海屈居江苏、山东、四川、广东之后。
继江苏以咄咄逼人之势夺走工农业总产值和工业总产值两项全国第一之后，外贸出口总值的“头把交椅”也易主广东。
与此同时，“经济中心转移”之说也不胫而走。理论界提供的佐证是：支撑经济中心的三大基石——产品优势、生产要素集散优势、投资环境优势，近年来也在上海有所削弱。
上海的经济遇到了很大困难。资源短缺，加工优势难以发挥；而受控于计划管理的产品价格，又抵御不了高价原材料的冲击。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有计划商品经济转变的过程中，上海已无法绕开这些尖锐的矛盾。
上海的兴衰事关全国大局。因此，中央在国家财力还很不宽松的情况下，下决心放活占全国财政 1/8 的上海这块财源，为它提供长袖善舞的舞台。中央不仅期望上海尽快渡过难关，而且期望它能尽快在国际市场上站稳脚跟。
从计划经济转向商品经济，从国内竞争转向国际竞争，上海人面前是两级高高的台阶。尽快把“低谷”变成“谷底”，把“谷底”变成跃上高台的“起跳板”——上海人已别无选择。
新的经济转机，呼唤着与之相适应的人的精神状态。新年伊始，在上海的经济指导中枢，在市府各局机关，在市内各种新闻媒介，“反思自己”成为上海舆论的热点。
上海人是有理由骄傲的。在过去的三十年，他们为全国建设提供的财力支持达4257 个亿。即使在转轨的困难时期，上海一年的国民收入净流出仍然在 100 亿元以上。在改革最初的震荡中，上海为全国分担了压力。然而，由此引发的某种攀比、埋怨情绪，一定程度障碍了上海人的眼光和思路，使人较多地注意了改革带来的负效应，而削弱了在改革中开拓前进的锐气。
人们回顾，在上海，不乏改革的先声夺人之举，但自我禁锢、坐失良机的事情也比比皆是。
上海的工艺美术品享誉海外，外商纷纷邀请有关厂家出国展销、开店，上门要求合资办厂。但限于一些政策规定，尽管外商频频招手，上海有关部门却始终左顾右盼，趑趄不前，至今未破“零的纪录”。
在松江县建立一个新工业区，这是 1984 年就已经获准的方案。但由于各方关卡不敢放开，政策少有优惠，3 年过去了，至今未拿出一分钱产品。而江苏昆山县一个效法松江的工业新区却后来居上，去年已有 2.7 亿元产值。
思想观念上的差异，很快在经济发展上分出泾渭。无怪一些在竞争中获得“后发利益”的对手们把这种现象戏称为“你死我活”。
由于上海的经济地位，常常可以得风气之先；作为历史上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上海人杰地灵，更不乏有识之士。然而有许多创见因得不到适当的思想环境和政策环境，“抓住螃蟹没尝到鲜”的事例不在少数。1979 年就起步的“三来一补”，9 年累计利润不及广东省去年一年的收益；最早在上海出现的民办科研机构，几年的营业总收入抵不上北京四通公司年收入的一半。
上海的科技人才不仅在国内一领风骚，就是国外一些经济发达国家也为之垂涎。可是这方面的“潜能”却远未能充分释放。上海交通大学船舶研究系 4 位高级科技人员研制成功一种新型冷却塔及其风机技术，到上海几家工厂推广却处处碰壁。浙江一家小砖厂把这些“财神”请了去，迅速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小砖厂一举成为国际鼓风机市场的“明星”，9 个系列的 186 个品种畅销 14 个国家。近几年，由于种种原因另谋他途的上海科技人员何止这几人？
中央对上海实行以“统”字为特征的计划体制，上海对区、县、企业也实行“统”的办法。全市地方国营企业苦于缺乏经营自主权，常有寸步难行之感，近两年工业增长速度缓慢，后劲不足。1978 年，上海郊县乡镇工业总产值分别高出苏州、无锡百分之四十以上，而到 1987 年，苏州、无锡的工业总产值却反超上海郊区几十个亿。
这些事实犹如一面面镜子，使上海人看到了自己在改革开放中的形象——“见了红灯快刹车，见了绿灯慢慢走，没有灯处不挪步”。上海不同层次的决策者们咀嚼这些频有苦涩意味的事实，深切地感到，上海要振兴，除了要克服种种客观困难以外，精神状态的改观，心理障碍的超越显然尤为重要。
人们沿着这条思路深层地审视自己。上海的管理体制集我国三十年计划体制之大成，各种机构、制度、政策、法规，系统完备，丝丝入扣，商品经济活跃因素的渗透和管理体制自身的蜕变都显得十分艰难。一些委办负责同志形象地说，在上海，企业被抛进了商品经济的海洋，而各种综合管理、检查监督的一套还站在计划经济的岸边。这种矛盾对峙的状态，往往模糊经济活动中“是”与“非”的界限，使精明干练的上海人在商品竞争中有点惶然失措！
事实上，上海人只要从自我禁锢中解脱，是可以大有所为的。上海闵行是国务院最后批准的一个经济技术开发区，仅一年多时间便成为全国 13 个开发区中的佼佼者；全国正在建设的 6 个高技术区中，上海漕河泾微电子开发区进展最快；上海利用外资项目的成功率执全国之牛耳……
反思使人清醒。上海人从心底发出呐喊：再也不能干自己管死自己的傻事了。
1988 年，上海市最高决策层的第一个举动就异乎寻常。他们组成高级代表团，到广东进行了为时 12 天的学习考察。
南行归来，领导者们在各个场合宣传自己考察中获得的新感受、新思想。上海体育馆大厅里，市委书记、市长江泽民作了赴广东学习考察报告，他借用广东人的一句话表达振兴上海的新思路：“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搞活，对下更加放权。”在此前后，各种座谈、对话、咨询、研讨以少有的时空密度紧张进行。一股解放思想的热流在浦江两岸涌动。人们的认识开始在一个新的高度上聚焦：
——上海的优势和潜能犹如地层下的矿藏，蕴藏量远远大于开采量。中央的决策提供了新的采掘工具，能不能干好，就看上海人自己了。
——上海要以更勇敢的姿态进入世界经济舞台。原材料、市场两头在外，大进大出，是解决当前上海面临的突出矛盾的积极措施，也是改造、振兴上海的根本途径。
——今天的上海，困难和希望同时并存，机会与挑战一起出现。上海人要上下一致，把中央给上海的各项政策用活用好，集中力量发展生产，使经济、社会发展尽快走上良性循环的道路。
与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同步，各系统、各部门迅速进入实质性的探讨和筹划，寻找自己的突破口和新契机。
管理着 1700 多家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的市经济委员会，率先推出在企业实行综合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方案。这个方案一改过去层层压指标、年年搞环比的思路，在基数上“退一步，进两步”，在放权上要少干预，着眼于给企业一个好的机制。
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总开关”——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提出的方案也令人刮目：“三来一补”业务全部放开，工缴和外汇留成百分之五十留给企业；下放一部分外贸权，让有条件的企业直接对外；下放一部分外资项目审批权，让区县自谋发展；投资 10 亿元扶持外贸基地，形成外贸办工业，工业办外贸，千军万马一齐对外的开放新格局。
人们寄予厚望的科技界，近日来在积极组织“科技实业大军”，请“商先生”登堂入室，并加紧调整政策，放活科技人才的管理，推动科技和生产多层次结合，以科技的优势换取上海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优势。
财政金融是整个经济命脉的心脏，它的搏动也不乏新的信息：区、县、乡将层层与市财政实行承包，建立自己一级财政；在财政、银行的支持下，各个实业部门纷纷成立专项资金管理机构，使有限的资金尽快滚动增值，新的循环系统正在建立之中。
海关的钟声响了。大上海奋起的热力喷薄欲出。借用上海老作家朔望描绘的意境：它如日出，如潮生，使人屏息定睛，翘首以待！
1988 年 2 月 16 日
合作者吴复民、陈雅妮
今天本报刊登的报道《上海在反思中奋起》，反映了上海决心解放思想，振奋精神，发挥优势，克服困难，迅速把经济工作搞上去的昂扬精神。这种精神值得发扬。
上海是全国的上海。新中国成立以来，上海完成的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性收入的 1/8，每年国民收入的大半提供全国使用，对全国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为全国的改革付出代价。作为全国长期以“统”字为特征的计划经济的典型，上海在向有计划商品转轨的过程中面临着一些新的困难。这是我国大中型城市困难的集中反映，是整个改革进程中出现的暂时困难。
可贵的是，上海干部面对困难表现出昂奋的志气和勇气。他们鼓起劲头，迎接新的挑战。多从主观上寻找原因，认真反思自己。这种做法是值得赞赏的。
敢于正视和反思自己的不足，这本身就是一种改革的深化和历史性的进步，是不甘落后、自强不息的表现，也是上海经济走向振兴的希望所在。上海通过反思领悟到，只有切实改变长期来在产品经济下形成的陈旧观念和习惯，增强商品经济观念，增强改革和开放的意识，明确发展生产力是衡量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才能弘扬上海的综合经济优势，真正提高上海发展商品经济的活力，为上海以更加有效的姿态走上世界经济舞台注入巨大的推动力。这个体会对全国各地都有启迪。
近年来，全国各地的改革、开放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无论是速度、广度和深度都不平衡，相比之下，落后与先进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各地、特别是改革、开放行动滞缓的地区，不妨都像上海那样，怀着一种危机感和紧迫感，对本地区、本部门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作一番科学的分析，丢掉一切消极情绪，虚心学习先进地区的经验，形成一种开拓、创新、进取的精神状态，形成一种促进和保护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社会环境。这样，我们一定能够战胜面临的各种困难，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开创经济发展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