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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新世纪的门槛上回眸，人们为这个老工业基地脱胎成美轮美奂的经济中心城市的奇迹而惊叹，同时也铭记着：上海人为此曾经承受过剧烈的阵痛，做出过历史性的奉献！
总结上海八九十年代走过的这段艰辛之路、发展之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黄菊思绪万千，他说：“很重要的一条，是我们在工作中始终坚持了开创性、坚韧性和操作性。”“这种精神状态和工作方法，也是指导上海面向新世纪发展的宝贵精神财富。”
从“七五”到“八五”、“九五”，贯串始终的上海经济结构大调整，正是坚持开创性、坚韧性、操作性的杰作，因此才取得了调整的先发性效应，也为上海进入新世纪的腾飞奠定了基石！
上海的经济结构调整起步于“七五”时期。由于苦守在全国改革“后卫”的位置，又面临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那时的上海经济正处于最困难的过程。但上海的决策层以超前的眼光和思路毅然拉开了适应性调整的序幕，推进了产品结构的调整。上海的汽车工业就是由此开始在夹缝里发展起来的。
90 年代初，上海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遵照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的战略构想，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确立了上海发展的战略定位，要求尽快把上海建设成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上海市的决策层启动解放思想的闸门，不失时机地提出了“优先发展第三产业，调整改造第二产业，稳定提高第一产业”的新的产业战略，把几十年一贯制的“二、三、一”产业发展序列，大胆地调整为“三、二、一”；同时果断决策，在第二产业加快培育汽车等新兴产业，取代纺织等传统产业的支柱地位。这一有进有退的战略性调整成为“八五”的主线，并在“九五”时期与全市生产力布局的整体性调整结合进行，推进二、三产业的水平和质量不断“上档次”。这一调整，大约比全国多数地区领先了 5 年。
大刀阔斧的结构调整，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照搬，要敢于探索，不怕冒风险，真正实施起来又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包含着整个城市格局脱胎换骨的“大翻转”，犬牙交错于民宅间的上千家企业战略性“大撤退”，传统产业丧失竞争力的千余家企业“大关并”，200 万居民从市区往近郊“大迁徙”，150 万职工就业岗位“大转换”，几乎每户职工家庭都承受了调整的冲击波。如果没有调整的坚韧性，决不在困难面前退缩，在哪个环节都有可能卡壳。
在市委、市府的坚强领导下，思想教育、实事工程、再就业中心、社会保障等工作几管齐下。各传统产业反思旧体制的惯性和烙印，重新进行角色定位；职工群众的就业观点深刻变化，艰难地从“单位人”转向“社会人”。上海终于冲破旧体制的羁绊，经过大变动的“阵痛”，以大气魄写就结构调整的大文章。
上海在结构大调整中的坚韧性，还表现在始终坚持结构调整，走出成功之路：作为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功能大大增强；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每年提高 2 个百分点，今年将超过一、二产业的总和；高新技术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每年提高 1．5 个百分点，今年将超过 20％；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 50％。以高科技为主导的第二产业是第三产业发展的实力支撑；而第三产业的发展又为第二产业提供了市场化运作资金的广阔天地和技术、信息方面的服务，并吸纳了第二产业在调整中产生的上百万名富余劳动力，取得了二、三产业互动发展的效应。
在“十五”期间，上海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是全力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已经确立的信息、金融、商贸、汽车制造、成套设备、房地产等新的六大支柱产业。
在结构调整中，上海市委、市政府用开创性的思路，敢于在全国领先一步，实施“有所为”的发展举措。
上海八十年代就开始实施“嫁接型合资”，并探索争取世行和国外政府提供低息贷款；九十年代进一步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地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发展“自主开发型”的合资，直接吸引外资额年年攀升。到今年年底累计吸收外资合同金额可达 925 亿美元，世界 500 强企业在上海投资落户的已达 250 多家，均在国内首屈一指。其中，中外合资工业企业去年创造的工业总产值和出口创汇，已分别占全市工业的44%和 72.5%。上海还采取“拆围墙”的方针，以更积极的姿态发展国内合作，在去年上海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幅中，有近 1 个百分点是由这些外地企业创造的。
八十年代上海进行股份制改革时，争论还很大。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上海坚持改革试点，如今市场机制已对各种资源的配置开始发挥基础性作用。到资本市场去筹措资金，是大批发展型企业的选择。上海市已有 113 家企业改制成上市公司，筹资约 1000 亿元。为提高上市公司的融资能力和实力水平，近些年上海市已对其中的 74 家开展了规模化的效益型资产重组，力求把最好的企业、资产、人才集中到上市公司，帮助它们提升了业绩。上海 113 家上市公司的平均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今年已超过沪市、深市和全国平均水平。
早在 1994 年率先进行现代企业制度试点时，市委、市政府就制定了整体搞活国有经济的实施步骤。上海成立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是全国第一家，它分三个层次实行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管理，强化了资产运作的功能。发挥国有资产可以合理流动、优化重组的优势，上海大规模地推动优势企业实施扩张型重组，使这些企业取得规模效应，扩大市场份额，获得现金流量和增量资金。仅仅今年头 10 个月，就有 2324 个转让、出售、破产、兼并等项目在上海产权交易所挂牌上市，实现成交 378 亿元，盘活变现资产 189亿元，实现了有效益的再投资，使资源和资金向必须“有所为”的企业和产品集中。
近些年，上海又积极探索在特大型城市促进所有制结构从单一向多样性转变的途径。为了促进民营高科技企业实现超常发展，上海逐步建立了具有上海特色的人才资源开发培养、科技和技术共享、信息获取、资金融通、市场准入等五大服务体系，为这些企业解决贷款难、担保难、抵押难等种种难题。据最新统计，非公经济占全市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达到 25%以上。由归国博士领衔投资创办的民营科技型企业，遍布信息、生物医药、新材料和环保等最具潜力的新兴产业，已成为上海经济发展的亮点。
让“有所不为”的行业和企业有序地、理性地退出市场，往往比“进”更加艰难。长期以来，一些国有企业虽然严重亏损，在市场竞争中早就丧失了生命力，成为国有资产的出血点，但因为没有退出的动力和退出的成本，不愿退出，也退出不了，如果强行退出，必将影响社会的稳定，由此累积了一批“植物人”式的企业。
为了把“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结构调整方针落到实处，上海市解放思想，开阔视野，用改革的办法建立了便于操作的“两个机制”：一是劣势行业、亏损企业退出市场的动力机制。随着出资人制度的建立和产权代表的到位，国有控股公司和集团公司的国有资产授权经营者，越来越多地通过市场化选拔，接受独立的审计考核。这支职业化的经营者队伍，有内在的动力，把劣势企业退出市场作为维护公司资本利益和实现自己各项签约责任的自觉行为。二是建立退出市场的成本机制。通过多种渠道筹措资金，支付包括安置职工、为解除担保补偿、按破产清偿率支付银行债务等在内的“企业退出”费用。据统计，在最近三年上海工业企业运作的 1000 多亿元资产中，有将近五分之一被用作劣势企业退出市场的费用。此外，上海还比较早地构建了一张社会性的减少震荡的“安全网”，那就是覆盖全市的养老、失业保障机制和救难救急机制。
把握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坚持走小步、积大步，循序渐进，上海已初步建立起劣势产业、行业、企业退出市场的四个通道：
——劣势企业退出通道。通过按政策破产、依法破产、兼并、合并、就地关厂等办法，使一批劣势企业退出市场。仅上海工业系统 1992 年以来退出市场的国有劣势企业已达 1058 户，按年均退出户数计算，约占当年全部国有工业企业的 7%左右。
——过剩生产能力退出通道。通过强制关闭“五小”企业、压锭压线、淘汰三废企业等途径，压缩不符合市场需求的过剩生产力。上海纺织业在最近三年间结合强制压锭淘汰了 86.3 万锭 70 年代及以前的棉纺锭设备，使先进设备的比例由 30.6%提高到 61.1%，为纺织业的精华改造成“都市型工业”创造了物质条件。
——多余劳动力退出通道。90 年代以来第一个“三年”主要是厂内下岗分流、轮岗培训；第二个“三年”主要是建立“再就业服务中心”，逐步实现岗位迁徙；第三个“三年”一直至今主要是从中心逐步转到社区，建立劳动力市场，通过发展非正规就业，兴办生产自救企业，培养再就业带头人创办小企业，兴办三产和鼓励自谋出路等方法，让多余劳动力分流下岗。仅上海工业系统 1994 年至 1999 年就分流安置了下岗人员 150 万人次。
——企业“坏账”退出通道。通过企业债务中坏账和所有者权益中泡沫资产的核销、破产兼并、债转股、核销呆坏账准备金等渠道，大幅度地调整企业负债结构。上海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下降到 50%以下，上海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的亏损面下降到 15%左右，提前实现国有企业扭亏解困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两大目标，正是这种“发展有路，退出有门”的新机制结出的硕果。
2000 年 12 月 3 日
合作者吴复民